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梅兰芳梅大师真容，自然有些喜出望外；对于梅兰芳而言，他赴美之前，冒着破产的危险带去的是一颗战战兢兢的心，而回来时却收获了无限荣誉，心中自然是喜悦的。而胡适，除了有一样的欣喜之外，还应该有如释重负的欣慰感。梅兰芳的成功，似乎是对他关怀与尊重的回报。对于不久前的非议，也可能因此如烟消散。于是，他是轻松的、愉悦的。

梅兰芳访美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纠正了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偏见，更因为梅兰芳先后两次荣获博士荣誉学位而在客观上提升了戏曲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从此，中国梅兰芳的名字印刻在了美国土地上。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反映。

1930年8月24日

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说： “还有一个，梅兰芳。”

其实，梅兰芳之所以一回国就亲自登门拜谢胡适，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成功不限于梅派艺术本身，之前充分详备而有针对性的筹备以及后期的宣传造势，都是助其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而在宣传工作方面，胡适也是出了大力的。

首先，因了胡适的关系，梅兰芳初到美国即被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公会邀请参加了茶话会。随后，他又应邀参加了胡适的恩师杜威举办的晚宴。据说，这种情形在美国教育界的社交活动中是很少见的，影响力自然很大。

其次，梅兰芳赴美时，带去了齐如山事先主编的几种宣传品，如《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梅兰芳歌曲谱》、《剧目说明书》以及两百多幅戏剧图案等作为宣传之用。在他们到达美国后，旧金山的一位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又另外编撰了一本纯英文专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内收多篇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生平及表演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胡适用英文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

“梅博士拜谢胡博士”(2)

他在文中这样介绍梅兰芳： “……梅兰芳先生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梅兰芳先生的新剧是个宝库，其中旧剧的许多技艺给保存了下来，许多旧剧题材经过了改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梅兰芳先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愿意。……”

从这个角度上说，梅兰芳的登门拜访，并不只是为了一个谢字，而更多的是继续寻求胡适的帮助。因为梅兰芳心气高远，他从不满足既成的辉煌。他已经将他的艺术带进了东瀛和美洲，他的目光又瞄向了欧洲。于是，我们在这天的胡适日记中，看到了梅兰芳新的计划，以及胡适给予的建议。

1930年7月25日

梅兰芳先生来谈在美洲的情形，并谈到欧洲去的计划。我劝他请张彭春先生顺路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然后决定。

1981年，“华美协进社”原社长孟治博士在纽约出版了一本题为《六十年之追求》的回忆录。他说当年“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百老汇从未听说过梅兰芳，梅兰芳也毫不了解百老汇，但披·西·张（p.c.chang——张彭春）对二者都能如数家珍。……他始终相信美国观众能够接受真正熔歌、舞、剧于一炉的京剧艺术。他向梅（兰芳）和齐（如山）建议由华美协进社主办访美演出。”

除了胡适，张彭春也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胡、张二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同受业于杜威博士门下。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看西方戏剧的机会，尽管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对戏剧，他也是颇有研究的。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这位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的才子，既有文学、哲学作底子，又做过比较戏剧研究，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

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 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反而必然要从相遇、相知到相辅相承。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与莎士比亚、易卜生有所不同但同样是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

其实不用胡适推荐，梅兰芳在美演出期间就已经领受了张彭春的指导。张彭春因为熟知美国人的欣赏口味而及时提醒梅兰芳改变美国人难以理解剧情的剧目，又实际承担了总顾问、总导演之责，还兼做梅兰芳的发言人，在各种场合向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所以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成功，张彭春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因而，当梅兰芳又计划访欧演出时，胡适也就很自然地将张彭春推到了前台。

为梅访欧出谋划策(1)

在筹划访欧期间，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已先后自沪返京的梅、胡二人继续频繁交往。

1930年10月13日

下午见客，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

1931年1月16日

刘子楷（崇杰）邀吃饭，有福建来的蚌，确是美味。座上有梅兰芳、姚玉芙、马连良。

1931年2月12日

到齐如山家吃茶，会见dr. leseing & dr. schierliz及梅兰芳。leseing说“茉莉”出于梵文manika（？）。他问剧本脚色有“末尼”，与“摩尼”有无关系？我们都不能答。

尽管胡适日记中多次提及梅兰芳，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他们相聚交谈的主题应与戏剧有关，但胡适在日记中却很少详写他们交谈的内容。唯有一次，不知是那天他的心情特别好，还是那天的交流内容特别有趣，总之，那天的日记内容很充实。

1931年7月27日

李释戡邀吃饭，有梅兰芳及上沅、佛西诸人。大家谈戏剧，我说，北京可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每周开演二三次，集各班之名角合演最拿手的好戏，每夜八点半到半夜止。每人有固定的月俸；其余日子不妨各自在别处演戏卖艺，但此剧场例定开演日子他们必须来。其余日子，剧场可借作新剧试演及公演场。

我偶谈及老伶人钱金福七十一岁登台做武戏，在后台便喘嗽，一上台便精神抖擞了。此真是习惯的功效。兰芳说，此次他在广州与金少山合演《别姬》，金串霸王，中暑病倒在地，大家把他推扶出台，门幕一掀，他居然做到完场，没有错误。一下台便倒下了，医生赶来，四个钟头没有脉息。此例更奇。又小翠花口吃的厉害。在后台练习，说白句句拗口。但一上台，口齿清脆，毫不见口吃，这更奇了。

不能不说胡适“在北京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的提议颇具创造性和新颖性，但或许是因为梅兰芳此时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访欧的筹备上，而无力于此，胡适的这个建设性主张终未能付诸实践。

然而，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也就是在上次与胡适相聚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搁浅。从此两年之内，胡适日记中未再有梅兰芳的名字。

1934年的最后一天，胡适日记这样记载：

1934年除夕

七点三刻，火车进上海北站。……

冯幼伟来，谈梅畹华出国的事。……

到国际大饭店吃饭……今天吃饭的有张仲述、余上沅、畹华、幼伟及新六。……

到沈昆山兄家，畹华与幼伟借此处请客。

所谓“梅畹华出国的事”，指的是梅兰芳即将赴苏演出。早在1934年3月，梅兰芳就接到苏方的演出邀请。在大半年的彼此接洽和准备之后，苏方特别成立了文化层次颇高的由戏剧、电影、文学界知名人士及外交界高级官员组成的“招待梅兰芳委员会”。相应地，梅兰芳认为剧团的组成人员也应该挑选几位既精通京剧，又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高层人才。这时，他自然想到了胡适大力推荐的张彭春。于是，张彭春又一次出任梅剧团的总指导。

除了张彭春，胡适又向梅兰芳推荐戏剧家余上沅为剧团副指导。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

当年年底，《独立评论》上刊载了蒋廷黻的一篇文章《苏俄游记》。胡适在“编辑记”里这样写： “（蒋先生）写的是苏俄的娱乐。我们看他记的莫斯科戏剧的新倾向，也可以明白苏俄这回延请梅兰芳先生去演戏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客观上，他又为梅兰芳访苏做了一次宣传。

由此可见，除夕之夜的“畹华请客”，既是临行前的告别，也是对胡适一贯帮助的感激。

为梅访欧出谋划策(2)

如果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仅在于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戏剧的话，那么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传播，更在于使“梅派”艺术上升为理论体系。从此，梅兰芳戏剧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可以说，梅兰芳访美、访苏的巨大成功，与胡适、张彭春、余上沅等文化人在其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

从苏联返国后，梅兰芳定居上海，而胡适仍居北京。每当胡适因公因私抵沪，梅兰芳均登门拜访。1936年7月14日，胡适在上海登船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可知梅兰芳曾经特地赶去送行。

1936年7月14日

今晨两点上船。送行者梅畹华特别赶来，最可感谢。

胡适的“最可感谢”，是因为当时已时至深夜两点，还是因梅兰芳经过访美访苏，声名已非同往昔？更有可能是因为此时的梅兰芳并不在上海，他是特别赶到上海来送行的。梅兰芳自1932年之后一直定居上海，直到1936年春夏之交，他首次返回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他收徒、演出，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当他得知胡适即将离国后，还是不远千里特别赶去送行。其实不论何种原因，总之，从胡适在日记中特别一记，也确知他是真感谢的。也可知胡、梅两人的友谊，情深意重。

永远的怀念

“梅兰芳”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

1937年5月5日

早七点到上海，住国际饭店908。

吴经熊来谈，梅畹华来谈，陈宗山来谈。

客观上，两人从此也未再见过面。自七七事变后，胡适于1937年9月赴美做抗日宣传和外交联络工作，一年后又任中国驻美大使，一待便是八年八个月零十天，直到1946年7月回国。梅兰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后，留在了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才返回也是沦陷区的上海，闭门谢客，拒绝登台，潜心作画，艰难度日。

尽管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梅兰芳重登舞台，但内战战火隔绝了身处北平的胡适和身处上海的梅兰芳。

短短三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大逆转。胡适和梅兰芳都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虽然他俩对戏剧有共同的热爱与追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取向。胡适在众人劝说留下的情况下，最终选择搭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向台湾；梅兰芳却在齐如山力劝“走”的情况下，还是留了下来。从此，他俩之间横着一条海峡，彼此都无法跨越。

虽然我们在胡适日记中，再也没有看到“梅兰芳”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从此忘却梅兰芳。相反，一旦环境、土壤适宜，“梅兰芳”便又会出现在胡适的头脑里、话语中和与友人的书信上。

胡适的好友杨联陞曾经写信给胡适，随信附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名为《花儿本不愿开》。胡适1949年7月27日在给杨联陞的回信中谈到这首诗时，说： “此诗的意思很好，第二节使我想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看见内人种的牵牛花两朵，是梅兰芳送的种子，大如饭碗，浓艳的真可爱。”

近十年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