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副台长胡恩、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康健民以及另外两位制片方的领导，向他们发出“以死以法抗争我编剧的权利”的呐喊！我在信中阐述了两次被侵权的经过，希望有关领导能给我起码的公道，否则我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

会……

在此之前，尽管我心里憋屈得要死，可我仍然强装笑脸怕得罪人家。现在我已经被逼到了绝路，于是，我这个屡经坎坷、屡遭不公的小人物，第一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豁出去了。

三天后，a先生打来电话，说要跟我谈谈，我却把电话给摔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样无理地对待他人。

拉伯雷说：“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

不一会儿，我先生从哈尔滨打来电话，说a先生给他去电话谈了很长时间，a先生说赵化勇台长找他了，让他处理好这件事，还说好多事情并不是他的主意，是上边定的……

中国妇联领导也打来电话，让我跟a先生见面谈谈。

9月18日下午三点，在中国妇联秘书长的主持下，我和a先生见面了。

a先生说：“编剧还是你，‘电视你我他’的节目搞错了。我也不知道是谁搞的。”他还说，“其实我也很难办，赵女士是我请来的，你又是我的朋友，我得一手托两家。你觉得委屈，赵女士还觉得委屈呢。她被我请来四十天拿出剧本，近视眼都快累瞎了。可她只能署名改编，而你却以编剧的名义上台去给市长献花，她手都气得冰凉……”

是啊，赵女士是你们请来的编剧，你们应该体谅她的感受。可是，你们考虑过我这个花甲老作家的感受吗？《盖》剧是我自费跑到欧洲、历尽千辛万苦挖掘的素材，又呕心沥血创作出的剧本，你们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带着赵女士踏着我给你们牵线搭桥的关系飞往布鲁塞尔……之后，你们又背着我签订两份合同，让赵女士取代我的编剧。你们却没一个人坦坦荡荡、光明磊落地告知我，而是一直在欺骗我。我这把年纪了，没门没窗没背景，不被人看重也就罢了，可你们总不能像糊弄小孩子一样耍弄我吧？别说是一个老作家，就是一个三岁孩子，也受不了这种人格的轻视和权益的伤害呀！我更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能让我和赵女士共同努力搞好剧本，而非得要贬低一个，抬高一个，捧一个，排斥一个呢？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 (9)

在中国妇联领导面前，我第一次道出内心的委屈，说到伤心处，不禁老泪纵横，听得妇联秘书长几次红了眼圈。

我说：“我从没有伤害过赵女士，可她却伤害了我。她不应该在剧本上处处排斥我，她应该本着对《盖》剧负责的态度来对待剧本。其实，在对待剧本的问题上，你们内部的意见并不统一……”

听到这话，a先生顿时一愣，问我：“你怎么什么都知道？谁告诉你的？”见我不回答，他气愤地说了一句，“我一定要找出这个人，找出来我决不饶他！”

是的，我也想找出这个人。我想好好地谢谢这位有良知、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朋友，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这次见面就这样不了了之。

不久，《盖》剧剧组赴比利时开机了。

临行前，我在一家不错的餐厅请周先生共进晚餐，再次谈到我的稿酬问题。他说等资金到位就付给我。

之后，我又踏上北去的列车，像上次离去时一样，心里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痛苦与惆怅，不知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

十五

回到哈尔滨，我开始严重失眠，整夜在床上辗转反侧。睡着了就做噩梦，总是梦见一帮人来抢我的孩子。我拼命争抢也抢不过他们，我总是拼命地大喊：“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过去我从不说梦话，从那时开始，我经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地把先生惊醒，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几天前，小孙女放假来我家住几天，半夜被我的哭喊声吓醒了，哭着说：“奶奶，你说梦话太吓人了！我好害怕，我要回家……”我怕邻居听见我哭喊产生误会，只好告诉人家我爱说梦话。

而且，我开始不愿见任何人，整天就坐电脑前，疯狂地创作《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的长篇小说。四个月完成了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只有创作，才能使我感到一时的解脱。可是一离开电脑，我立刻又陷入了无法排遣的愤懑与烦躁之中。

我本来是一个开朗、豁达、能自我化解矛盾的人，但这次，我那屡经磨难、一向自以为无比坚强而充满阳光的心灵，第一次变得扭曲了。一向活泼、开朗的我，一向与歌声和笑声相伴的我，竟然连笑都不会笑了。尤其再次接到那个神秘电话之后，我的心变得更加阴暗、更加可怕了。

我不知我得了抑郁症，还是精神分裂症。总之，我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这时我才明白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一个人可以承受无边的苦难和巨大的付出，但却承受不了太大的不公和轻蔑。因为人格、尊严和权利是一个人的立足之本！

这天晚间，我又接到了那个神秘电话，他开口就问我：“张雅文，你是不是没有学过编剧？”

“你为什么问这个？”我立刻敏感地反问一句。

“你是不是只读了小学？”他又问了一句。

“不，我小学没有毕业！我一生没有一张毕业证，连小学毕业证都没有！”我一听就来气了，不由自主地冲他发起火来，“就因为我没学过编剧，就因为我是小学生，所以他们就瞧不起我，就不相信我的创作实力？我告诉你，这纯属是借口！”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音，好像被我这番话给吓住了，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你得罪过谁吗？”

“我从没有得罪过任何人，而是他们欺人太甚了！”接着，我讲起那部儿童电影的事……

听完之后，他犹豫了片刻，才说：“我考虑还是应该告诉你，剧组上报的编剧署名不是你……”

听到这句话，我的心脏突然剧烈地疼痛起来……

电话挂了，我一头仰在沙发上，额头全是冷汗，先生急忙把我扶到床上……

这天晚上，我整夜未眠，脑海里不断回响着那个神秘电话……

记得当年一位领导说我：“你一个小学生还想当作家呀？”没想到今天，竟然还有人以此大做文章。小学生怎么了？小学生就没有创作实力吗？世界上有多少“小学生”成了著名作家？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 (10)

欧·亨利、马克·吐温、鲁索、杰克·伦敦……

当年，我就是背诵着这些作家的名字走过来的。我从这些榜样身上寻找着激励自己的动力。可今天，有人仍然戴着有色眼镜，就像城市人看待农民工似的看着我这个“小学生”。其实，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罢了。

因为我是小学生，别人就可以有权利轻视我，就可以有权利视我为无知无能无实力。可他们忘了，当一个人把二十年乃至半生的生命全部抵押在一项事业上，不是投入，而是抵押，我相信这项事业即使是铁打钢铸的，也会因这种巨大的生命投入融化而变成一尊高洁的圣杯！

在这里，我不能不借用评论家的笔，为我这个“小学生”说几句话了。

2002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黑龙江省十一位作家评传。由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吴井泉、王秀臣先生撰写的《以生命做抵押——张雅文论》中，这样写道：

“她无论是在小说、报告文学的创作上，还是在影视领域里都有佳作问世，精品迭出，这不能不令人惊奇。更让人刮目相看的是，这位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却是迄今中国女作家中，第一位运动员出身，第一位自费到国外采访，第一位写出长达四十余集电视连续剧的女作家。这“三个第一”只是客观存在，还不能说明她的文学成就和内在的精魂。而她最令人感动、最令人难以忘怀、给我们教益和启迪最深的是，她仅受过小学五年半的正式教育。就是这样一位具有小学文化的女作家，竟有如此非凡的杰出创造，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思维如潮……”

“命运多舛的人生阅历，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刚健苍凉的理性之光；敏感多思的个性气质，使她的作品充满了忧患而智能的理性之光；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构筑了她的作品崇高美的风骨；凝重执著的美学追求，使她的作品流淌着昂扬不屈的精神血脉；外倾心态的情感喷射，使她的作品洋溢着汪洋恣肆大气磅礴的审美气息……”

两位教授在完成这部评传时，我在北京，他们连我本人都没见过。

我为自己还想多说几句，权当是自我标榜、自我吹嘘吧。本人是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省里两届党代会代表、两届省级“三·八”红旗手、全国自学成材优秀人物……这是社会对我的承认，而不像有人背后诋毁的那样，她是一个没水平、没创作能力的“小学生”。是的，我不是命运的宠儿，没有任何背景，从没有得到过上帝的青睐。我的文学成就是靠自己的根根白发、缕缕皱纹铺出来的，是靠自己“以生命做抵押”搏出来的。我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格赢得了社会的承认！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邓亚萍。

人们都知道她是世界乒坛“三连冠”得主，两届奥运会冠军。但没人知道，她因个子矮小而被所有的教练判过“死刑”。唯有郑州市队教练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收留了她。从此，“卧薪尝胆”四个字，在小小邓亚萍心灵深处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比她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参天大树。可她打得再好，却迟迟进不了国家队，进了国家队也没有教练要她，最后只好由几次力荐她的张燮林教练亲自带她。然而，她却开创了世界乒坛邓亚萍时代……

在邓亚萍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88年，邓亚萍第一次参加亚锦赛，最后决赛与李惠芬争夺冠亚军。李惠芬最后一个球是擦边，裁判没看清，问邓亚萍看没看见，她说没看清。邓亚萍获得了冠军。赛后，张燮林问邓亚萍：“最后一个球到底是不是擦边？”

邓亚萍低下了头。

张燮林冲她发火了：“你为什么不承认擦边？”

邓亚萍说：“因为这个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进国家队太难了，大家都瞧不起我……”

可是，无论邓亚萍的理由多么充分，张燮林都丝毫没有原谅，而是狠狠地批评了她，让她向李惠芬道歉，向队里写检查，并严肃地告诫她：“你要记住，你不仅要赢球，还要赢对方的心，你要让对方心里服气！输赢只是技术问题，而你这种做法却是品德问题。它是任何金牌都换不来的！你要记住，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你个人的品德将代表着中国人的品德形象！”

第三章 “黑色星期五” (11)

我佩服张燮林教练，他不仅教练邓亚萍高超的球技，更教练她如何做人。打球只是技术，而做人却是品德，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人们佩服在公平竞争中的胜利者，而鄙视那些靠“黑哨”、“黑裁判”获取奖牌的人……

特殊的职业，造就了特殊的个性。特殊的个性，又造就了特殊的人生。

我是运动员出身，我渴望阳光下的竞争，从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一次，在研究我的二十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剧本时，我和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潘洪业先生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我们从此却成为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敬重对方的人格，敬重对方对文学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剧本改好，而不是为了其他……

邓亚萍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了体育。体育竞技场上的冠军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劣。

但是，文艺作品却不同于体育，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所共知，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曾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最后却成为世界畅销书。凡·高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幅没卖出去，后来却卖到了天价。中国的获奖小说也多有被编辑退稿的情况。曾轰动中国文坛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遭到屡投不中的尴尬。影视作品就更难说了，人为的因素就更大了。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读者和观众是作品的最好“裁判”……

第二天，我拨通了中国妇联秘书长的电话，问她编剧署名是怎么回事。

秘书长感到很吃惊，问我：“雅文，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见我没有回答，又安慰我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吧。你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我们妇联肯定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再另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