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梦中见到的那位‘神’吧。”我们大概可以确定，这位傅毅很可能就是一位善于“解梦”的“方士”。据记载，明帝听后恍然大悟。不久，他就亲自点名，组成了一支带有特殊使命的佛教考察团。这支考察团由张骞（非汉武帝时通西域的张骞）担任团长，羽林中朗将秦景、博士弟子王尊担任副团长，率12人以友好使者的身份，出访大月氏国。这个很可能是以求取“异术方技”为使命的考察团，圆满完成考察任务返回国内时，带回了在大月氏抄录的《四十二章经》。皇帝下令，将这一出访成果，永久收藏在皇家图书馆（兰台石室）中。这是明帝夜梦“金人”的最早版本。我们注意到，这个版本中，没有准确的时间描述。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得知以下两件事：一是明帝梦见了“神”（金人），后来被臣子们解释为西方的“佛”；二是派人到大月氏抄写《四十二章经》。

明帝在位时间为公元58年至公元75年，此时距释迦牟尼灭度已有500多年。“梦能通神”，这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老套路，我们不必深究，但派人写经之事的确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遣使到大月氏写经，说明当时汉帝国与大月氏之间，很可能有“异术方技”（佛教）方面的交流。很多史料可以证明，大月氏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根据地，在当时也是佛教兴盛的地区。据记载，就在此前将近两个世纪，属于黄色人种的大月氏灭掉了当时希腊人统治的大夏。此时此刻，他们的势力已经延伸到印度西北地区（包括宾和阿富汗地区），逐渐成为印度和部分西域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在它势力控制的范围内，形成了当时的佛教中心。《四十二章经》被认为是一部集结起来的杂经缩本，并不是一部完整的经典，而很可能是一部佛教初级入门教材，属于佛经辑录一类。

皇帝梦中的“金人”(2)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明帝夜梦金人的故事，被添油加醋地越传越真。不仅加入了年代，所派遣的考察团团长，也由原来的张骞变成了蔡。此举很可能是因为张骞其名，非常容易被混同为汉武帝时期的那位外交家。据后期的《魏书·释老志》记载，使者们还带回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外国僧人，其中竺法兰，很可能是古印度人。这两位来自异国的僧人在洛阳定居下来，翻译了包括《四十二章经》在内的多部经典。另外，使者们还带回了传说为优填王1绘制的释迦牟尼画像。这个说法显然有问题。佛陀在世时，佛教没有绘制和塑造佛像的习俗，佛教造像开始于公元1世纪希腊人统治的犍陀罗地区，那已经是释迦牟尼灭度四五百年后的事情了。所以，与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优填王，不太可能创风俗之先，破坏当时的习惯，破例为释迦牟尼绘制画像。没有任何证据使我们相信释迦牟尼时期直至他灭度后将近5个世纪里，有任何人为他进行过平面或是立体的造像活动。但是，明帝时西域及北印度已经开始出现绘制、雕塑佛像的活动，所以使者们带回佛陀画像的可能性是有的，只是画像的绘制年代和作者可能有伪托之嫌。

其实，佛教传入的具体时间，很难以某个事件作为标志。比如，明帝派使者西行求法，绝不会因为他的一个梦。加上他的异母兄弟——从小与他一起长大、关系密切的楚王刘英，已经在他的封地，聚集了诸多的“方士”、“沙门”，甚至还有“居士”，把黄老、浮屠放在一个祭祠中，接受王国贵族们的祭祀，这种仪式一直没有停止过。所以，此时的明帝也不可能对佛教一无所知。更何况，明帝对于兄弟的这一举动，曾给予了相当热情的支持。

可见，此时的佛教作为被当时中国人误解的一种外来的“方术”，已经开始大行其道了。所以无论伊存授经或明帝求法，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佛教传入的开始。

换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目光从官方转到民间，可能会寻找到一些佛教东传的蛛丝马迹。我们注意到，汉武帝开通西域以来，汉地与西域之间的商业往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商业的交往，西域的一些“胡人”们大量来到汉地常住，甚至定居。有的经过两三代后开始汉化，逐渐与汉人融为一体。还有，就是一些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节，他们以官方外交使节的身份长期居住在汉帝国的首都或其他重要城市。实际上，汉帝国与西域各国互派使节，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使节们可能承担着外交和商务的双重使命。这些代表西域各国的使节们和来自他们本国的侨民们，很快形成一个松散的团体。一开始，他们很可能有自己独立的生活区域。佛教作为他们国家和民族的信仰1被一同带进汉地是完全可能的。但最初，由于语言的障碍，佛教一开始只能在他们特定的范围内流传，与汉人几乎是绝缘的。但随着他们与汉人交往的加深，佛教开始引起汉人的注意。此时，这些来自胡人的佛教团体，也开始供奉佛像2，这很可能使当时供奉神（黄老）像的中国人产生误解，认为这位胡神（释迦牟尼）与黄老类似，佛教也就等同于黄老祭祀。慢慢地，在与这些胡人深入交往后，他们也从胡人那里请来佛像，并把它与黄老诸像摆在一起，按照中国人熟悉的方式进行祭祀。如果这种推测能够成立的话，佛教最早是由西域胡人通过民间传入中国也就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佛像早于佛教经典被中国人接受，也就顺理成章了。

谈到这里，我们不妨简单盘点一下印度佛教在释迦牟尼灭度后所发生的变化。我们知道，佛陀去世200多年后，阿育王开始向周边国家推广佛教。其中北传的一路，在公元1世纪左右开始在犍陀罗地区（现在的阿富汗）为释迦牟尼造像。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造像运动开始影响到整个佛教地区。到了这个时候，佛教一改原来供奉舍利、足印等原始的崇拜方式，将佛像当做崇拜对象，加以供奉。

释迦牟尼时期，弟子们对他的礼节非常简单，顶礼佛足就可以了。所谓顶礼佛足，就是用自己的头碰一下释迦牟尼的足（有说亲吻佛足），以表达弟子们对导师实践佛法所得成就的尊重。后来，有些不易见到释迦牟尼的弟子，为了表示对导师的尊敬，就顶礼他所踏过的足印。

皇帝梦中的“金人”(3)

佛陀灭度后，人们按照印度传统的习惯，建堵波（舍利塔）供奉佛骨舍利，也会将他所踏过的足印（或是象征佛足印记的石雕）进行供奉。到了后来，精美的佛像因能自然唤起信徒们面见“真佛”的欲望而快速盛行起来。此时，由于受希腊化宗教的影响，崇拜形式完全有可能产生一些变化。

佛像初到中国，国人对佛教的根本精神一无所知，所以，按中国人原有的方式，以祭祀的手法供奉佛像和黄老、孔孟之像也就形成了中国早期佛像崇拜的雏形。从此，佛教与中国的黄老、孔孟之学也就很难脱了干系。

最早出现在汉地的佛教团体，虽然是来自西域的使节或商人，也同样需要专业的佛教僧人（沙门）予以信仰和修证方面的指导。所以，陆续有一些弘法的西域僧人来到这里。语言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最初只能活动于“胡人”聚居的地区。再后来，有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也在汉地出家。但他们始终被视为“胡人”，出家后仍被称作“胡僧”，作为外国人，出家行为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禁止——中国政府在此时，对国人的出家行为是严格禁止的。比如，晋时长安有一位叫做竺法护的僧人，他原是月氏人，本姓支氏，世代居住在敦煌郡。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的家族很有可能是几百年前，被匈奴人驱赶到西域的大月氏人的遗民。他8岁的时候出家，拜西域高僧竺高座为师，精通儒家学说，发奋弘扬佛教。晋武帝时（公元265～公元290年）他跟随师父游历西域各国，很快掌握了36种语言，搜集大量的梵文经典后回到中国。从敦煌到长安，一路上边走边译，将《贤劫》、《正法华》、《光赞》等165部梵文经典译成汉文，后被誉为一代高僧。

同时也有一些西域侨民的后代，以在家居士的身份勤于佛法的修习，并成为著名的佛经译师。如汉末时，有一位叫做支谦的人，他的祖上是大月氏人，灵帝时他的祖父曾带领几百名月氏人，从西域来到中国定居下来，并被拜为率善中郎将，成为汉帝国朝廷的命官。支谦10岁开始受到正规教育，13岁时学习西域的胡语，很快精通6国语言，当然这里面既包括他的母语月氏语，也包括汉语。此人“博览群经，莫不究练”，并利用自己语言等方面的博学优势，汉译出了一些佛教经典。东汉末年，他投奔江东，受到孙权的赏识，被拜为博士。此后他更是大量收集胡文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他一生中，译出佛经27部，其中包括了佛教中知名度极高的《维摩诘经》、《大般泥洹经》、《法句经》等著名经典。

所不同的是，这些侨民们，由于不止一代地生活在中国，实际上已被不同程度地汉化。他们不仅了解西域文化，同时也精通中国的语言、文化与习俗。他们中的很多人，自然成为佛教在中国人之间传播的重要媒介。当然，通过民间的渠道进行传播，声势肯定十分有限，一旦被高官或政府要员注意并认可后，就会很快形成巨大的声势，甚至影响到皇帝的个人信仰。汉明帝与其弟刘英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子。

东汉桓帝的时候，宫廷中开始正式修建祭祠，将黄老与浮屠（佛）一同当作神仙来祭拜，所谓“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自楚王刘英至桓帝约100年的时间里，帝国内部始终以黄老、浮屠并称，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佛教与本土文化“和平相处”的“浪漫”景象。

其实，佛教在这段时间里，完全是以“金人”（佛像）来吸引中国人眼球的。此间，虽然陆续有经典传入，但翻译量不大，即使有翻译，也借用了一些与道家类似的文句与意义。所以，容易让人误解佛教与道家学说同出一脉，而很难显示其本来的面目。这种结果导致在初期阶段，人们将佛、道两种信仰杂糅在一起，佛、道兼信。当时的儒、道两家，也认为佛教是神教，称释迦牟尼是“胡神”。

再后来，就是白马驮经的传说了。据说，摄摩腾和竺法兰是随汉使们回到洛阳的。关于这两位僧人是否在汉时来到过洛阳，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但是此后，来到汉地的西域僧人越来越多则是事实。寺院的起建，以白马寺为最早，也是可信的。但是，当时的白马寺，应该只相当于政府机构的一个驻地，从其职能看，或许称为“国宾馆”更为贴切。事实上，白马寺是专门用以安置来自西域的僧人，并为他们的译经活动提供的专用场所。只是对它什么时候开始被取名为白马寺，存在很大的争议。到了西晋时，这里成为著名的佛经汉译场所，当时被称作译场。

“菩萨”的大手笔(1)

就在东汉晚期桓帝在宫中设立黄老、浮屠之祠，大行祭祀的400多年后，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的四月初八，梁武帝首次以佛教徒的身份，率领包括道士在内的两万余人来到寺院。这一天，他宣布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决定，公开宣称自己即日起舍弃道教皈依佛教，这也是他第一次亲自主持佛教法会。这次法会的举行，标志着大梁帝国的兴佛运动被梁武帝亲手揭开了帷幕。

四月初八，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诞辰日，佛教徒们一般都会在这一天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所以，梁武帝选择这一天举行这般集会，当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据《广弘明集》卷四记载，在这个国家级的集会上，武帝亲自作了一篇《舍道事佛文》，大意是：我大梁皇帝萧衍，稽首1十方佛、法、僧。弟子因迷惑而沉迷老子学说，熏染邪法。现在善因成熟，弃迷知返。在未来世中，如果成为男子，一定在童年出家，以弘扬佛教，度化众生，使其共成佛道。宁可在正法（佛法）中，生生世世沉沦恶道2，也不愿意依老子的说教，暂时得到“生天”3的果报。这篇文章的公开发表，充分表达了梁武帝在皈依佛教这件事情上的决心。

《舍道事佛文》可以算作梁武帝后来众多佛教论文中的第一篇。从这次历史性的宣告中，我们仿佛听到他的所谓忏悔。字里行间让我们感觉到，他以前信奉老子是个绝大的错误，今后决心改邪归正。他的忏悔，与700多年前的阿育王却有着本质的区别。700多年前，阿育王在羯陵伽之战后，受到佛教的感动，对自己为了征服更多的地区而采取的残酷杀戮感到后悔，于是进行公开忏悔，同时将这些忏悔的语言留在石柱上。1相比之下，翻遍历史，我们没有见到一处梁武帝针对自己以往过失行为忏悔的记载。虽然，他发明了一种忏法，成为一种法会定式而流传下来，但这种被称作“梁皇忏”的仪式在当时更多的是被用来为个人祈福。

与之相对的，我们倒是见到这样一则记载：梁武帝82岁那年（公元546年），名士贺琛上书，揭露当时社会的四条时弊。其一，官吏搜刮，民不堪命；其二，官吏穷奢极欲，无限浪费；其三，权臣玩弄威福，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