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开口说辞职了。在关键时刻只有将“替罪羊”抛出去才能保住自己，这样的结局于他是再好不过的了。当然，他的安抚工作还是要做的，他对张学良说这只是权宜之计，实属无奈云云。

胡适是第二天得到消息的。

1933年3月10日

上课后，得后援会电话，说张学良将军决定要走了，要我们去作最后一谈，六点，我与在君、梦麟同去，梅月涵也在，等了好久。七点始见他。他明说蒋介石先生要他辞职，他就辞了。已决定先到意大利，次到瑞士。我们同他告别，就退出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张学良都只有辞职一条路可走。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1)

尽管张学良是为了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而使东三省沦入日手，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政策，如果允许东北军奋勇抗日，结局就一定不是这样的吗？在国土失陷这个问题上，张学良就一定是毫无责任的吗？撇去其他资料不谈，仅看胡适日记里透露出的只字片语，似乎就很难说。

1933年3月13日

五点，见蒋介石先生，谈了两点钟。

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他估计日本须用六师团人，故国内与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的多多！”

这真是可怜的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实际上，胡适在他的那篇六千长文《全国震惊以后》里就已经这样说了： “从这回的热河事件，我们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 就是前年‘九·一八’的失败，也不是有计划的‘无抵抗’，其实也是一种摧枯拉朽的崩溃。几百个决死攻城的日本兵眼里就没有看见那二十万的东北大兵。即使没有那九月六日张学良将军‘不准冲突’的密令，即使没有王以哲司令‘不抵抗’的命令，那二十万大兵也不会抵抗的，也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崩溃的。”

接着，胡适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一结论，除了“军队全没有科学的设备，没有现代的训练”、“军官的贪污堕落”、“地方政治的贪污腐败”外，张学良和“政府”都应负绝大的责任。

在胡适看来，张学良的能力、智识都不足以担当如此重任，他“恋栈”、“纵容汤玉麟”、“准备不充分”、“未亲赴前线督师”、“性情多疑”等，都是造成东北军军力如纸一戳即破的原因。

胡适不愧为一个研究者，在国土失陷国人一片谴张（学良）声浪中，他冷静地分析研究表面的、深层的缘由。在《全国震惊以后》一文中，他所列举的似乎只是表面的原因，而有一个他个人的思考，他没有说，那就是关于“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事件。

在距热河失陷一年后，胡适在与友人论及张学良杀杨宇霆一事时，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1934年2月11日

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

胡适为什么会这么说？

杨宇霆原是张作霖的左右手，深得张作霖的信任与敬重。胡适在日记里还曾举例说明：

卢乃赓说，张作霖对人常作丑骂。但对王永江、杨宇霆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他和杨宇霆争论一件事，他气了，说了“妈的”两个字，杨宇霆站起来说，“你骂谁？”张作霖立刻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

正因为如此，在张作霖被炸死而由张学良接掌东北军后，他仍然骄横狂妄而不把年轻的少帅放在眼里，甚至权倾朝野觊觎东北军掌门人之职。所以，张学良动了杀心。不过，念及往日旧情，他还是有些不忍，竟以抛银元看正反的土办法来决定杨的生死，试图以命运来消解内心的不安。胡适在11日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个过程：

王化一谈： 汉卿最近对他谈一事： 他说他的公馆楼梯下大保险柜内有两件东西，最不能忘。一件是日本议员床次收到汉卿捐助选举运动费五十万元的收条。一件是一块袁头的银元。

……

那块银元是汉卿决定杀杨宇霆的关键。他恨杨跋扈，决心要杀他，但终不忍下手。一夜，他在卧室内，筹思不决，忽取银元卜之，暗视袁头向上则杀杨，向下则不杀。三掷，袁头皆向上，他不觉泪下。他的夫人于凤至很诧异，问他所以，他说，他要杀一个人，三卜皆赞成杀，故伤心泪下。她说，杀人是大事，不可过信卜卦。她取银元也试卜之，两次皆袁头向上，第三次银元落在床上，她向床一看，也下泪了，因为这回也是袁头向上。杀杨之计就决定了。事后汉卿把这块银元封在保险箱内，外人无知者。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2)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及其党羽常荫槐被枪杀。

对于张学良个人来说，他的“杀杨”行为巩固了他在东北军尚不稳固的首脑地位，大大树立了威信。同时，也使南京政府对他的魄力和胆识刮目相看；对于东北军而言，伴随着杨宇霆的被枪杀，以杨宇霆为首的东北军里的亲日派、守旧派的势力大为削弱，东北军的军令、政令得以统一。

当然，张学良本人是不会以杨宇霆阴谋篡权这样的理由来解释他杀杨的，他公示天下的理由是杨宇霆、常荫槐破坏统一。他在杀杨、常之后的“通电”中说： “统一告成，建设开始，凡我同志，正宜和衷共济，协力图功。……乃杨、常朋比，操纵把持，致使一切政务，受其牵掣，各事无从进行……”

张学良所说的“统一”是在杀杨之前刚刚完成的“东北易帜”。1928年末，青天白日旗帜在东北大地上开始飘扬，这预示着中国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动荡，而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对于东北而言，它不再孤立于中国版图，开始有了“政府”作为后盾，从而摆脱了上有苏俄的虎视眈眈，旁有日本的野心勃勃的尴尬，同时也扩大了地盘（河北省划归东北），由东三省扩张为东四省。然而，亲日的杨宇霆与日本人总是纠缠不清，或者说彼此“勾结”，这不免让张学良痛恨不已。

早在张作霖执掌东北之时，就曾经因袁世凯与日本人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关于日本人在东北及蒙古东部修筑铁路的特权而头痛了很长时间。也正是因为他采取了“软磨硬泡装糊涂”的对日外交策略而招致杀身之祸。张作霖死后，日本人又将问题抛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一方面继续父亲的做法，一方面积极与南京政府联盟，从而以“外交谈判事宜，概由中央政府全权负责，地方当局无权过问”为由搪塞推脱。

阻挠东北易帜挫败后的日本人，很不甘心，再派人与张学良交涉，仍吃了钉子碰了壁，遂转向与杨宇霆密谋。据说日方已经与杨宇霆在铁路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正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就在这节骨眼上，杨宇霆被张学良杀了。这也就意味着，日本人对张学良彻底失望的同时，也萌生了武力解决东北问题的念头。

从这个角度上说，胡适所说“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便有了依据。

另外，张学良既然是以“破坏统一”的理由杀杨宇霆的，那么，杨宇霆一定是不情愿东北易帜的，如果他不死，自然也不会情愿日后与蒋介石联盟。如果东北不易帜、不与蒋介石联盟，东北仍然是独立的东北，不必听命于中央政府。杨宇霆乃军阀出身，又有心夺张学良的权而执掌东北，或许他会为了保住东北这个将来有可能是他的地盘而与日本人拼老命，或许就因此暂时保住了东北。

然而事实是，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又在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之际接受了蒋介石抛出的绣球。

在这之前几天，胡适在与纽约《时报》的abend谈到中国和平的前途时，就有先见之明地说： “和平之议，只可有五点来源： 一是老百姓；二是列强；三是奉天；四是南京政府；五是南京的将领。前二者是不会出来要求。”如今，果然是因为奉天因为张学良而实现了和平。胡适却又有了担忧：

1930年9月12日

张学良此举，意思不甚明了，然阎锡山立即通电辞职，并撤退京津军队，其与奉天有妥协，自不待言。此是我前次所说五个和平来源之第三与第五两项已实现了。主和之议出于奉天，那里还有个“中央”存在？将来奉天联合各地之灰色将领，有所主张，南京还是答应，还是拒绝呢？

但奉天之举，若无较远大的政治眼光作指导，终于国家无大利益，但放出一群无知武人重来糟蹋国家而已。

紧接着，胡适在一时感慨之下，又给张学良写信，给他忠告。他在日记里很明白地这样记道：

1930年10月27日

……

“杀杨事件”与两个“九·一八”(3)

船上有所感触，写了一长信与张汉卿，即托何君转寄去。信中大意说，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不可不把一些根本问题细细筹虑过。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信有九页，不到二千字。

从以后的事实看，胡适的这番担忧既实也虚。“奉天”并无与“中央”并存之意，也没有有所主张。但是，张学良与蒋介石联盟之后被任命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又主持黄河以北一切军政事务，可谓政途坦荡。既然他已成了中央政府的人，东北又隶属中央政府，自然一切都听命于中央政府。既然蒋介石要求不抵抗，他自然也就不能抵抗。于是，东北轻易易手。从这个角度看，的确是“终于国家无大利益”。

正如胡适在《全国震惊以后》中所说，即便没有“不抵抗”政策，张学良的东北军也不一定是日本人的对手。在蒋介石拉拢张学良时，以河北等其他黄河以北地区作为诱饵。联盟后，十余万东北精锐军浩浩荡荡气宇轩昂地开进了关内，却使东北三省的军事力量足足减了一半，留给了正磨刀霍霍的日本人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1930年“九·一八”时，张学良向全国发表通电，率东北军归属中央政府，从而使蒋冯阎之间的战争格局迅速明朗，从而平息了战火，重新实现了统一。然而，一年以后的1931年“九·一八”，却将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的不名誉的称谓推向耻辱的深渊。

这一切是不是可以解释胡适所说的“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这句话？这虽然是他的一家之言，但也不无道理，也显出他洞察世事的深邃和思考问题的独到。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这句话用词十分精确，“轻易”二字便将一切可能的漏洞和把柄封住。因为他知道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不一定不会失掉，只是有可能延缓。

“汉卿这祸真闯得不小”

就在张学良见过蒋介石并决定辞职之后的第二天，胡适也往保定去见蒋介石。尽管他对东三省及热河的先后失陷悲愤不已，但还是坚持以外交手段与日方交涉。于是，他与蒋介石的交谈便是围绕着“打”或“不打”。

1933年3月13日

早起到车站，月亮尚未落。与咏霓、在君、刘子楷同车。七点一刻开，下午一点半到保定。

……

我们问他（指蒋介石——引者注）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

我又问： 三个月之后能打吗？

他说： 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人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

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我们又说： 那末能交涉吗？能表示在取消“满洲国”的条件之下与日本开始交涉吗？

他说，我曾对日本人这样说过，但那是无效的。日本决不肯放弃“满洲国”。

他声明他决不是为了保持政权而不敢交涉。

最后他要我们想想外交的问题。

显然此时，胡适与蒋介石对抗战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不仅如此，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俩也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当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对张学良是很不满的。

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天，胡适刚刚从美国返国。事变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他不是从报纸或电台或朋友那里得到消息的，而是小儿胡思杜的一声惊叫：

1936年12月13日

今早我还未下楼，小三大叫：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我看报，才知道张学良在西安叛变，把蒋介石先生扣留了。政府昨日有紧急处分，免张学良职，行政院由孔祥熙代，军委会加常委几人。

这祸真闯得不小！……

发一电与咏霓，问蒋的安全。

在这篇日记里，胡适用“叛变”二字为事变本身和张学良定了性。不仅如此，他在20日为天津《大公报》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