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并没因此而气馁。孔子不是说过“不患人之不知己”的话吗！对一个怀抱大志的人来说，这一点点冷遇实在是算不了什么的。只能刺激他，使他更加发奋，更加锐意进取。

图书管理员(2)

为了能在北大旁听，毛泽东参加了北大的哲学会和新闻学会。

那时，胡适任北大教授，教授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就常去旁听他的课。

赞同毛的想法(1)

在北京，经过七八个月的准备和组织，去法国的款项业已基本落实，毛泽东于是和一些湖南学生离开了北京，往上海登船。

毛泽东仍然很穷，经常身上不名一文。离京时他所有的盘缠仅够到天津的。到了天津就不知怎么办了。还是一位同学借与他十块钱，他才得以买了张到南京浦口的车票。

火车路经山东时，毛泽东下车去爬了巍峨的泰山，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壮志爱国的对联；他还去曲阜瞻仰了孔子的墓地。孔子的弟子濯足的小溪，孔子幼年居住的小镇，孔庙附近那棵传说是孔子亲手栽的树，以及颜回住处附近的小河，孟子的出生地等，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火车停在了浦口车站，毛泽东走下车来，心里是一片茫然，真是足将行而踟蹰，因为他的口袋里又一个子儿也没有了。

没钱寸步难行。

这时他的肚子也饿了，人也乏了，他就在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呆坐着，枯坐着，他脱了鞋，身子一歪，竟睡着了。

醒来时，一伸脚，坏了！鞋没了，被人偷了。

他下意识地望了望自己的那一双大脚，唯有苦笑。

仿佛是吉人自有天相。有一个人自他身边匆匆而过。毛泽东无意地瞄了他一眼，眼睛立时亮了。连忙喊了那人一声，那人随即站住了。

毛泽东遇见了一个熟识的同乡。

毛泽东向他借了钱，买了鞋，去上海的路费自然也不成问题了。

到了上海，毛泽东与准备赴法的湖南学生们会合了。

一切安排妥当，一艘法国邮船已经泊在了上海港，不日即将启航。

可是，这时毛泽东却告诉大家，他决定留在国内，不去法国了。

大伙都觉得很意外，也颇不理解。想去年夏天，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从湖南出来到北京，费了那么多周折，不就是为了这一天么？毛泽东是他们的头儿，这大半年来为赴法的事就数他操的心最多，出的力最大，怎么到头来反而是他打起了退堂鼓？

不去法国，并不是毛泽东的一时退缩，他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他的想法是： “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1920年3月14日，他在写给他湖南师范的同窗周士钊的信中，对不出国的原因又作过解释：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和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看译本较原本快捷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从他的这封信中可知，毕竟这次去法国是个机会，何况自己也付出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为了不致莽撞，毛泽东去找了两个人，征求他们的意见。一个是他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是他的老师后来到了北京的黎锦熙，另一个便是胡适。

胡适听了毛泽东谈的想法后，觉得他的想法有道理。其实胡适早在1914年就写过一篇文章《非留学篇》，论述出国留学问题，他认为“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日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

赞同毛的想法(2)

胡适的理解和赞同，使毛泽东终于下了不去法国的决心。

“自修大学”的来历(1)

1919年毛泽东在离京回湘前，在与胡适的交谈中，曾请求胡适今后多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自然欣然允诺。

那以后，胡适确实一度对湖南的形势颇为关注。

那时，胡适正与陈独秀在办《每周评论》，这份刊物毛泽东是每期必看的，从中受到不少教益和启发。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便创办了《湘江评论》。

胡适对《湘江评论》的态度相当热情，特别对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更是重重地称赞了一回。他发表在第36号《每周评论》上的那篇《介绍新出版物》是这样说的：

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意外的喜欢。

胡适在说这番话的上月，《每周评论》发了他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猫狗鹦鹉都会做的事，不仅无用，还很危险，不如研究一些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女子解放、总统权限乃至加入国际联盟等问题。

表面上看来，胡适是在反对空谈，主张多做实事，其实他并不是反对进口的所有主义，他反对的是进口马克思主义；他也不是提倡研究所有的问题，比如“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问题就不在他的主张之内。

胡适的“问题”文章一出，李大钊立刻就看出了问题，随即在当年8月份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对胡文予以反驳。酿成“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晚年曾说：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他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

当时毛泽东尚未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思想还处于“大杂烩”阶段，加上他也许未及时看到李大钊的文章，所以没有认识到“问题与主义”的实质，而只是对胡适的论点很感兴趣，于是他有了成立“问题研究会”的打算。

尽管“问题研究会”后来并未办成，但毛泽东当初却为它做了精心的准备，这从他拟定的非常详细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可以看得出来，从中还可看出他对胡适观点的认同。

1919年，毛泽东参与领导了湖南学生的一次总罢课，目的是要求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张敬尧便查禁了作为学生报纸的《湘江评论》。于是毛泽东在当年年底，第二次来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把反对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反军阀的宣传。

胡适在1920年1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920年1月15日

毛泽东来谈湖南事。

显然，他这天的日记内容过于简单了。“湖南事”是指什么呢？除了湖南的“驱张”运动外，毛泽东又产生了要在湖南办一个“工读互助团”的想法。“工读互助团”是所自修学校型的组织，毛泽东的设想是“邀合同志”，“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实行共产的生活”。

毛泽东找到胡适，跟他谈了自己的设想。

胡适在1951年5月16、17日连续两天谈到毛泽东的“自修大学”。他在16日的日记里节选了一段萧三《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的内容： “……泽东同志又组织了一个‘自修大学’，后来又组织了‘湘江中学’。”又在17日的日记里节选了一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书中的内容： “一九二○年他回长沙……组织了文化书社，青年图书馆，办船山学社，自修大学，湘江中学，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胡适之所以对两本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如此感兴趣，不厌其烦地摘抄在日记中，是因为他是毛泽东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自修大学”的来历(2)

1951年5月17日

……

毛泽东依据了我在一九二○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自修大学”见于记录，似只有这两处，故我记在这里。

尽管我们目前已经无法找到胡适的“一个自修大学”的演讲稿，但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之所以将原先的“工读互助团”更名为“自修大学”，是采纳了胡适的意见。从日记里也可看出，胡适还为毛泽东修改了“自修大学章程”。

这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长沙，才两天他便给胡适写了一封信： “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

从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那时不仅与胡适的联系颇为频繁，而且对胡适也很倚重。信中所提到的“沪上一信”，不知是胡适收到了又忘记回复了，还是根本没有收到。总之，没有了下落。

毛泽东在这一次逗留北京期间，读了许多有关俄国情况的书，他不懂外文，只能看中文书，有关共产主义的中文书籍，只要能找到，他都仔细地读了。特别是《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这三本译著给他的影响最大，使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从此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虽然对胡适很敬重，但这并没妨碍他认识胡适的视线。1923年4月，毛泽东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了一份理论月刊——《新时代》杂志，在其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文中分析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组合，指出今后中国政治的形势走向和前途。他把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即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胡适属于“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指出了胡适这一派所具有的革命和妥协的两面性。

综观胡适一生，其政治态度及其表现证明了毛泽东眼光的准确。

劝毛“放弃武力”(1)

国民参政员傅斯年、黄炎培等六人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团结，促成双方商谈，应中共中央及毛泽东主席的邀请，于1945年7月1日飞赴延安。

在访问中，参政员们与中共领袖有过较多的接触，毛泽东当面请傅斯年转达他对时在美国做寓公的胡适的问候，说： “代问老师胡适好。”

自1920年胡适与毛泽东在北京分别后，就一直没有再见过面。其实，其间是有一次见面机会的，但错过了。七七事变后一个月，胡适去南京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会员一共有16人，其中也有毛泽东。如果毛泽东也如约参加会议的话，就可以与胡适叙旧了。对于这件事，胡适在日记里也有记录：

1937年8月17日

八点半，在汪宅开国防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会员共十六人（有△者今晚到的人）：

△张伯苓蒋孟麟黄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

今晚精卫先生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雪艇、吴达诠三部长及张岳军秘书长。周恩来代表毛君出席。

胡适1938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华民国驻美大使，1942年卸任后，即移居纽约，打算续写他的《中国哲学史》。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重庆谈判国民党代表之一王世杰（字雪艇）择机递呈毛泽东一份电报。是胡适自美拍给毛泽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