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蒋介石似乎对他利用了胡适有些过意不去，他不仅在他的日记中说此乃他“一生中对人最抱歉之一事也”，更约胡适去吃饭，亲表歉意。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48年4月8日

下午八点，到主席官邸吃晚饭，别无他客。……

蒋公向我致歉意。他说，他的建议是他在牯岭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

我对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状，不是坏现状。

胡适之所以被蒋介石利用，并非他欠缺智慧，而是他对蒋介石充满信任与期待。可能在他看来，如果蒋介石身边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的诤友，如果蒋介石能够听从诤友的诤言，他也不是不能做个好总统。所以，在有两百多人发起签署提名蒋介石为首届总统候选人的非官方议案上，也有胡适的大名。该议案于4月16日公布。三天后，蒋介石如愿以偿，当上了首任总统。

胡适日记很巧合地自4月16日起就中断了，因而在日记里，他没有对新任总统有任何的祝福。

蒋介石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就是选择行政院长。此时，他可能已经忘了他对胡适曾经许诺的“你当总统，我当行政院长。或者，我当总统，你当行政院长”的诺言。众说纷纭之下，有人竟“不知好歹”地提出了胡适的名字。闻言，蒋介石脸色一下子变得很难看，他冷冷地回了一句： “书生不能办事。”

有好事者将此言传给了胡适。对此，胡适日记中没有显现。据说，胡适当时只是笑笑说： “蒋先生是对的，我确实是书生，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哪里还能搞政治。”虽说有自嘲的成分，但也可说胡适对自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内战中赴美游说

胡适似乎是矛盾的，他总是在声称“不问政治”，却又因要做“政府”的诤臣和蒋介石的诤友而总是不能与政治划清界线。当国民党在大陆的颓势无法逆转、蒋介石为此大伤脑筋时，胡适适时地出现在总统官邸，或进言，或建议。

1948年10月28日

今夜总统蒋先生约吃饭，我很质直的谈了一点多钟的话，都是很逆耳的话，但他很和气的听受。

……

1949年1月8日

7：30总统官邸晚餐。我为他述general wainwright（温赖特将军）守bat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蒋公稍有动意？

有的时候，人在极度失败的情形之下，是比较容易听得进逆言的，因为他此时已经没有了自信，甚至很自卑而否决以往的一切。然而，“听得进”并不等同于“完全接受”。虽然蒋介石“很和气的听受”胡适的“很逆耳的话”，但这并不表明他同意胡适所言并准备按照他的所说去做。此刻，蒋介石的心里另有盘算。胡适在1月8日的日记里，还有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 “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

这么看来，蒋介石之所以在如此恶劣的政局下还能够心平气和地“聆听”胡适的“教导”，是因为他对胡适又有了新的企图。表面上，蒋介石似乎并不需要胡适“负什么使命”，实际上并非如此。

4月6日，胡适离国去美。4月23日，南京解放。次月，胡适接到了蒋介石的秘信。也就是说，胡适此番去美，并非只是“出去看看”。他的任务是：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指顾维钧——引者注），多加功夫为盼。”看写信日期： 5月28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

此后两个月，胡适马不停蹄地四处奔走呼号，饱含深情地声称： “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然而此时，在大局已定的形势之下，他的悲情已经无法打动美国人了。

反对“总统”连任(1)

从7月份开始，他停止了一切徒劳的努力，避居纽约，开始了他生命中既灰暗又自得其乐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应该是能够帮助他实现“不问政治”的理想的，但他却又不甘寂寞，继续与蒋介石牵扯不清。先是有关《自由中国》杂志的问题，后来又有反对总统连任的麻烦。

台湾“宪法”规定： “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时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就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于王朝世袭，因而要加以严格限制。

在蒋介石于1954年第二次获选连任“总统”之际，《自由中国》就撰文，以美国华盛顿总统自动下野，创下美国宪法总统不连任二届的范例，以此来提醒蒋介石在仅有的六年任期内，要及早考虑转移政权的问题。

1958年，蒋介石的第二届任期又将结束，各界人士都关注着蒋介石是退隐幕后，还是修宪连任的抉择。年底，蒋介石在一次会议中发表声明： “我们不仅没有修改宪法的意思，并且反对修改宪法。”这一声明立即引得各界大加称赞。但是，《自由中国》却从中发现了漏洞，因为蒋介石自始至终都没有明确否定再连任第三届总统的可能性，于是在社论中表示了极大的疑虑。与此同时，各方以“事实需要”为藉口，极力赞同蒋介石修宪连任。《自由中国》连续发表文章，对此大加反对。

胡适1959年的日记缺损很严重，从4月至9月，均为空白。10月份的日记是从15日开始的。这天，他这样记道：

1959年10月15日

这是今天报纸的记录： 《中央日报》第一版第二条新闻似是专为我昨天的谬论作“更正”的。

（以下是剪报标题）

旅居全美各地侨胞拥护总统继续领导

旅乌全体侨胞来电表示愿望

恳请总统领导完成复国大业

他所说的“谬论”是什么呢？《中央日报》又为何要“更正”呢？

在对待蒋介石三连任的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和支持的两大阵营。崇尚民主自由的胡适自然是站在反对一方的。10月14日，也就是在他写以上日记的前一天，他自美国返回台湾。在机场，在回答前来采访的记者关于总统三连任问题时，胡适的回答虽然非常含蓄，但也清晰。他说： 听说纽约侨领不赞成参加第三任竞选运动，虽然各地华侨纷纷致电台湾，敦请总统连任，纽约并没有发出此种电报，而纽约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华侨中心。他的这番话的真实意思显而易见，因而各“政府”媒体均不敢原文刊登，而只有一些民营报纸发了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的新闻干脆篡改了胡适的原话，直接说在美侨胞“拥护”蒋介石。

看到这样的“更正”，胡适也只有苦笑了。不久，他又在报纸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 “总统连任问题，将觅解决办法，国大可能采取三种办法”。文章中引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 “尽管宪法上有限制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但蒋总统之连任第三届几乎已成定局。”胡适觉得有必要面见蒋介石，做一个“诤臣”或“诤友”应该做的事。他分别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和“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表达了此意。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59年11月14日

王云五先生来谈。本月四日，在教廷新公使的酒会上，我和张岳军（即张群——引者注）先生谈，我说“我回来二十天了，还没有去见总统。我知道他很忙，又常到别处去。请你留意，如总统有工夫，我想去看他。”这是十天前的事。今天岳军遇着云五先生，他说，他知道我要向总统说些什么话。所以他颇感迟疑。“如果话听得进，当然很好。万一听不进，胡适之也许不感觉为难，但总统也许觉得很窘。”所以他要云五先生示意，要我去和他谈，让他代我转达！

这是岳军的好意，我当然接受。

胡适接受了张群的建议，没有亲自去和蒋介石谈，而是先将他的观点说给张群听，由张群去向蒋介石转达。

反对“总统”连任(2)

1959年11月15日

今晚在梅月涵宴请日本前文部省大臣滩尾弘吉的席上见着张岳军，饭后他邀我到他家小谈。

我请他转告蒋总统几点：

（1） 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 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 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

（4） 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登出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实际上，在20天前，他已经将他的这番“劝谏”请“行政院”秘书长黄长谷转陈蒋介石。此时，他不过是再重复一遍而已。以他对蒋介石的了解，他知道蒋介石不是个轻易能够接受他人意见的人，何况这关乎到他的政治生命，他又岂能甘心自觉走下总统宝座。胡适也清楚，他能做的，仅仅是步步紧逼而已。

一周后，胡适得悉蒋介石的答复，并没有出乎他的预料。

1959年11月23日

……

蒋先生郑重考虑了一会儿，只说了两句话： “我要说的话，都已经说过了。即使我要提出一个人来，我应该向党提出，不能公开的说。”

我怕这又是三十七年和四十三年的老法子了？他向党说话，党的中委一致反对，一致劝进，于是他的责任已尽了。

如果换作他人，或许会认为蒋介石所说确实合情合理。然而对于胡适来说，在“让”与“不让”的问题上，他太了解蒋介石了。他不会忘记他曾经被蒋介石当做“过河卒子”而被提名总统候选人的难堪经历。那时，蒋介石不就是因为“党的中委一致反对”而踢开胡适自己明正言顺地荣任总统的嘛。如今，蒋介石又要故技重施了。

一个月以后的12月23日，蒋介石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的年会上，在开幕典礼的演说中，又一次重申他不赞同修改宪法，他说： “我们维护宪法的有力行动，莫过于光复大陆；我们光复大陆的武器，也莫过于尊重宪法。”但是，他仍然回避是否三连任总统的承诺。为此，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59年12月23日

…… 这个好机会，他又错过了！

一向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一心要将蒋介石引向民主征程的胡适，如今对蒋介石真的有些失望了。但是，他又不能放弃。1960年2月14日，“行政院”院长陈诚劝胡适放弃反对蒋介石连任，说支持者已占绝大多数，而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小。胡适却说： “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2月20日，胡适又公开表明，他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为此，他拒当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

在2月21日的日记中，胡适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粘贴了数份剪报，其中最醒目的是：

修宪运动方兴未艾

胡适之婉拒任主席雷震不出席开幕礼

（《公论报》）

胡适坚决反对总统三度连任

（《公论报》）

我坚决反对修宪

胡适博士感慨多

（《征信新闻》）

胡适反抗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支持声浪之中，瞬间无影无踪。反之，“蒋总统”连任的呼声日渐高涨。胡适很清醒地意识到，他已无力回天。在这件事上，他其实已经完全得罪了蒋介石。他本应就此闭嘴，不再发一言。然而在2月29日“国大”主席团会上，他又差点儿惹了祸。

当时，对于无记名投票还是记名投票的问题，主席团中存在争议。蒋介石主张记名投票。或许是为了表现“民主”，他主动询问胡适的意见。胡适到底是书生，一旦有了敞开心扉的机会，他就忘了“言多必失”的古训。他不但直言赞成无记名投票，又说： “张怀老说‘无记名对人，有记名对事’这句话，全世界没有一本书上这样规定的。无记名投票是保障投票的自由，可以避免投票的威胁，因此很快地被世界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