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上走下来，脸上划破好几道血口子，柴草压得她连身子都看不见了。这个背柴草的身影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直到今天，每当看到有人背着柴草走过来，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母亲……

当时，我问母亲疼不，母亲说不疼，习惯了。

我说：“妈，等我长大了找婆家，你可别在山沟里给我找，我要像大姐那样到城里去找！”

没想到，我这个六岁孩子的戏言却深深地触痛了母亲的心。母亲泪眼婆娑地说：“傻孩子，这就看你的命了。妈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会嫁到这穷山沟里呀！”

我只去过一次铁岭，还是满月不久母亲抱着我去的，连开原都没去过。我像所有山里的孩子一样，在心里无数次地憧憬过城市，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城里看看，看看城里到底是什么样子。我所说的城里究竟是沈阳还是铁岭，自己也不说清，就像赵本山在小品里说的，那时候农村人去一趟铁岭，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了。

后来，母亲经常搂着我的肩膀，用一只眼睛茫然地望着远处什么地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说给我的：“等我老多咕长大以后，咱就离开这鬼地方，离开这穷山沟……”

第五章 被母亲塞到炕琴底下的“上帝弃儿”(7)

母亲和姐姐渴望走出山沟的愿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她们上山砍柴时经常在山顶望着山外……所以后来，我在长篇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一书中，写了一个向往爱情、一心渴望走出大山的女主人公山杏。其实那是在写我自己，在写我的母亲和姐姐们……

父亲把母亲送进屋里，就气呼呼地出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找那匹惹祸的枣红马算账去了。

果然，父亲把枣红马拴在一棵树上，用鞭子狠狠地抽它，一边抽一边骂：“败家的牲口，我看你还听不听使唤！我看你还听不听使唤！”

每抽一下，我的心就猛一哆嗦，不由得想起父亲用鞋底子抽我的情景……

我骑过这匹枣红马，是哥哥抱我骑的。它对我一点都不凶，驮着我在院子里转了好几圈。后来哥哥喂它，我就抓一把马料扔给它，仗着胆子摸摸它粗大的鼻孔，它冲着我“噗噗”两声。我学着它的样子冲它也“噗噗”两声。

我哭着跑回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出来对父亲说：“别打了，要不是这牲口通人性，我就没命了！”父亲这才把鞭子一扔，气呼呼地进屋了。

我来到枣红马身边，看到它两眼淌着泪水，浑身直哆嗦，我一边哭一边抚摸它：“别哭了，等我哥回来就好了，我爸就不敢打你了。”

第二天早晨，雪下得很大。

母亲的脸划破了怕冻，父亲让二姐跟他上山去锯木头。二姐不愿去，磨磨蹭蹭地不肯动身。父亲气急败坏地骂她：“败家的孩子，一点不懂事，再不上山拉木头就该烧大腿了！”

我正蹲在院子里撒尿，看着父亲拽着二姐趔趔趄趄地向后山奔去。忽然，我看到从二姐的棉裤腿里掉下来一个布袋，就急忙拎着裤子捡起布袋去追二姐，二姐接过布袋对我使了个眼色，悄声叮嘱我：“听着点

儿……”

我知道二姐指的是什么。

去年秋天一个美丽的黄昏，二姐带着我正在包米地里掰包米，忽然从山路上传来一阵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们山沟里从未来过货郎子，也从未听见过拨浪鼓声。二姐扔下包米，拉着我就向拨浪鼓声跑去……

只见一个长得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装有针头线脑的两只木箱子，笑眯眯地望着二姐，问她：“你想要点什么？”

很少见到生人的二姐羞答答地摇摇头，眼睛却盯着木箱子里的几根红绒绳……

小伙子从箱子里拿出两根红绒绳，往二姐的两条小辫上比了比，说：“你长得真好看，扎上红绒绳就更好看了。”

二姐穿着母亲给做的小花袄，袅袅婷婷地站在那儿，夕阳照在她红扑扑的瓜子脸上，眼睛显得又黑又亮，小嘴红嘟嘟的像刚吃过桑葚似的，好看极了。

我说：“二姐，真的，你扎上红绒绳更好看了！”

“别瞎说，咱哪有钱哪？”二姐小声嗔怪我。那时候能有两根红绒绳扎小辫，比现在买一条金项链都奢侈。

小伙子笑了，说：“不要钱，送给你了。”

“那我拔点儿花生给你带着！”二姐说完，拉着我就往花生地里跑去。

我和二姐拔了一堆花生塞到小伙子的货箱子底下。临走，小伙子对二姐说：“下次再来，我给你带来两条红绸子，你扎上红绸子比扎红绒绳更好看！”

二姐冲小伙子羞怯地笑了笑。

我和二姐站在山坡上，望着小伙子挑着货箱子的身影消失在山道上，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已经变成了美好的回忆，二姐这才拉着我向包米地里跑去。

路上，二姐叮嘱我：“不许告诉咱妈咱爸！”

我说：“二姐，你今天可好看了！”

二姐却说：“别瞎说，大姐才好看呢！”

写到我的三个姐姐，我心里很是酸楚。小时候，三个姐姐在一起总是“嘻嘻哈哈”地你说我好看，我说你好看，却没一个说我好看。一是我还小，二是她们长得一个赛一个漂亮。为这事，我撅着嘴巴问母亲：“妈，为啥她们长得都比人家好看哪？”

第五章 被母亲塞到炕琴底下的“上帝弃儿”(8)

母亲安慰我：“别着急，咱老多咕长大了也能好看，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嘛。”

可惜，哥哥姐姐的命运都很坎坷，一辈子过得都不称心。大姐一天书没念，十六岁就嫁给了在沈阳新华书店工作的姐夫，一辈子只认识自己的名字。她在沈阳街头卖冰棍，人们都叫她“冰棍明星”，都愿意买她的冰棍。大姐夫虽然长得丑点，但人品很好，可惜四十几岁就得了青光眼，双目失明。大姐用竹竿牵着他走过了漫漫人生。三姐只念了小学二年级，搬到佳木斯以后，十五岁的她不好意思跟矮半头的孩子一起上课，只好辍学当了学徒工。三姐夫虽是一表人才的大学生，可惜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三十岁就去世了。哥哥在铁岭读了几年书，但嫂子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哥哥一个人上班，孩子又多，全家的生活一直很拮据。而且，两个侄子都是意外去世的。最惨的要属二姐，她只活了二十四岁。

从那以后，二姐总爱站在院子里望着那条通往山外的山路发呆。可是，再也没有听到那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所以，她每次出去干活总会叮嘱我一句：“听着点儿。”

那天，我从雪地里捡起布袋还给二姐，却发现我的手上都是血，掉布袋的雪地上也被血染红了。我吓坏了，急忙跑进屋去告诉母亲。母亲只是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告诉我，二姐那天来月经了，布袋子里装的是小灰，晚上从山上回来，经血把二姐的棉裤都洇透了。

母亲说，那时候女人来月经哪有什么卫生纸，都用破布缝个布袋装些小灰来接经血，下地干活，装着小灰的布袋经常把大腿里磨破。

二姐跟父亲在山上锯了一天木头。傍晚回来，整个人都变成了冰溜子，全身挂满了白亮亮的霜雪。

不知在山上锯木头受了风寒，还是出汗着凉坐病了，第二天早晨，二姐的双腿忽然不好使了，下不了地，腰疼得像折了似的。

母亲给二姐拔火罐，熬草药，折腾好多天总算能下地了，可是二姐的脊梁上却鼓起一个小包，而且越长越大。二姐经常偷偷地哭，她哭我也跟着哭。

我和二姐的感情最深，大姐出嫁早，三姐年龄小，是二姐把我带大的。她经常背着我上山摘樱桃、采桑葚、捡山里红……

后来母亲告诉我，她瞎眼睛那年是十六岁，她是家里的二姑娘，二姐也是十六岁，也是家里的二姑娘……说这话时，母亲总是一边擦着那只经常淌泪的瞎眼睛，一边看着二姐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一天半夜，我忽然被一种咯吱咯吱的奇怪声音弄醒了。

我看到屋里点着灯，弥漫着香火味，头顶挂着破旧的幔帐，幔帐上晃出两个人影，好像是父亲和母亲面对面地坐着。屋里静悄悄的，只听父亲压着极低的声音说：“狐老太太，您说雅琴的病能不能好？要能好您就画圈，不能好您就打杠子……”

我一听是问二姐的病，急忙支起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

可是没有人说话，屋里静得■人，连咯吱声都消失了，只能听到父母紧张的喘气声。好一会儿，才听到那咯吱咯吱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只听父亲激动地说：“狐老太太，太谢谢您了！看来我二闺女能得救了，要不我这辈子都对不住她呀！”

一听二姐得救了，我再也忍不住好奇，急忙将幔帐掀开一条缝儿，于是，我看到了一幕极其神秘、从未见过的情景……

只见地上摆着炕桌，炕桌上撒着一层小米。父亲和母亲双手擎着一只小锣，锣底下支着一根筷子，筷子在小米上咯咯吱吱地画着圆圈，圆圈越画越大、越画越大，最后满桌子画着一个大圈……

父亲激动得满脸是泪，放下锣筷就冲着北墙放着的一尊牌位连连磕头，边磕头边呜咽道：“狐老太太，您保佑二闺女的病好了，过年我给您杀猪、烧香、上供……”

磕完头，父亲盯着已经燃到一半的三炷香，激动地说：“孩子他妈，咱二闺女有救了！你看这是青龙香……”

第五章 被母亲塞到炕琴底下的“上帝弃儿”(9)

母亲也跪在地上，盯着那三炷香……

三炷香，中间高，两边低，是青龙香。

我从小就看着父亲烧香，所以对香火的燃势也略知一二。三炷香中间高，两边低，是青龙香，最为吉利。白虎香是中间低，两边高，最不吉利。

我长大以后，母亲才向我讲述了有关狐老太太的故事……

当年，父亲带人在山沟里盖房子时，发现紧挨墙根的后山有个洞，并没在意就把洞给堵死了。半夜时分，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太太怒气冲冲地嗔怪他，说他盖房子毁了她的家，把她孩子埋在里面了。

父亲被惊醒了，急忙打着灯笼跑到后墙根去看看白天堵的洞，却发现，洞口的土被掏开了，从洞里散发出一股呛人的狐骚味儿，松软的泥土上留下一些大大小小的爪印。父亲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狐狸居然以老太太的名义给他托梦，说明它绝不是普通的狐狸。他无意中一抬头，却发现黑糊糊的后山上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

为了赔罪，父亲决定把这位狐仙请到家里，给它立下牌位，逢年过节给它烧香上供，遇到大事小情请它指点和保佑。

从此以后，我家开始供狐仙，直到解放后还偷偷地供了许多年。

看到父母为二姐烧香，我跑到后山坡折下几根树枝插在地上，也为二姐烧起“香”来，而且一定要把中间那根“香”插得高高的，让它变成“青龙香”。我边磕头边嘟嘟囔囔地祈求：“狐老太太，求你让我二姐的病快点好吧。你要让她的病好了，我把过年分的花生、花盖梨都给你……”

从那以后，我总想摸摸二姐背上的包是不是小了，看看父母和我烧的香是不是灵验。可我不敢摸，怕二姐生气。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伸手去摸二姐背上的包，却被二姐打了一巴掌，打完，二姐抱住我呜呜地哭起来。

我总幻想着有一天清晨醒来，二姐的罗锅没了，又像从前那样直溜溜地站着，又能带着我满山遍野地疯跑了。可是，二姐再也没有那个时候了，她才十六岁。我觉得狐老太太骗人，说话不算数，画的圈不灵。

母亲也说二姐的病给耽误了，要早点治也许不会落下残疾。第二年春天，二姐已经起不来炕了。父亲这才卖掉粮食，赶马车拉着二姐去铁岭看病。

临走那天，我看到二姐盖着被子躺在马车上，脸色就像山坡上的残雪一样惨白，再也没有去年秋天那种红扑扑的鲜亮了。

二姐用眼睛瞅瞅我，似乎想跟我说点什么，可是父母和哥嫂都在身边，什么都不能说。我明白她的心思，就冲她眼泪汪汪地点点头。

没想到，二姐刚走不久，就听到山下传来叮咚叮咚的拨浪鼓声，我急忙向拨浪鼓声跑去……

果然又是那个黧黑的小伙子挑着货箱子，两脚沾满了黄泥，一见到我，就笑眯眯地问我：“你二姐怎么没来？”

我说：“二姐刚走，去铁岭看病去了。”

小伙子顿时一脸失望，望着山道上刚轧出来的两道车印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他从货箱子里取出两条粉红色的绸子，对我说：“我答应给你二姐的……”

我急忙说：“你等着，我回家去给你拿点花生！”

他说不用了，挑起货箱子转身向山下走去。

我拿着两条红绸子跑到刚开化的小溪边，把红绸子举到头上冲着溪水左照右照，一个劲儿地臭美，可我不敢戴，那是人家给二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