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德意志,但绝不是反战分子的同盟者,更不会参与挖掘德意志坟墓的事情!”
霍夫曼:“可我们别无选择!目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为魔鬼助虐,要么与反抗力量为友,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斯普林特:“不!我绝不能背叛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已经在背叛了!”
斯普林特:“不,我背叛的只是一个希特勒,而不是整个德意志!”
霍夫曼:“可你知道,希特勒并非是孤立一人,他背后有一个曾经包括你我在内的庞大的狂热支持者。如果不是这些支持者在疯狂地助纣为虐,帮他实施着残暴的侵略计划,他一个奥地利的流浪汉,即使有恺撒大帝、拿破仑的本领,也不会把德国推到今天这种绝境……”
当然,最终促使霍夫曼彻底转变的还有越来越严峻的战争形势,以及他那没有泯灭的人性……
当霍夫曼被关押在监狱里,以绝食来拒绝接受审判时,他与金玲有一场深刻的对话:
霍夫曼:“我已经不需要审判了,对我的审判不是今天,而是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了!审判我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良心。我的良心很早就开始审判我了,审判我良心的不是别人,恰恰是你金玲……”
金玲十分惊愕:“怎么会是我?”
霍夫曼:“是的,你的每次到来无形中都在审判我,还有我死去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在审判我……现在,我成了德意志的叛徒,比利时的罪人。我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我曾引以为自豪的德意志,曾引以为自豪的大日耳曼民族,全完了,全都成了千古罪人,成了人类的公敌……我的国家成了百孔千疮的废墟,我的民族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这个德意志的将军,死与不死,存在不存在,还有什么价值?我早已一无所有,没有亲人,没有财产,没有自由,我这个死亡之躯,已经不需要任何人的审判了。我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尽快解脱自己!”
金玲:“霍夫曼将军,我一直认为您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位令我敬佩的将军。尽管您干了许多罪恶之事,可我一直敬佩您。我觉得一个人无法选择国家,也无法选择时代……可现在,您不敢面对审判,而是用绝食来美化自己!您不敢上法庭,不敢用接受审判来净化您的灵魂,不敢面对千百万被你们残酷镇压过的群众……”
然而在法庭上,金玲却不顾众人的唾骂与谴责,挺身为霍夫曼出庭作证,这一举动使万念俱灰的霍夫曼老泪纵横,连连向法庭谢罪:“法官先生,我对比利时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以沉痛的心情向比利时政府和人民真诚地道歉……”
两个月来,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在我的世界里,跟我的主人公一起流泪,一起焦急,一起欢呼胜利……
我先生除了一日三餐保证我的吃喝,还帮我查阅大量的资料,把我所需要的资料一一筛选出来,供我使用。
自从创作以来,我一个人一直在创作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每当遇到困惑时,总渴望能找到一位名师高人请教请教,可是命运始终没有赐给我这样的机会。
这次创作这部《盖》剧更是如此。我几次想给初次相识的刘扬体先生打个电话,因为老先生在上次会上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对剧本看得非常认真,做了笔记,发言时,并不像推土机那样发表一番破坏性的高见,猛轰一通就完事了,而是对剧本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意见,使我在一片废墟上能找到一份重建大厦的希望,保留一份振作的信心。
但我一直顾虑重重,怕打扰人家,怕大评论家不肯施舍宝贵的时间和智慧。后来才意识到,在《盖》剧剧本的创作中,我最大的幸事就是结识了这位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影视评论家刘扬体先生。我觉得无论他渊博的学识,还是对作品高屋建瓴的见解,无论他对作者的满腔热忱,还是他不媚上、不卑下、不看风使舵的高贵品格,都堪称文艺界的楷模,人生的典范。
第二章 此生不虚的素材(15)
这天晚间,我终于鼓起勇气拨通了老先生的电话,老先生温文尔雅而又热情的话语,就像窗外夜幕中的一盏灯光,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惴惴不安……
“雅文,以后有什么问题尽管来电话好了,千万不要客气。”
于是,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成了我的恩师,成了我《盖》剧剧本创作中的精神支柱。他用渊博的学识和智慧点拨我的灵感,启迪我的思路,丰富着我剧作的内容。
他嘱咐我,对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要找到他行为的思想根基。尤其对男女主人公,千万不要概念化,不要用中国的观念去图解他们,一定要找出他们行为的内在根基。金铃的成长应该随着战争的推进,随着比利时人民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推进而渐趋成熟,不要一开始就把她写成反战女英雄,写成“高大全”式的人物。她的作为要符合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身份。他说,文艺作品不仅要符合生活真实,而且要符合艺术真实,不仅要符合生活逻辑,而且要符合艺术规律的内在逻辑。他告诉我,德国人喜欢音乐,是音乐家的摇篮,出过巴赫、门德尔松、贝多芬等许多著名音乐家。他让我在剧本里体现这点,这样能增强剧本的文化氛围。在《盖》剧中许多有关音乐方面的情节,都是老先生指点我的。
总之,这位只有一面之交的老先生,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恩泽。
2000年12月24日,我按照合同及双方约定,满怀信心地用特快专递给周先生寄出了第二稿剧本,同时把剧本也寄给了刘扬体先生。
12月30日,我从哈尔滨专程来北京听取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可我几次给制片人周先生和央视影视部的a先生打电话,问他们对剧本的意见,他们却说:“你不要着急,等黄健中导演介入以后一起谈意见!”听到黄健中导演接手这部片子,我很高兴,觉得这样的大导演一定能推出一部力作。
阴历二十九这天上午,我捧着鲜花第一次来到刘扬体先生的家。老先生的夫人刘芳老师是一位翻译家。两位满头白发、谈吐高雅的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
刘扬体先生开口就说:“雅文,没想到你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竟然推翻了原剧本的全部构思,重新创作出一部全新版本的剧本,而且比原剧本有了质的飞跃。这是我没想到的。当时,我还担心你接受不了那么多批评意见,改不好剧本呢。一个编剧要否定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你当过运动员,我想你这种拼搏劲头,大概跟你运动员的经历有关吧?”
老先生跟我长谈了四个多小时,对这一稿又提出详细的修改意见。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我对先生和孩子说:“明天,你们找个地方玩去吧。我在家里改稿能安静些。”
先生和孩子都瞪大眼睛,不解地看着我……
我这个人最大的悲哀就在这里,对创作太执著,执著得只长了一个心眼,只要天没塌下来,只要天塌下来没砸到我头上,什么年哪、节呀、生日啊,一概不感兴趣,一概忘得一干二净!
大年初一,先生和孩子都被我打发到密云水库度假村了。我一个人留在家里,遵照刘扬体先生提的修改意见,继续修改剧本。
从2000年12月24日交稿后,我每天都抱着热火盆似的心情期待着导演的介入,期待着制片方对剧本的意见,从元旦盼到春节,从隆冬盼到春暖花开,苦苦盼了三个多月,一直盼到2001年3月29日……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 (1)
有人说:生命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但承受不了无足轻重;生命可以承受贫病交加,但承受不了同类的冷落;生命可以承受失败,但承受不了尊严的失却……我也要说:生命可以承受无尽的苦难和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十一
2001年3月29日—— 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黑色星期五。
四天前,我把修改后的又一稿剧本交给周先生以后,跟先生一起来到南戴河放松几天。
这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一派万物复苏的景象。我刚从拼得天昏地暗的屋子里走出来,来到海滨,漫步在银白色的沙滩上,眺望着浩瀚的大海,心情感到格外舒畅。
可是,一个电话却突然结束了一切……
下午四点三十分,忽然接到制片人小c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事情要立刻见我。我问他明天行不行,他说不行,今天必须见我。没有火车,我只好乘最后一趟大巴连夜赶往北京,到北京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此刻,我的心就像长安街的灯火一样,一片灿烂的明亮。我想一定是剧本有了结果,也许明天要讨论剧本,也许要我再修改一下……
总之,我怀着满腔热情走进了曾签约的奥斯凯宾馆207房间。可是,小c的第一句话却像当头一棒:
“雅文姐,央视影视部说你的剧本不行,必须另请他人修改,否则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
我顿时傻了!
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因为制片人一再告诉我,让我不要着急,让我等待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可现在……
我问小c:“为什么制片人一连三个月不提一条修改意见,而是以等导演介入一起谈意见来欺骗我?为什么现在突然提出我要不同意他人加盟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c说:“雅文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你要不同意他人修改,央视影视部就不立项,这部电视剧就要泡汤了!”
我无法接受这个要挟性的条件。再说,他们可以不考虑我的感受,可总不能不考虑双方签订的法律合同吧!
我和潇湘电影制片厂签订的剧本转让合同明确约定:我是独立编剧。没有他人加盟修改的条款,更不存在央视立不立项的问题。后来我的律师庄铁言先生也指出,双方的合同并没有约定由央视影视部来审定剧本及央视立项的条款,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履行合同中无权单方变更条款,双方应按照合同来审定剧本。
我想,即使剧本需要修改,也应该告知我。这是法律赋予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影视创作的惯例。如果他们早提出修改意见,这三个多月我早把剧本改完了。可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为什么要以导演介入欺骗我,最后又以央视影视部不立项来要挟我交出修改权?我觉得我的权益和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我对小c说:“我是跟潇湘电影制片厂签约,我只应该对潇湘电影制片厂负责。央视影视部立不立项跟我们的合同没有关系!”
小c说:“雅文姐,人家央视影视部投资,就得听人家的嘛!你就同意了吧,反正你还是编剧,加盟的只是改编。”
“那我跟加盟的编剧一起修改剧本可以吧?”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剧本的修改。
“不行!”
“为什么不行?这是我的剧本,为什么我跟加盟者一起修改都不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传达剧组的决定……”
我问他:“你们准备请哪个编剧来修改剧本?”
“我也不知道请哪一个,这事由央视影视部说了算……”
他在撒谎。其实就在3月29日找我谈话的这天上午,小c代表潇湘电影制片厂和剧组跟赵女士已经签订了修改《盖》剧本的合同,上面有小c的签名。这是两年后我在法庭上见到的。这也是小c为什么当天必须要见我的原因。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 (2)
我跟小c谈了五个多小时,直到凌晨四点,仍然毫无结果。小c提议先回房间休息。他回房间休息了,而我却经历了有生以来最痛苦、最难熬的一夜……
一个出身贫寒、从底层冲出来的小人物,闯到今天不容易,闯出来一个机会就更不容易了。所以签约以来,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认真地修改剧本,跟大家合作得很愉快。我热情、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人。周先生和小潘去哈尔滨吃住都在我家里。我和先生热情地招待他们,临走还给他们带一堆好吃的。周先生说要开新闻发布会,让我把三十多张钱秀玲的照片底片寄给他。他们却弄丢了五张最珍贵的底片,给我造成了巨大损失。小c说,准备由我带制片人和导演去比利时选外景,让我跟钱家人联系。我则多次给钱宪人先生打国际长途、发传真,帮制片人牵线搭桥……
我找不出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里,却想起朋友多次提醒我的话:“雅文,你可要当心,千万别再发生儿童电影那种事……”
现在,我不能不想到几年前那部儿童电影了……
几年前,我编写了一部滑冰题材的儿童电影剧本,电影局通过并下发了准拍证。这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和省电视台台长在北京黑龙江宾馆一起找我谈话,说中央某影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