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胡适，不能不提《新青年》；提及《新青年》，又不能不提陈独秀。《新青年》的前身《青年》是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胡适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就是由《新青年》率先向外推广的。可以说，新文化运动自此发端。因此，胡适由衷地说： “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陈独秀因此力荐胡适入北大任教授。因此，陈独秀对于胡适，又多了份知遇之恩。这份恩，胡适注定是要报答的。

随着陈独秀、胡适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分别任北大文科学长、文学教授而先后进京，《新青年》也从上海移至北京。从1918年第四卷起，《新青年》开始由同人轮流编辑，陈独秀、胡适自然是主要编辑人，其他还有李大钊、钱玄同等，主要撰稿人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

《新青年》创刊初期是不谈政治的。编辑部曾经约定的基本方针就是： 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这个基本方针的确立，正是基于胡适所首倡的“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处世思想。然而很快地，陈独秀、李大钊等就意识到知识分子完全脱离政治而空谈学术是错误的。于是，自李大钊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开始，《新青年》逐渐政治化了。这引起不热衷政治的其他同人的不满。为了缓和矛盾，也为了更加畅快淋漓地谈论政治，陈独秀、李大钊于1918年12月创刊《每周评论》。

报知遇之恩，四救陈独秀严格算起来，胡适与陈独秀志同道合的时间极为短暂。自陈独秀迷恋上政治后，便与胡适有了分歧。在新创办的《每周评论》上，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文章。看了这些文章，胡适不仅惊呼： “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这时候，他对陈独秀以及《新青年》未来的走向，产生了些许担心。

陈独秀的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实际上吹响了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的号角。当运动到来时，胡适正在上海陪同来华讲学的恩师杜威。他接到陈独秀兴致高昂的有关运动消息的通报函时，大不以为然。在很多年以后，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这样评价五四运动：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因此，胡适对运动而造成的学生罢课行为非常痛恨，他一再要求学生复课。眼见复课不成，他又主张将北大迁到上海以避运动浪潮，并发起征求意见签名。陈独秀对胡适的行为也恼怒异常，却又碍于两人的私交而不便直言，只能痛责在征求意见书上签名的激进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算是做给胡适看。

从这件事上已可看出，胡适和陈独秀终究是要各行其道的。

即便新创办了《每周评论》，《新青年》仍然朝政治大步迈进。1919年5月的六卷第五号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次年的七卷第六号上又出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面对《新青年》由原先的侧重思想文艺而高度政治化，原编辑人和主要撰稿人选择离开和很少再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新青年》又回归由陈独秀单独编辑。随着陈独秀离开北大去了上海，《新青年》又重新回到了它的“出生地”。

胡适也曾经在《每周评论》上发表过文章，但也仅限于文论而不涉及政治。他给《新青年》的稿子也日渐减少，因为他对《新青年》的政治化也有怨言，特别是他眼见陈独秀将《新青年》带回上海后，将《新青年》交由共产主义者李汉俊等人负责编辑而使《新青年》几乎完全成为宣传俄国革命、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颇为不满。

不仅如此，此时的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参与筹建中国共产党。因此，在胡适看来，《新青年》的转变，多少是受了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他在《口述自传》中曾经这样说： “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二十年不谈政治”(2)

然而，胡适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对《新青年》的政治化有抵触，但他对陈独秀这个人还存有一份感激；胡适性情温和，但又很讲原则。于是，他很想公然反对，却又顾虑重重。

1920年12月6日，胡适收到陈独秀从上海寄来的一封信。陈独秀在信中承认《新青年》的政治色彩是过于浓重了，表示愿意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希望胡适等北京同人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胡适抓住这次机会，在回信中直言：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同时，他给陈独秀提出三个解决办法： 第一，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第二，《新青年》移回北京，发表新宣言，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不谈政治；第三，胡适转述了陶孟和的建议，即《新青年》既然已被政府勒令停止邮寄，不如暂时停办。胡适本人倾向于前两个办法，而并不主张《新青年》停办。

胡适没有想到他的信引起陈独秀的误解。陈独秀以为自《新青年》“起家”的胡适功成名就后又力主停办《新青年》。为了消除误会，胡适又退让一步，取消第一、三条办法，只取第二条，甚至将第二条的“不谈政治”也不谈了。

最终，《新青年》还是没有回到北京。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不赞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实说是因为近来大学空气不大好。……你们另外办一个报，我十分赞成，因为中国好报实在太少了，你们作出来的东西总不差。但我却没有工夫帮助文章。”显然，他对胡适还是有些怨气的。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走到一起，却又因《新青年》分道扬镳。究其原因，很简单，那是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不可调和造成的。

大骂法国人“不要脸”(1)

尽管在政治倾向上，胡适与陈独秀是有分歧的，但是，胡适是个念旧的人，也是个记恩的人。因而，他与陈独秀始终保持着一份友情，甚至在公开场合直言陈独秀是“我的一个心直口快的朋友”。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胡适每次都积极参与营救。看他的日记，其中记录陈独秀的文字，也多半涉及于此。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第一次被捕，原因是散发自拟的《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当时，正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陈独秀痛恨北洋政府对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镇压人民的恶劣行径，经与李大钊等人商议后，拟《北京市民宣言》，向北洋政府提出五条“最后最低之要求”，其中之一是撤换曾经大肆逮捕学生并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

胡适虽然不如陈独秀激进，但他并不否认北洋政府的确恶行累累，因此参与了传单的英文翻译和联系印刷等工作。

事发前，胡适与陈独秀、高一涵同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所喝茶聊天。其间，陈独秀将传单散发给邻桌。不久，胡适和高一涵先走了，只留下陈独秀一个继续散发他的传单。很快，警察来了，抓走了陈独秀。

当天夜半，胡适接到友人电话方知陈独秀被捕了，遂紧急联系安徽同乡设法营救。他更利用他的名望以及与警察厅厅长的同乡关系，致书恳请保释，说： “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与此同时，他又给《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写信，披露陈独秀在狱中遭受身患重疾却不能获得医疗等非人道待遇。这样的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舆论的广泛支持，也使得当局感受到了压力，不得不在83天以后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后，胡适负责接办《每周评论》，直到该杂志被当局查封。陈独秀出狱后，一度住在胡适家中，后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南下去了上海。

1921年10月5日，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原因是明知故犯继续出售已被查封的《新青年》杂志。这次逮捕他的是上海法租界当局。此时，陈独秀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大学教授、《新青年》主编，而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的总书记了。因而，他的被捕立即引来众多目光的关注。

胡适是第二天才获得消息的，他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10月6日

夜间得顾名君电话，说独秀昨夜在上海被捕。打电话与蔡孑民先生，请他向法使馆方面设法。法国人真不要脸！

胡适向来以温文尔雅示人，却因陈独秀的被捕而破口大骂法国人“不要脸”，可想而知他的激愤心情以及对陈独秀的担忧，更可见他对陈独秀情意的深重。尽管此时的陈独秀已经选择了与他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但他并没有因为见解的不同而丢弃人道精神。

与第一次一样，胡适随即展开了营救。他首先打电话给蔡元培，请他向法使馆交涉。蔡元培并不同意胡适的办法，他另有打算。胡适在日记里记道：

1921年10月7日

今天得蔡先生电话，他说已和铎尔孟商量，他们主张不和使馆办交涉，因为使馆是很守旧的。他们拟由蔡先生和我们发一电给上海法领事。此人较开通，或有可以设法之处。

胡适认可了这个办法。随即他和蔡元培牵头，由北京文化教育界的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上海法国领事馆发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不仅如此，他还不放过任何一个为陈独秀说情的机会，特别是在法国人面前：

1921年10月10日

法国人a.monestier 请我吃饭，并会见 m.paul demiéville。d.君能读中文书，曾读我的《哲学史》，有翻译成法文的志愿，但尚未能自信。m.君为法文《政闻报》主笔，我提起独秀事，颇切责法国人的行为。他亦无以答辩。

在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努力营救之时，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马林以及孙中山等人也四方活动，法租界最终对陈独秀“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后，将其释放。

大骂法国人“不要脸”(2)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三次被捕。这次抓他的仍然是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理由是“收了俄罗斯的巨款”。第二天，胡适得悉消息：

1922年8月12日

前晚始知独秀在上海被法捕房拘捕。守常（即李大钊——引者注）有电去问，至今还不知详情。

起初，胡适和李大钊等人意欲保释，便委托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也是胡适和陈独秀共同的朋友汪孟邹设法打听消息并向巡捕房交涉。然而，几天后，胡适收到汪孟邹的信，明确表示交保不成：

1922年8月13日

孟邹有快信来，说独秀案十一日开庭，法捕房呈出许多证据，公堂不准交保。

既然巡捕房呈出许多证据，如果有相反证据证明这些证据都是不能成立的，或者说有足够的理由驳斥这些证据，那岂不是就可以力挽败局？胡适深知这一点，于是，他请汪孟邹去打听巡捕房呈出的这些证据到底是什么，以便对症下药。很快，汪孟邹又有信来了，详细列举了陈案中的重要证据。经仔细研究后，胡适给外交总长顾维钧（字少川）写了一封长信：

1922年8月16日

写一长信给顾少川，详说独秀案内证据，并说法国人近年作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指昨日十个革命团体敬告国人书为证——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末说，我并不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此信甚恳切，当可有点效果。

果然如胡适所料，顾维钧接到胡适言辞恳切又理由充足的信后，便派秘书去法使馆交涉。很快，事情就解决了。胡适在日记里又记道：

1922年8月19日

今天顾少川的秘书刘□□打电话来，说顾君得我信后，即派他到法使馆，把我的意思告诉他们。法公使即发电去上海，今天已得回电，说独秀罚洋四百元了案了，也没有逐出租界的事。我写信去谢谢少川。

陈独秀出狱后，胡适又与蔡元培、李石曾、蒋梦麟、邓中夏、李大钊等，在《为陈独秀君募集论费的启事》上共同署名。

绞刑架下施援手(1)

转眼过去了十年，1932年10月15日，已经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