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见，仍然固执己见，面无惧色。为此武帝愤然离席，使得宴会不欢而散。

紧接着，就有些聪明的官吏读懂了武帝的眼色，罗织罪名弹劾范缜。说他服丧期间拥立武帝，只为日后位居台辅。一旦未受重用，就心怀不满，党附王亮，私下议论朝政、诽谤正直……这份分量很重的弹劾奏章，深得武帝心意，武帝对此弹劾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亲自列举王亮十大罪状诘问范缜，范缜对此无言以对。看来王亮的错误不仅是对武帝不恭，不然能言善辩的范缜绝不会放过这个“强词夺理”的机会！这份弹劾奏章，成为武帝流放范缜的依据，很快他被贬到遥远的广州。

不久，梁武帝就下诏“舍邪入正，皈依佛门”。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范缜的耳朵里。武帝万万没想到，他一脚上了范缜这颗“地雷”。范缜不顾自己被贬广州的尴尬境遇，将其旧作《神灭论》充实完善，并交给亲友们传播，范围越来越大。此时，武帝任命的南梁最高僧官（僧正）法云终于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上书，要求皇帝在《神灭论》广泛传播前采取措施。

不和谐的音符(5)

有趣的是，武帝不但没有处置这位不听话的臣子，反而将他召回建康，并授予中书郎和国子博士之职——这很有点像现在挂着某国家机构闲职的教授或研究员。

接下来，武帝颁布了一篇名为《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书，强调了“神不灭”是儒、释、道三教经典里的共同原则。因为范缜是以儒家学说来反对“神不灭论”的，这样一来，武帝自认为抓住了一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

起初武帝显得很斯文，他在诏书中提道：“假如谈论‘无佛’，应该设立一些论点，以一问一答的形式，论证它的宗旨以辨短长，就佛理以屈佛理。那么‘有佛’之理站不住脚，‘神灭论’就自然可以大行其道。”没想到，对此建议范缜竟然积极响应，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将《神灭论》重新改写，整理出31个问题及答案。这一下弄巧成拙，范缜的论点清晰，论据全面，论证有条不紊。

武帝赶紧组织“王公朝贵”64人，口诛笔伐，一共发表75篇批判《神灭论》的专题论文。这确实有点以势压人的味道，说是人海战术或文化围剿都不为过。没想到范缜仍然从容应对，其势头始终不减，所谓“辩摧众口，日服千人”，可见此人辩才好生了得！

据《弘明集》卷九载，曹思文是一位东宫舍人，在本朝以能言善辩而著称。然而，面对范缜的“微言高论”也显得力不能支，在费了一番口水之后，不得不口干舌燥地承认自己“情思愚浅，无以折其锋锐”。

很多史学家们认为，梁武帝在与范缜的斗争中不择手段，最后用皇帝的权威硬将范缜的学说压下去。这种说法，似乎并不符合历史真实。实际情况是，这场辩论似乎是范缜的“神灭论”占了上风。后来的事实证明，在这件事情上，武帝表现得很宽容，既没有对范缜进行任何形式的贬黜，也没有以官方的名义禁止《神灭论》的流通，更没有对这位浑身长刺的臣下进行肉体上的“修理”，还让他在国子博士及中书郎的闲职上消磨了剩余的时光。由此看来，武帝的胸怀，远比后世那些玩弄“文字狱”的帝王们敞亮多了。

梁武帝即位的第15年，范缜病逝，享年65岁，有文集15卷传世。

巫师们的咒语(1)

在详述梁武帝如何推动三教同源这个敏感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简单情况。佛教的传入，确实经历了一个非常坎坷的过程，如同一个婴儿，最初的几步艰难而蹒跚。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学术界目前尚无定论。尽管佛早于汉或汉代初期传入中国的学说向来不少，如三代（夏、商、周）以前已知佛教说；周代传入说；孔子已知佛教说；战国末年传入说；先秦已有阿育王寺说；秦始皇时有外僧来华说；汉武帝已知佛教说；刘向发现佛经说等。但这些说法都难以令人信服。

佛教得以传入，最初应该感谢西汉帝国的一对君臣——汉武帝和张骞。因为当时，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备受匈奴人的威胁，西域与汉地之间的联系，完全被这个凶悍而贪婪的民族所阻隔。我们知道，在当时源于印度的佛教不可能跨越海拔8000多米的喜马拉雅山系传到中国，而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通过西域。佛教从释迦牟尼时期起，一直到阿育王即位之前2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的地区性宗教。但是阿育王改变了这个现状，他用“法”的征服，将佛教在全印度进行推广，并以政府运作的方式，同时以南、北两个方向，向周围的邻国进行传播。这个计划的实施显然是顺利的，其成效也非常显著。在阿育王身后的几个世纪里，北传佛教，迅速地被推广到希腊人统治的大夏、安息。大月氏也很快在其被征服过程中，接受了佛教。到此时为止，这些国家俨然已是佛教的热点地区。但是，佛教继续向东传播的进程，却遇到了与喜马拉雅山一样的障碍——匈奴人的阻挠。

当然，汉武帝倾力打击匈奴，和张骞两次奉旨西行，显然不是为了佛教传入的方便：此时的汉武帝，可能还不知佛教为何物。但他们的行动，使匈奴人的势力受到有力地遏制，并渐渐走向衰退。随后一段时间里，大汉帝国与西域各国也建立了很好的外交与通商关系。这种商务往来所经历的路程，后来被誉为“丝绸之路”。其实，这条以商业往来为主的“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佛教传播的黄金通道。

接下来应该感谢的，就是一个原本居住在敦煌与祁连山一带，后来被匈奴人驱赶，一直西迁到葱岭以西、阿姆河以北地区的那个叫做大月氏的民族。大月氏与汉朝的关系非常好，佛教传入中国与他们有重要的关系。这个民族，在公元1世纪还曾入主北印度，成为贵霜王朝的主人，它的君王迦腻色迦王，成为继阿育王之后，卓有成就的国际佛教推广者。

从玉门关、阳关往西，一直到达葱岭以东，北到天山以南，南到昆仑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汉帝国称为西域，这一带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后来被称作西域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包括了中亚、西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南亚次大陆（天竺）。但是古代中国人，多认为天竺（古代印度）也在西面，所以很容易生出误解。法显及后来的玄奘，都被认为是西行求法1。实际上，西行只是途经的西域地区，而南行天竺才是目的地。但西行所经过的国家，确实多是信仰佛教的地区。

商路通了，佛教东传之路也就通了。此时佛教已经渐渐开始从大夏、安息、大月氏向东越过葱岭，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最后传入内地。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具体地描述传播路线，因为牵涉很多难记的地名、名称及弯弯绕绕的路线，还是让我们看一看有关佛教传入的标志性记载吧。

据《三国志》裴注的资料看，前面提到那个被匈奴人驱赶的大月氏，在移居地逐渐强大起来，先后将宾、大夏、高附、天竺等国并入自己的版图。《三国志·魏志·西戎传》注引还有这样的记载，当时的大月氏王曾派遣一位叫做伊存的人来到汉地，将佛经口授给当时东汉的一位博士弟子景卢，这部口授的经典被称作《浮屠经》。这一记载没有说明伊存的身份，也许他是大月氏的一位官员，或是一位僧人。如果究其细节，伊存和景卢两人中，起码有一位精通两国语言。这一年，大约是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

巫师们的咒语(2)

口授佛经，是佛教传播过程中的传统方式。因为此时离佛教第一部文本经典的问世，还有100多年的时间。从释迦牟尼在世，直到他灭度500多年（公元1世纪），这段时间里，佛教仅有口传的经典，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口口相传，是佛经在印度流传的重要手段。直到800年后，法显西行求法时，这种口传的方式，在北天竺很多地方，仍然被僧人们采用。据《佛国记》说，法显来到这里后，惊奇地发现，“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可见，直到此时，这里仍然没有书写的文字经典，只有口头传诵的经典。所以，法显等人在北天竺诸国一无所获。因为法显西行的目的，是求得佛教梵文或巴利文戒本和经本，并在当地进行抄写，而不是记录口传的内容。这很可能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文本经典有关，他们显然认为口头的传诵，不可能像世代传承的文本那样言之凿凿。虽然到此为止，佛教诞生写经已有300多年的历史1，但佛教的发源地及附近地区，仍然坚持口头的传道方式，可见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观念则完全不同，他们更相信文字是千古不变的，在公元前11世纪以前，就开始用文字记录各类经典，可见中国人重视文字记录经典的习惯，确实由来已久。既然视经典为权威，那么为了取信于人，自然也是拿经典说话。所以，伪经泛滥，也就成为这块土地上制假贩假的最早典故和最高“成就”！

就在伊存授经这一具有标志性事件发生后的60多年里，大汉帝国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短暂的王莽改制，国号曾一度由“汉”变成了“新”，刘家的天下也变成了王家的。第二件，就是光武帝恢复了汉家的天下，史称东汉或后汉。这两件事情似乎与佛教东传没有什么关系。但第三件事情的发生，则直接续写了66年前的那个故事。

此时，正是光武帝的继承者明帝在位，这一年是永平八年（公元65年），汉明帝下了一道诏书，号召天下有罪的人，可以用一种叫做缣的细绢赎罪，这种赎罪方法颇有些花钱消灾的意味。中央政府可能非常需要这些细绢来充实国库，或用于施舍各类祭祀仪式。第一个对此诏令作出响应的，是楚王刘英。这位当朝皇弟与皇上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派遣中书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送到国相（为中央政府派驻各封国的特派机构）处，表示愿以此赎以往的罪过。明帝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高兴，马上下诏说：“楚王熟读黄老之微言，崇尚浮屠（佛陀、佛教）之仁祠，斋戒三月，与神为誓，有什么值得悔过的？他所奉献的缣素可供养伊蒲塞1、桑门2。”这道诏书，被迅速下达到各封国，很有点宣传先进模范的味道。

从这道诏书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明帝与他的兄弟楚王刘英都将佛教与黄老之学混同于祭祀与方术。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刘英晚年“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而皇帝公开肯定这种做法，并以中央政权的名义，在全国发起向楚王学习的号召，无异于倡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尊道崇佛”运动。这一记载使我们注意到，“浮屠”作为祭祀对象，第一次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文件中，得到与黄老祭祀同样的肯定。

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的几个儿子，都喜欢鬼神方术，其中也包括后来继承了帝位的明帝。明帝即位后，对于谶纬之学非常重视，曾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的编写，甚至以谶纬解释儒家经义，并亲自制作“五行”章句。在汉初五行思想，神仙方术在当时不仅影响到儒道两家的学说，还直接被应用到董仲舒的治国之道中。后来的方术、祭祀都受到这种思想的浸染，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佛教作为外来的“异术”，很可能也在明帝的“研究”之列。当时支撑黄老祭祀的，是一群专业或半专业的“方士”们，支撑“浮屠”祭祀的，就是那些沙门（桑门）、居士（伊蒲塞）。所以，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佛教徒与方士也就没什么两样。在此我们来关注一下前面那道诏书中提到的居士（伊蒲塞）与沙门（桑门）。在当时，所谓沙门，都是来自西域的胡人1，或移民汉地的西域侨民和他们的后代。当时中国没有出家人，汉地的信徒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居士。当时汉帝国宫廷乃至各封国，对于“方术异技”都十分热衷，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巫师们的咒语(3)

然而，这种“方术异技”玩得过了火，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据《后汉书·楚王英传》记载，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的某一天，有一位叫做燕广的人，向明帝举报了一桩谋反事件，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就是那位被皇帝表彰过的楚王刘英。他因为迷恋方术，广交“方士”，结果越玩越大，竟然制作出“金龟玉鹤”，并在上面刻有所谓“受命符瑞”。楚王借方士之手，以符图谶言昭示自己的野心，这一下惹祸上身，被人告发谋反，并查有实据！刘英一下子由皇帝的好兄弟，变成了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也许是明帝感念这位与他从小玩大的兄弟，从而网开一面赦免了他的死罪，刘英被流放丹阳。第二年，刘英在丹阳自杀。明帝对其他涉案人员，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心软，受株连者千余人全部被杀。

其实在汉代，由于方术的横行而罹受杀身之祸的，岂止一个楚王刘英！就在刘英案发的164年前，西汉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