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不以为然，但对他其他方面的才能倒未一概否定。他在1947年5月22日的日记中，列出了他当日发出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人文组”的拟题名单，郭沫若的名字在“考古学及艺术系”一栏中出现。

1950年1月2日

曾琦、刘东岩两先生来谈。曾君见郭沫若的《斯大林万岁》诗，因说，“郭沫若是无行文人”，他从前想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我已推荐他了，但李石岑等人不赞成。后来我介绍他与宗白华通信，沫若有一封信上说：

慕韩（曾君）与太玄，望之如天上人。

我乃堕于污泥之中而不能自拔。……

此信见《三叶集》。可见沫若是惯做阿谀文字的。

抗战胜利以后，郭沫若驳斥胡适言行的文章不时发表，而笔锋愈来愈犀利。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当年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里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的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次年2月，郭沫若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5月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

终未做成朋友(2)

1954年，全国掀起批判胡适的政治运动，郭沫若担任了全国“胡适思想批判讨论工作委员会”主任，他多次发表指导性言论，要将该运动引向深入。一时间，全国各报刊发表的批胡文章铺天盖地，三联书店随即汇编成册出版，由郭沫若题写书名《胡适思想批判》。

胡适对大陆批判他的运动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但他在日记中却对比时的郭沫若只字未提。

订下娃娃亲(1)

长期以来，世人一直将冲破包办婚姻的枷锁、追求自由婚姻作为“反封建”的重要标志之一。也就是说，在人们的印象里，包办婚姻是封建的、腐朽的、落后的，是毫无幸福可言的，是要被彻底打碎的。因而，“遗弃”由父母做主、媒妁之言迎娶的旧式“内人”的行为被认为是勇敢的、反封建的，从而被大加赞许。在他们为这些反封建的斗士们摇旗呐喊助威叫好时，却从来没有为遭“遗弃”的女子一洒同情之泪，而任由如花的她们衰败枯萎。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作为呼喊着“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留洋新派人物，胡适似乎更应该走在反封建反传统的前列，而率先挣脱包办婚姻的束缚。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于是，他的行为让很多人瞠目、不解，甚至遭嘲讽。有人也断言他们的婚姻不可能幸福，即便胡适与结发妻子白头偕老，还是有人不以为然，固执地认为他是这场不幸婚姻的牺牲品，他的精神是苦闷的，他这一生最大的痛苦就是家庭不顺遂等等。

综观胡适日记，他留给妻子江冬秀的笔墨很多。从他的真实记录中，我们发现其实他的这个包办婚姻不仅并非一无是处，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幸福美满的，尽管妻子小脚、没有文化。

早在胡适13岁时，他的母亲就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未来的新娘名叫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住在离胡适家四十余里的旌德县江村。江家是书香名门，江老太爷曾是探花，冬秀的外祖父是翰林。对于这门亲事，冬秀的父亲江员外很是认真，他不仅四下打听胡家家世，更对胡适“这个孩子”仔细观察了好几天，最后才放心应允。

这时，年幼的胡适自然不会有“不满”、“反抗”这样激烈的反应，他懵懂无知地接受了母亲的安排。

四年后，正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的胡适接到母亲的信，催促他回乡办婚事。这时，江家已经办好了嫁妆，胡家也备好了新房。但是，胡适在给母亲的回信中，以“今年十二月毕业”、“下半年万不能请假”、“吾家今年断无力及此”等理由辞婚。不过，孝顺的他又说： “此次辞婚并非故意忤逆。”

婚事就这样搁浅了。胡母尽管有些失落，但为儿子学业日长又于其后考取了留美官费生而颇感欣慰，以为那不但与儿子的“一身荣辱所关，乃吾村，吾家荣辱所关”。这样的喜事冲淡了婚事不成的阴影，但也进一步拉大了胡适与未来新娘在学识上的差距。

儿子的成就，既让胡母自觉脸上有光，又让她忧心。她担心一旦儿子功成名就，说定的婚事大有可能泡汤，另一方面她又十分欢喜小媳妇江冬秀。自胡适留美后，冬秀时常到胡家陪伴胡母，为婆婆排解寂寞，更为婆婆分担家务，很讨胡母喜爱。因此，胡母在给胡适的每一封信中，都要提及江冬秀，以告诫儿子他是有婚约的人，在外不可造次。

证明婚姻是否美满非关女人脚小1911年4月，胡适第一次给江冬秀写了封信，信中说： “屡得吾母书，俱言姊时来吾家，为吾母分任家事。闻之深感令堂及姊之盛意。出门游子，可以无内顾之忧矣。……今闻时时抱恙，远人闻之，殊以为念。近想已健旺如旧矣，前曾于吾母处，得见姊所作字，字迹亦娟好，可喜，惟似不甚能达意，想是不多读书之过。姊现尚有工夫读书否？甚愿有工夫时，能温习旧日所读之书。……如有不能明白之处，即令侄辈为一讲解。虽不能有大益，然终胜于不读书坐令荒疏也。姊以为如何？……”

胡适的可贵在于他对无知无识的发妻并非一味地嫌弃怨怼，更非置之不理然后以二者学识有距离不能沟通而厌之弃之，而是鼓励她识字读书。为此，他又在给母亲的信中，要求母亲买个丫头代冬秀做家务，以便让冬秀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认字。胡母果真依儿所愿，从芜湖买了个丫头。不仅如此，胡适一直关心冬秀的读书情况，时时写信追问，更要冬秀亲笔“作书寄我”。

订下娃娃亲(2)

不久，胡适收到了冬秀的第一封信： “……缘妹幼年随同胞足入塾读书不过二三年，程度低微，稍识几字，实不能作书信，以是因循至今，未克修函奉复，稽延之咎，希为愿宥。……”

除了识字读书，胡适还劝冬秀放足。他在给冬秀的又一封信中说： “来书言放足事，闻之极为欣慰，骨节包惯，本易复天足原形，可时时行走以舒血脉，或骨节亦可渐次复原耳。”

江冬秀自知文化程度的确很低，实不敢亲笔作书。有几次，她请人代写信给胡适，被胡适看出来了。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15年4月28日

得冬秀一书，辞旨通畅，不知系渠自作，抑系他人所拟稿？书中言放足事已行之数年，此大可喜也。

除了书信往来，胡适与江冬秀也互赠照片。有一次，他在家里寄来的一张有冬秀在内的合影照背后写了一首长诗： “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轩车来何迟，劳君相待久。十载远行役，遂令此意负。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筑室杨林桥，背山开户牖。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何须赵女瑟，勿用秦人缶。此中有真趣，可以寿我母。”在这首诗里，他描绘了一幅远离尘世夫唱妇随的世外桃源画卷。

这些书信照片的往来，实际上是胡适培养感情的方式之一，也算是他俩恋爱的方式之一。因而，与一般的包办婚姻不同的是，胡适在婚礼前对新娘的长相、学识、品德等并非一无所知，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婚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当胡适即将由康奈尔大学毕业时，归家心切，思念油升，请好友任叔永为他拍了多张照片，然后从中选出一张“室中读书图”，并在背面写上诗一首： “万里远行役，轩车屡后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然后寄给了江冬秀，直露他的相思之情。

婚前想见新娘而不得(1)

在美七年，受西风吹拂，留学归来的胡适自然是洋派的、新潮的，但他的洋他的新并没有消蚀掉他内心深处的传统品质。尽管崇尚婚姻自由的他在美期间有过艳遇，有过红颜知己，但他始终没有忘却在家乡等了他13年的发妻。

实际上，胡适对母亲包办他的婚姻并非毫无微词，但他同时也能理解母亲的一片苦心，更因“孝”字当头而不忍、不愿忤逆母亲意愿。他早在1908年第一次拒绝婚事而给母亲的信中说： “男断不敢不娶妻，以慰大人之期望。即儿将来得有机会可以出洋，亦断不敢背吾母私出外洋不来归娶。儿……安敢忤逆如是，大人尽可放心也。”所以，他在日记里曾经这样记道：

1921年8月30日

……

梦旦邀我到消闲别墅（福建馆）吃饭，饭时大谈。他谈起我的婚事，他说许多旧人都恭维我不背旧婚约，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

……

我因告诉他，我对于我的旧婚约，始终没有存毁约的念头……

既然如此，胡适自美归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应母亲之催准备和江冬秀完婚。但他毕竟已经有了新思想，不愿在婚前连新娘的面都没有见过，便要求和江冬秀见一面，作为次年假时结婚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依传统习俗，新郎新娘婚前是不允许见面的。江家很有些为难，但他们又知不能开罪胡家，考虑到他俩早有书信照片往来，见一面无妨，表面上勉强答应了。谁知，胡适应约去江村江家，却碰了个钉子，原因是准新娘江冬秀害羞得不肯露面。为此，胡适在8月30日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读来颇为有趣。

……

这一个要求，各方面都赞成了。我亲自到江村，他家请我吃酒，席散后，我要求一见冬秀。他的哥哥耘圃陪我到他卧房外，他先进房去说，我坐在房外翻书等着。我觉得楼上楼下暗中都挤满了人，都是要“看戏”的！耘圃出来，面上很为难，叫七都的姑婆进去劝冬秀。姑婆（吾母之姑，冬秀之舅母）出来，招我进房去。我进房去，冬秀躲入床上，床帐都下。姑婆要去强拉开帐子，我摇手阻住他，便退了出来。耘圃招呼我坐，我仍翻书与他乱谈，稍坐一会，我便起身与他出来。这时候，我若招呼打轿走了，或搬出到客店去歇，那事便僵了。我那时一想，此必非冬秀之过，乃旧家庭与旧习惯之过。我又何必争此一点最低限度的面子？我若闹起来，他们固然可强迫他见我，但我的面子有了，人家的面子何在？我因此回到子隽叔家，绝口不再提此事。

第二天早起，我借纸笔写了一封信给冬秀，说我本不应该来强迫他见我，是我一时错了。他的不见我，是我意中的事。我劝他千万不可因为他不见我之故心里不安。我决不介意，他也不可把此事放在心上。我叫耘圃拿去给他，并请他读给他听。吃了早饭，我就走了。姑婆要我再去见他，我说不必了。

回到家里，人家问我新人如何，我只说，见过了，很好。我告诉我母亲，母亲大生气，我反劝他不要错怪冬秀。但轿夫都知道此事，传说出去，人家来问我，我也只一笑不答。后来冬秀于秋间来看我母亲，诉说此事，果然是旧家庭作梗，他家长辈一面答应我，一面并不告诉他，直到我到他家，他们方才告诉他，并且表示大不赞成之意，冬秀自然不肯见我了。他没有父母，故此种事无人主持。

胡适不毁旧婚约是因为他不忤逆母亲，但他在见过世面，又沾染了新思想后，他对母亲包办的婚姻有了些不甘心。于是，他以婚前“见一面”作为条件，而且是“最低限度的条件”。可以设想，一旦这样的条件不成就，他大可借势毁约。此时，他是留过洋的，又即将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主张“婚姻自由”的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而不再是胡家小毛孩子。如若他开了口，谅江家也无能为力，最多咒一句“负心汉”而已。

然而，当胡适真的连“见一面”都不可能时，他却什么也没说。至于原因，他在日记里继续写道：

婚前想见新娘而不得(2)

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至闹翻。我至今回想，那时确是危机一发之时。我这十几年的婚姻旧约，只有这几点钟是我自己有意矜持的。我自信那一晚与第二天早上的行为也不过是一个gentleman（绅士）应该做的。我受了半世的教育，若不能应付这样一点小境地，我就该惭愧终身了。

受过半世教育的胡适，在婚姻这个问题上，的确颇有绅士风度。从他未能在婚前见到新娘一面却不迁怒于人就可看出，他很能为别人着想。在他看来，对于包办婚姻，如果说他是受害者的话，江冬秀一样也是受害者。他可以预见，如果他毁婚约，深受封建礼教洗礼的江冬秀将孤老一生。他不能弃另一个受害者于不顾，自顾追求所谓的自由婚姻，而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因而，他最终还是遵守旧约，和江冬秀结婚了。

1917年严冬里的一天，在安徽绩溪老家，胡适和江冬秀的婚礼隆重而热烈。胡适一直都记得那一天。许多年后，胡适的学生胡颂平在以日记形式记录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这样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