，都自动给他闪开了一条路，可当他在屋门口看见桂枝那舌头还在嘴外的青脸和泛白的眼睛时，看见那两个乡村警察在门口握着手枪站立着，高个子所长正用相机对着那摔碎、撕碎的毛主席像“啪、啪”拍照时，他把手放在他闺女的鼻前试了试（和我不久前的动作一模样），脸砰地一下就白了，虚汗瓢泼一样挂在额门和他的鼻子上。我以为他这时会英勇无畏地站起来，会用目光在人群中恶狠狠地找到我，会抓住我的衣领质问我：桂枝是为啥上吊的？可他却把目光落在了那些被摔、被撕了的神圣上，仿佛他没进家就知道桂枝在上吊前做了那些事（是不是他们一家不断地议论我？常常说我患了一种革命症，因此桂枝说过她总有一天要把家里的革命和神圣摔了、撕了呢？）。把目光落在所长的相机上，程天青叫了一声“王所长”，王所长没有把眼离开那相机，没有把拍照的腰直起来，甚至连头都没有扭一下，就对程天青平淡而又定性地说：

“程支书，不得了呢，这是程岗镇十几个大队、几万口人中出现的第一起现行反革命自杀案。”

程天青忽然冷冷地道：

“王所长，现在定性早了一点吧。是不是现行反革命，至少要你们镇长说了才算吧。”

王所长把拍照的手停下了，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程天青，平平淡淡问：

“死者是你啥人呀？”

程天青说：

“她是我姑女。”

王所长“哦”了一下，说：“你去把镇长叫来吧，让他看看现场，看他敢不敢说这不是一场现行反革命自杀案。”说着，王所长就又开始拍照了（他真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谢谢了，王所长，我向您致敬——意志坚定的革命者），那样儿似乎压根没有把程天青放到眼里去。

在场的人都看见程天青的脸成菜色了，他盯了一下王所长，盯了一下站在屋门口如木柱一样的警察，突然转身走去了。他出门朝镇政府的方向走掉了，都知道他是去找那中年镇长了，可他这一去，再也没有返回到我家里。

直到在岗上埋了桂枝他都没有在村街上出现过。

在程岗有七天不见他的影儿了。

半月不见他的影儿了。

收过秋，种上麦直到小麦苗从田里钻出一 那么高，褐黄的土地上又有了一层嫩青色，他才在程岗出现了。不足两个月的时间，他的头发全白了，又乱又长，蓬蓬杂杂，头发中不断有鸡毛和柴草夹在头顶上。往日冬天刚来他就披在肩上的军大衣不见了。如今，早早晚晚在村头、牌坊下、饭场上见到他，他都是穿一件又脏又乱的黑夹袄，领子上的油污和领子比着厚，日光一照那领子就闪着令人恶心的光。

他病了。真正有了疯魔症（历史真会开玩笑）。

他疯了以后总是在村街上走来走去，见了村人不是嘿嘿地笑着，就是瞪着充满杀机的双眼，可你要真的朝他晃一下拳头，他就会慌忙蹲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甚至，他还会突然朝你跪下来，给你磕头、作揖，请你饶了他，说：“我姑女都死了，你们千万不要打我呀……我认罪，我认罪不行吗？看在我是老党员，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份上你们就饶了我这一回……”

3 转折(2)

（他为我党和老一辈革命家丢尽了脸！）

他是在为姑女桂枝伸冤叫屈中疯了的。告到县公安局和法院，公安局和法院的人说：“这是明明白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你还告啥呢？”申诉到地区法院，法院说：“回去吧，有人放电影，无意识把片子装错了，出来的领袖像是头朝下，就判了有期徒刑二十年；你姑女幸亏上吊了，不上吊还不知要枪毙几次呢。”后来他竟以老八路的名誉告到省法院，说他姑女就是罪该万死，可那个逼他姑女那样做的高爱军咋能逍遥法外呢？这时候有一张诉状从程岗飞到了县委书记的手里边，县委书记又批转给在程岗成功地破了一起现行反革命案件被调到县公安局主持工作的王所长手里。那张诉状上共列举了程天青三个方面的二十六条罪恶，按了十七个证人的红手印，王所长派人把程天青从省城告状的路上带回来，将那二十六条罪状给他看了一遍，看完他就痴呆了。

当然，这并不表明他疯的直接原因是因为那张状子所致。根本的原因，是他成了革命的敌人，是阶级敌人对革命大潮的惊惧和胆怯。我们都知道，当革命在一夜之间如狂风暴雨般降临时，敌人是会在狂风暴雨面前神经错乱的，这表明了一种伟大和渺小，一种力量和怯弱，一种正义和非正义，一种严正和理屈，一种阶级的正确性和另一种阶级的反动性。

但是，我们决然不会，也不该忘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道理；不会、也不该忘记虽然一切敌人都是纸老虎，但它们身上，令人恶心的毒疮已经化脓，正散发着一股难闻的尸臭在腐化着我们的肌体和社会。我们不会忘记，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革命道路漫又长。

革命就这样初步成功了。

我们会不畏艰险地朝着灯塔走过去。

4 一张图表

在程岗的革命就这样意料之中又意料之外地成功了。我们依着上边的指示精神，改党支部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新的革命领导小组。为了后边交代的方便，我该把一张图表给你们画出来。你们不应该把这张图表看成是我在程岗革命成功后的权力分配表，而应该把它视作一张程岗革命工作的联络图。

程岗大队新成立党支部工作一览表（一）

图表不说明啥儿，但它一览无余地证明了我在程岗革命的成功和胜利，证明了我和红梅的心血如朵朵葵花向太阳一样有了收获和成果。事情就是这样，没有革命，就没有权力，权力是革命的目标，革命是权力的手段。一切革命因之权力，结之权力。与此同时，革命的初步成功，还证明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为革命的利益而死，死得其所，比泰山还重；为个人利益而死，便比鸿毛还轻。

1 红海洋(1)

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我上台以后的工作中心。但是，桂枝死了，给我带来的最直接损失是，每天睡到半夜，姑女红花会突然醒来，大哭着要她的母亲。“我娘哩？我要我娘──”这哭声尖直犀利，如鲁迅的伟大匕首，划破漫漫长夜，弄得我彻夜不眠，影响了我来日的许多精力。

自然，我的母亲从岗上搬下来了，回到了她儿孙们的身边。镇政府在程岗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新的革委会名单后，母亲把饭端到我手里，怯怯地问了一句话：“爱军，你给娘说实话，你丈人下台是不是因为你？”

我说：“娘，是他自个儿犯了错误哩。他烟瘾发了，敢从《毛主席语录》上撕下一页纸卷烟抽；他孙子拉屎了，找不到纸和石头，他敢从毛主席的书上撕下一页给他的孙子擦屁股……毛主席的书是啥儿？那就相当于过去的圣旨哟，你说过去谁敢对圣旨说个不字哩？见了圣旨谁敢不跪哩？不跪就要杀头呢。眼下新社会，民主了，不用像对圣旨一样对毛主席的话磕头了，不用磕头了你就敢撕下卷烟吗？你就敢撕下给孙子去擦屁股吗？”我说：“正好那一页上还写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段话，要不是他疯了，枪毙他也不是没可能。”

母亲便将信将疑地又挪着她半大的脚儿去给他的孙子、孙女端饭了。此后，我伟大的母亲承担起了照顾革命家庭的全部担子和义务，每当红花半夜哭醒时，我就见母亲把红花揽在怀里摇来又摇去，见我揉着眼睛从西屋（我一个人搬进西屋睡去了）到了东屋里，母亲就会说：“睡去吧，你明儿还有村里的一摊儿事，既做了干部就给人家干好些。”

我的娘是这个鱼目混珠的人世上最圣洁、伟大的人。我不知道她用啥法儿使红花半夜不再啼哭了，使红生半夜睡着也不再磨牙说话了。走了桂枝，回来了我娘，家里的地总是洁洁净净，桌子和桌子上的主席像、红宝书及墙上贴的“语录画”，也总是锃光发亮。苇席总是卷着靠在门后边，凳子不坐时总时放在屋里界墙下。读了一年级的红生的书包放学后总是扔在院里或者屋子的脚地上，可过不了多久，那书包就又总是挂在墙上了。

娘使我能够专心投入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运动了。在冬闲的日子里，我首先用水泥把“二程故里”的牌坊糊了一遍，涂上红漆，描上彩边，写上宋体大字，左边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横额是“新的圣地”，我在程岗各户的墙上用白灰掺上细碎的头发，都泥出了二尺宽、二尺五寸长的一块白色壁板来，在那壁板上一律用红漆画了边，用黄漆喷涂出了几行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派人去把十三里河上的大柳树伐了几棵，卖掉后统一购买了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相当于对联的两个长条幅，左边条幅的字仍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右边的也仍然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把这些画像和条幅统一发放到各户群众家里，统一贴挂在各家上房正屋的迎面墙壁上。我在各个生产队的每一块田地的头上统一制作了一米见方的大木牌，木牌统一面向日出的东方，写了“三忠于”那三句火热滚烫的话：“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发动党员、团员、青年和退伍军人，以“一帮一，一对红”的方式，让识字的帮助文盲，先进者帮助落后者，年轻的帮助中年或老年，子女帮助母亲或父亲，要求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尽量得会背毛主席语录三十条；五十岁至七十岁之间的尽量得会背五十条；三十岁至五十岁的人必须得会背八十条；十六岁至三十岁的必须至少会背一百条。我以革委会的名义通知程岗学校小学升级时分数高低无所谓，不及格或者零分也可以，但必须得会背毛主席语录五十条，小学升初中，除了背那五十条语录外，还必须会背“老三篇”（《为人成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

1 红海洋(2)

我用一个冬天的时间，绞尽脑汁，四处取经，在程岗创立了“三统一”（门前统一、家里统一、田地统一）和“一帮一、一对红；全村老少学毛选”的火红局面。我采取了超额背会毛主席语录者，以条数奖工分（一条十工分）；不会背的罚工分（少背一条罚二十分），若有抵抗情绪者，立马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共有三十九人遭此惩罚）的奖惩制度，使村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除疯子、病人和弱智者）都处在火烫的红色环境里。像人人都是煮在锅里的鱼一样，惊恐乱跳，但谁也出不了锅口。我深刻地明白一个道理：环境就是一切；环境创造一切。近墨者黑，近朱者赤。在延安你很可能就是革命者，在敌占区，谁又能保证你不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我希望我能创立一个全县独一无二的新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希望程岗成为一块新革命的实验田。一个冬天下来，我的努力成果累累，程岗的革命在寒冷中，红流滚滚、如火如荼、火星飞溅。大街小巷的墙上都写满了革命的标语和口号，村里村外的榆树、槐树、皂角树、泡桐树、楝树、椿树上都挂满了革命的苹果和革命的梨（挂满树枝的塑料薄膜上，都画着梨、苹果、柿子、桃、杏等，这些果实上或果实的边上都写有一段语录或是一句毛主席的话）；天空中红色飞舞，街道上红味四溢，地面上红花开放，家庭里红桌红床红箱子。红色的海洋红色的湖，红色的山脉红色的田，红色的思想红色的心，红色的口舌红色的语。姓张的见了姓李的，说:“‘斗私批修’——你喝没有？”答：“‘节约闹革命’——我喝过饭了。”问：“‘要破私立公’——你喝啥饭？”答：“‘不破不立’——老样儿，红薯汤。”张家要到李家借东西，推门进去见了人：“‘为人民服务’——婶，你家的箩筐让我用一用。”婶忙说：“‘我们要发扬白求恩精神’——你拿去用吧，新买的，爱惜一点。”说：“‘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知道了，谢谢婶。”

在那段日子里，你如果有机会走到程岗大队，你就会明白啥儿是“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啥人才是“心明眼亮斗志昂”。在宣布我当村革委会主任那一天，四十五岁的平头王镇长在群众大会散了之后，把我叫到会场一角望着我，问：“你二十四岁了？”我说：“二十五岁了，复员一年了。”说：“爱军，你觉悟很高，是块革命的料，但你听我两句话，一是革命不要砸了二程寺，北京连故宫墙上的一根茅草都没动，你要砸了程寺就砸了姓程人的心，就要失掉民心，失道寡助了。二是一定不能忘了抓革命还要促生产，农民是以食为天哩。”我说：“你放心，王镇长，我明白凡是革命文化遗产我们都应尽力去保护。我知道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革命是前提，生产是结果；革命是条件，生产是目的。”我那样说时王镇长以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