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在托里图地区招降了林丹汗之子额哲统率的察哈尔馀部。至此，加上以前已与后金结盟的科尔沁蒙古和其他部落，内蒙古各部完全听命于后金。后金的西线压力顿时消失。我在回军途中，还意外获得了额哲母亲苏泰太后保存的元代传国玉玺，并将这枚无价之宝献给了皇太极，使后金获得了法理上的正统。

察哈尔问题的解决，使后金少了一个肘腋之患。皇太极志得意满，于是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二十四旗精锐部队，实力更加强大。天聪十年（1636年），皇太极改元崇德，并在沈阳正式称皇帝，改国号为大清。他很清楚，女真和金的称呼，容易勾起中原汉人对于几百年前靖康之变那场耻辱的记忆，所以，为了减少征服明朝的阻力，不如更改族名和国号。而且在五行中，明尚火，清尚水，水能克火，故改国号为清，可以适应以清代明的政治理想。大清的建立，使我们的奋斗目标进一步明确，那就是取代明朝，统一天下。

二、屡立战功的青年才俊(2)

由于我的战功卓著和足智多谋，皇太极在称帝之后大封群臣之时，封我为“和硕睿亲王”，位居诸王前列。我手中控制的旗众也由一旗增加到正白、镶白两旗，在朝中的影响力非同小可。

朝鲜很早就是明朝的臣属国，明军进攻我朝时，朝鲜总按照明朝的旨意出兵助战，尽管朝鲜军队战斗力较弱，但总是一个牵制我军注意力的因素，所以皇太极非常希望一举根除朝鲜的威胁，我也表示赞同。崇德元年（1636年）十二月，我亲率大军进攻朝鲜，很快进围朝鲜国王居住的南汉山城，并攻占朝鲜王室贵族的避难地江华岛。朝鲜国王不得不与我签订了城下之盟，向清朝称臣，断绝与明朝的往来。进攻朝鲜的战争获得全胜。明军在关外牵制我朝的力量全部化为乌有。这下，我朝就可以腾出手来，准备与明朝进行关外的最后决战了。

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极统率清军包围锦州。降而复叛的明军将领祖大寿一面死守，一面向关内求救。翌年六月，皇太极派遣我为统帅，进攻锦州。但我没有完全执行皇太极的命令，而是一时糊涂，允许士兵回家探亲，造成军心涣散，部队行进迟缓，没能阻止明军运粮进城。皇太极闻讯大怒，严厉斥责我，面对皇帝兼兄长的质问，我哑口无言。皇太极盛怒之下，我的帅位丢了，亲王也降格成了郡王，还被罚了一万两银子。

崇德六年（1641年），明崇祯皇帝派遣大学士洪承畴为总督，率领八位总兵，十三万大军和四万匹战马，赶到锦州附近增援。洪承畴老谋深算，他接受了二十多年前杜松兵败萨尔浒的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且战且守，待敌自困，一战解围”的策略。七月，明军进占松山，与我军激战良久，双方损失惨重，我军统帅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免职，皇太极再次任命我戴罪立功，到前线督战。

我与肃亲王豪格统率大军作为前锋，采用围点打援的办法，希望阻止明援军入城，反而遭遇敌军的反包围，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皇太极不得不带病出征，赶往松山。皇太极派兵设伏，断敌退路；又派兵袭劫积粟，断敌粮道；由我率军设伏高桥，击敌逃兵；以主力列阵前方，围点打援。多路清军同时进攻，使洪承畴首尾难顾，特别是粮仓被劫，导致军心大乱，洪承畴率残兵退守松山，力战被俘。“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锦州随即宣告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只剩下宁远一城。

松锦大战历时三年，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超过三十万人。这是明清之间争夺东北控制权的最后决战。明朝参战部队为其最精锐力量，其中不乏关宁铁骑这样的骁勇之师。明军的溃败，标志着他们已经完全退出了对东北的争夺。我朝已经完全控制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进军北京，只是时间问题了。而我，由于在松锦大战中表现英勇，再次受到皇太极的嘉奖，不仅王爵恢复，而且深得皇太极信任，“凡所谋议，无不得参”。皇太极认为我“举动皆合朕意”，我逐渐成为朝中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1)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与父汗一样，仓猝间他也没有留下传位遗诏；而与父汗不同的是，他生前也没有流露出将皇位传给谁的任何迹象。毕竟，他去世的时候只有五十二岁，很年轻，也许他也很难相信自己会英年早逝。

皇太极本人的即位，实际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的，是四大贝勒妥协的产物。但皇太极长于权术，很快迫使其他三个贝勒或被囚禁，或放弃权力，实现了他的南面独坐。但现在的情形更加微妙。皇太极去世前，我已经深深地感觉到“诸王辈皆分党，多有乖争之事”。皇太极身后的这场皇位之争势必难以避免。四大贝勒现在只有代善尚在，但他已经年老，而且不太愿意过问政事；四小贝勒里以我战功最多，实力最强，拥有正白、镶白两个旗。而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自己直接掌管正蓝旗，还得到了其父皇掌管的正黄、镶黄两旗的支持，连掌管正红旗的二哥代善也支持他，看来，豪格的实力比我强，后台比我硬。因此，皇位的争夺主要在我和豪格之间展开。十七年前，就曾经有那样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能力去珍惜。现在，千载难逢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凭什么不能去奋力争取呢？而豪格则仗着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寸步不让。他希望争取四小贝勒之一，握有镶蓝旗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济尔哈朗老奸巨猾，一方面表示“我意亦如此”，另一方面说此事还要和睿亲王商议，把皮球踢到一边了。这也表明，郑亲王也难以预料我和豪格谁将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因此他不轻易下注。作为四小贝勒的另外两位重要人物，十二哥阿济格和十五弟多铎率领两白旗大臣极力支持我。我当时很犹豫，不敢贸然接受他们的拥戴，当然也更不会拒绝。这个时候，盛京的政治气氛很紧张，黄旗大臣图尔格甚至因为“与白旗诸王素有衅隙，传三牛录下护军，备甲胄弓矢护其门”。

八月十四日，也就是皇太极去世的第五天，作为清朝决策集团的核心人物，我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储君问题。这天黎明，“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令两旗巴牙喇兵张弓矢，环立宫殿”，摆出一副如果谈不成，就兵戎相见的架势。会议召开前，我并没有板着面孔冷对两黄旗大臣们，而是主动找到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索尼，征求他的意见。索尼显然有避嫌之想，所以并没有在我面前公开表示力挺豪格，但他抛出了这样的话：“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话音未落，我已经明白了他的如意算盘。皇太极的儿子中，除了长子豪格已经成年外，其他的儿子不是早夭，就是过于年幼，少不更事。因此他用这种迂回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支持豪格的初衷。然而，我立即意识到，“立皇子”与“立豪格”是有差别的，豪格的铁杆支持者没有明确提出“立豪格”，那么我也打着“立皇子”的旗号，把豪格排斥在外，拥立年幼的皇子，不也顺理成章吗？

会议开始了。索尼果然抢先发言，要求拥立皇子。二哥礼亲王代善提出，皇子中豪格“当承大统”。我偷眼瞧了一下豪格，他正眯缝着眼睛，肯定心里别提多得意了。但是豪格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好意思一下子就接受代善的提议，他仿效三国时期曹丕取代汉献帝前三次辞让的典故，说自己“福小德薄，非所堪当”。显然，这是个象征性的谦让，是释放出期待更多的大臣再次劝进的信号，而后借坡下驴，登上皇位。此时，我突然接过话来，说出了一句足以憋死豪格的举动：“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豪格）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我的同母兄弟阿济格、多铎赶紧跟了一句，力主让我即帝位。这个时候，会场沉默了，我再偷眼看看豪格，刚才还眉飞色舞的他，此刻已经瞠目结舌。我心里很清楚，他的假意谦让和我的突然袭击，已经让他丧失了储位之争的主动权。然而，兄弟们的劝进，我接受吗？

我低下了头，沉思了片刻，想想大清门外两黄旗剑拔弩张的铁甲步兵，想想父汗和兄长历经几十年创立的江山，我如果接受了劝进，能不能坐稳天下，国家会不会因为我的即位而分裂？此时此刻，我很迷茫。我麾下的两白旗大臣此时纷纷表示反对豪格即位，理由是豪格过于凶暴，担心豪格即位之后会殃及两白旗大臣。而多铎这个傻弟弟这时又突然冒出一个立自己或者立代善为储君的奇异想法，当即遭到众人的反对。被绯闻困扰十多年的二哥代善，也以退出会议的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毫无染指帝位之心。看到两白旗大臣和多铎提出的立储方案已经完全不利于己方，如梦初醒的两黄旗大臣在索尼的带领下纷纷刀剑出鞘，其声疾呼：“吾属食于（先）帝，衣于（先）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他们似乎已经发觉，如果再坚持拥立豪格，势必引发一场宫廷喋血，于是集体退了一步，不再提拥立豪格，而是坚持拥立皇子。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无论年岁大小，谁当皇帝他们都可以接受。

三、定策建勋的盛年统帅(2)

历史性的机遇终于来了。我终于把自己事前已经准备好的方案合盘托出：在世的皇子中，除了豪格，以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年岁最大，最聪慧，最具帝王潜质，其母庄妃也最为先帝宠爱，故建议尊皇九子福临为嗣皇帝。但由于福临年幼，必须由先帝在位期间军功和影响力最大的亲王摄政，待皇帝年长亲政，即行还政。这个摄政王我是当仁不让的，但为了避嫌，我还推荐郑亲王济尔哈朗跟我做搭档。这个建议貌似周密，既拥立了皇子，又照顾到幼帝登基的诸多不便，通过建立摄政王体制来确保国家大事的决断和执行。两黄旗大臣们认为最低目标业已实现，也实在拿不出更好的主意。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各方的认可。一场有可能引发大清宫廷流血，国家分裂的危机得到了化解，而我虽然又一次与皇位擦肩而过，却获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权力，成为实际上的最大赢家。豪格已经完全输给了我。

然而，还有三件事在困扰着我。

其一，虽然拥立福临已成既定方针，但还是有人反对。他们似乎不理解我在关键时刻放弃当皇帝的念头是何居心，依旧不遗余力地鼓吹立我为帝。这与我的战略构想不符，我只好丢卒保车。代善之子贝子硕托、代善之孙郡王阿达礼就因此被我诛杀。然而，这么做会不会让支持我的那些人寒心呢？

其二，尽管通过我近乎无赖的表现，让豪格功败垂成，但他和他的正蓝旗依旧是我的心腹大患，如何才能让他永远退出政治舞台，甚至让他在我的视野里消失呢？

其三，郑亲王济尔哈朗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当初我提议让他和我一起当摄政王，就是拿他做挡箭牌，演给两黄旗大臣们看，毕竟郑亲王本人表面上还是倾向豪格的，他也当摄政王，至少可以在形式上制约我。但是，我非常担心这种形式上的制约变成实际意义的管束。济尔哈朗本人虽然对帝位没有野心，但他的存在，对于我打着摄政王的旗号当实际意义的皇帝，的确是个极大的绊脚石。怎么才能兵不血刃地干掉他呢？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二十五日，在经历了半个月的皇位真空后，六岁的福临在年轻的母亲庄妃的陪伴下登上盛京皇宫的金銮宝座。当所有的大臣都跪倒在地山呼万岁的时候，我也不得不下跪，这皇位本该属于我的，没想到让这个六岁的小孩轻易地得了去，我怎能不妒嫉？皇位两旁偏下的位置摆着两把椅子，我和郑亲王并排前行，端坐在两边，就任摄政王。新皇帝的第一份诏书宣布，改次年为顺治元年，大赦天下。大清王朝新的时代由此开始。

关外，我和豪格在争夺皇位，最后谁也没有完全实现夙愿。关内，李自成和明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在为争夺天下而拼得你死我活。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李自成在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顺”。得到这个消息的我，火速以大清国皇帝的名义致信大顺军的将领：“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

信发出去了，没有任何回音，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消息：三月，李自成兵锋已达北京城郊，北京城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四月初四日，汉族谋臣范文程急匆匆地跑进我的府邸，向我呈递了一份奏章。他认为，据不可靠消息透露，明朝已经灭亡，李自成已经取代明朝统治了北中原，“我国虽与明朝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他觉得，我军应当一反此前的“残毁”政策，改烧杀抢掠为秋毫无犯，以收揽人心，招降更多的明朝官员为我服务。他甚至建议我应火速组织全国军队直趋北京，与李自成进行决战。我也觉得也许就在旬日之间，北京城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