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让我心中立刻暗喜。聊了半天也没打动洪承畴，撇下酒肉，我辞别了他，回到中军大营向皇上禀报说，洪承畴必不肯死，面对阶下囚的处境，对衣服尚且如此爱惜，更何况自己的生命？听了我的话，皇上微微一笑，他似乎已经有了主意。他马上下令摆驾囚室，要亲自会会这个铁骨硬汉。进得囚室，还没等洪承畴反应过来，皇上已经脱下自己穿的貂皮裘袍，亲手披在了洪承畴身上，并且关切地问这位衣衫褴褛的手下败将：“先生还冷吗？”我想崇祯皇帝不可能给过洪承畴这样的礼遇，而我的皇上却把礼贤下士做到了这个地步，洪承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见他目瞪口呆，接着老泪纵横，眉宇间透露出对这位异族皇帝的感激之情。洪承畴同意剃发降清了，尽管远在北京，以为洪承畴已为国捐躯的崇祯皇帝，正在举行祭奠仪式隆重悼念他。

比起中国历代的权臣，我的特权其实很有限。但由于身处皇帝近前，又蒙皇帝言听计从，我在朝廷的权威和影响力越来越大，似乎也可以跻身权臣行列了。在我眼里，自己的仕途还很漫长，为了清朝的统一大业，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1)

崇德八年（1643年），一直倚重我的皇上突然驾崩。临终前他没有留下遗嘱。大阿哥豪格和皇上的十四弟多尔衮进行了一场旨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博弈。结果，谁也没有如愿即位，而是由年仅六岁的九阿哥福临继承了皇位，改元顺治。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成为摄政王，豪格则退出朝廷，转而成为前线统帅。几个月之后，多尔衮便排挤了济尔哈朗，成为清朝实际意义的一号人物。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权力更迭中，作为先帝元辅的我，没有表态，而是躲在盖州汤泉养病，冷眼旁观了一切。我相信，不管谁执政，都要继续倚仗我这个托孤重臣。

盖州休养的时候，我并没有闲居，而是时刻关注着天下形势的变化。就在新一年的开春，风闻李自成农民军正在围攻北京。我想，摄政王多尔衮一旦获悉这个重大军情，必然会急召我到盛京商议。正在琢磨我朝应当如何利用明朝即将崩溃的契机之时，摄政王的信使到了，果然请我火速到盛京，讨论的就是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我朝的对策。坐在前往都城的马车上，我思忖良久，成竹在胸。

议政王大臣会议上，诸王贝勒分两列坐定，多尔衮和济尔哈朗在小皇帝左右两侧。似乎所有的议政大臣都还没做好准备。我就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李自成并不足惧，其理由有三：“一、逼殒其主，天怒矣；二、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三、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从得到的情报看，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的所作所为，已经失去了天意、民心，这是我朝入主北京，定鼎中原的绝佳时机。然而，我朝也应当接受崇祯败亡和李自成治下民怨沸腾的教训，必须采取“非安百姓不可”的策略。先帝在世的时候，极力栽培多尔衮，后者的战略眼光也很敏锐，甚至有些时候不亚于先帝。看着他频频点头的笑容，我感到自己真的比袁崇焕幸运多了。领导我的全是头脑清醒的明主！

秉承多尔衮的意思，会后我很快就起草了一份奏疏，以书面形式阐发了自己对于时局的看法。

我先简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硬道理。而后提出了我的大战略——任贤抚民。具体而言，就是严肃军纪，秋毫无犯；就是“官之贤能者用之，民之失所者养之”。中原大乱久矣，百姓渴望安定，如果能满足他们的心愿，那我们就一定能征服天下。这是我们千载难逢的良机，一定要把握住，不然就要抱憾终生了。如果说多尔衮此前对进军北京还有什么顾虑的话，我的这份奏疏就在理论上给他提供了最正确的方向。

多尔衮的英明恰恰就体现在他的处事果断上。从我呈上奏疏，到他誓师发兵，仅仅九天时间。在他一声号令之下，全国“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这是我朝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乎是举倾国之兵了。誓师之时，多尔衮通告全军：“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并严格下达了“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的禁令。

在我的眼中，既然明朝已经灭亡，清军必须改变以明朝为宿敌的姿态，而是尽力争取明朝残余力量投降，联合他们共同对付气势正盛的李自成。清军也正是采用了这样的战略，在山海关战役中联合吴三桂，击败了李自成。顺治元年（1644年）五月，清军轻易地占领了北京。初入北京，多尔衮以身作则，只带一千人马宿卫，其余骑兵尽屯城外。他规定没有他的标旗，一概不准出入，防止惊扰百姓。

此时的北京，几经战乱，人心惶惶，动荡不安。面对严峻的局势，我提出了几项建议，在多尔衮那里，立即化为多项安抚民心的有效政策。

首先，争取故明遗臣和王爷对新王朝的认同。朝廷为崇祯皇帝、皇后发丧三日，晓谕天下，“以昭大义”。并派人保护明陵。同时宣布，原明朝诸王来降，爵位俸禄依旧。

其次，争取汉族官绅的支持和认同。传谕城中各级汉族官僚各司其职，并宣布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要求内外衙门的公章，全部要铸有满汉文字，使汉族官员名义上能与满族官员平起平坐、有职有权。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2)

再次，根据原有簿册征收赋税以收揽人心。明朝末年，赋税不断加派，百姓不堪重负。而朝廷根据我的建议，不再另造新册，而以赋税加派前的万历年间旧簿册为额，废除以“三饷加派”为代表的苛捐杂税。沉重的万历税额虽仍让百姓难以为继，但负担总归减轻了不少。

这些措施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但时间一长，明朝遗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寻常百姓，对我朝的敌意大为化解。很快，他们成为了我朝巩固对北方统治和征服江南的可靠后盾。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政权宣告瓦解。我心里很清楚，江南地区是明朝的人文渊薮，这个地区的读书人向来都是华夏文化的代言人，只有笼络了他们，才能有效控制桀骜不逊的江南地区。正所谓“士心得则民心得”，攻占南京后，我立即建议多尔衮开科取士，网罗人才，争取民心，让那些知识分子对我朝俯首称臣，不给他们造反的机会。朝廷采纳了这项建议，规定每逢子、午、卯、酉年，各直省举行乡试；每逢辰、戌、丑、末年，举行会试。此政策一经出台，就让那些穷经皓首的读书人在战乱频仍的年代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尽管江南地区的反清叛乱仍然时有发生，但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已经通过科举考试纳入我朝的政治秩序之中，这极大地巩固了我们对江南的统治，也促使江南地区的百姓逐渐承认了我朝对他们的统治。

正在我作为帝国的最高参谋长，准备为清王朝的发展做出一番业绩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道命令改变了一切。

清军对江南征服的迅速进展，使得多尔衮似乎有些飘飘然了。他甚至觉得定鼎北京之初的安民政策是多余的。在“剃发”问题上，我与多尔衮的矛盾开始表面化。

满族习俗，男人应将前额剃光，把剩下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脑后。而中原汉人历来是束发绾结于头顶的发式，汉族士大夫囿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观念，认为剃发是万万使不得的。所以多尔衮入京伊始，为了不刺激汉人的反抗情绪，没有强制执行要求汉人剃发的命令。灭掉南明弘光政权后，多尔衮似乎觉得统一天下已不成问题，可以为所欲为，恣意横行了，于是在一些近臣的撺掇下，重新颁布“剃发令”，特别要求江南新征服地区必须剃发。

随着剃发令的强制实施，江南地区的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骤然发展到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地步，时局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本已安定了的江南，此时又“人心始摇，纷然四起”，人们“毁弃身家，上灭宗祀，断头碎骨，浩然不顾”，纷纷抗命。朝廷似乎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强行镇压。此情此景，与我为之不懈追求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距离越来越远，我怎能不痛心疾首呢？

剃发令的颁布也招致朝野上下的反对，但多尔衮此时圣眷正隆，炙手可热，反对剃发令的人先后被废黜，逢迎剃发令的汉族降官冯铨等人居然得到重用，甚至取代了我位居内阁班首。无奈之下，我只能对多尔衮采取消极抵抗的不合作态度。而我的这种态度，招致了多尔衮的嫉恨和报复。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多尔衮命令大学士等“宜时具条奏”。我则以“凡有闻见，即面启，无庸具本”为词加以推脱。多尔衮非常不满，加之此前我功勋卓著，可能会成为他专权跋扈的障碍，结果他就以“尔素有疾，毋过劳”为借口，把我的实权架空了。几个月后，甘肃巡抚黄图安上书申请辞官，以赡养双亲，有关部门认为黄图安是辞官以推脱责任，建议将其革职，我将此事报告给摄政王济尔哈朗，并以赡养父母是美德为理由，反对将其革职。我故意绕开倒行逆施的多尔衮，直接禀告另一摄政王的行为，激怒了多尔衮，于是他以“擅自关白”摄政王济尔哈朗为借口，将我下法司问罪。尽管最后没有身陷囹圄，但我今后只能小心翼翼，唯恐再遭打击。

三、明清鼎革时代的最高参谋长(3)

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借故削去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位，从而实现了大权独揽。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多尔衮令大学士刚林等删改《清太祖实录》，并让我参与其事。我很清楚篡改历史事关重大，不敢造次，更不敢抗旨，只好称病不出。此后几年，我从权臣滑落到朝廷的边缘，成了被遗忘的功臣。

四、我的议政生涯——风烛残年的荣誉流水账(1)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尔衮因病亡故。次年初，顺治皇帝开始亲政，彻底剥夺了多尔衮生前的一切荣誉，并废除庙享，抄没财产，诛戮党羽。曾为之删改《清太祖实录》的刚林等人皆被处死。我本应受到株连，但因并非同党，且几乎没有实际参与删改事宜，故从宽革职，很快又官复原职。接到官复原职的谕旨之时，我长出了一口气，幸好当初没有站错队，帮着篡改《清太祖实录》，成为多尔衮的私党，否则后果如何，难以预料！

顺治九年（1652年），我首次以议政大臣的身份参加朝廷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已经亲政的顺治皇帝的辅政大臣。在我的协助下，朝廷很快就把国家大政方针的重心转移到以仁德治天下的轨道上来，对南明政权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派洪承畴等人经略湖广、云贵，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的抗清力量逐渐消沉。

为了支持前方的战事，大量的银子运往前线，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我就上疏建议朝廷向明太祖学习，实施军队屯垦，自给自足，解决后勤保障，给国家减轻负担。我建议朝廷要任用操守廉洁、能力出众的官员担任湖广、江西等省地方官，针对这些省份饱经战乱，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招揽农民，开荒种田。朝廷可以将减免赋税和提供耕牛、农具作为鼓励农耕的优惠条件。这些地方官的俸禄，要首先拿去投资兴农，力争次年收回成本。以后几年，靠农业增长的收益来偿付俸禄，使朝廷不加赋而官员待遇不断改善。我建议朝廷，在养兵的方式上进行改革，推广屯田，逐步实现军队后勤供应自给。在军队中严肃纪律，奖罚分明。

皇上对我的建议深以为然。屯田政策的实施，使当地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朝廷的财政负担也相对减轻了，当地的社会秩序也有所安定。

同年十一月，我认为将那些因反对剃发令而被革职的官员们指控冯铨之流的奏折汇集起来，呈给皇上御览。顺治帝阅后说：“诸大臣弹劾得完全正确，为什么却因此罢了官呢？”我答曰：“他们为了忠君报国，才冒死弹劾佞臣，不料却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皇上应该加倍爱惜这些秉公不阿的臣属。”顺治帝立刻命令吏部将这些人官复原职。从而平反了一批冤案。

顺治十年（1653年），我针对朝廷一直在用人制度上存在的重满轻汉、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等弊端，与同僚一道上疏，请求皇上敕令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推荐自己所熟知的人才。不论满人还是汉人，不论久任官职还是新近起用，不论其官阶高低、亲疏恩怨，只要有才能，就大胆荐举。我相信，这是促使我朝用人制度由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方面的转化，而且还促使朝廷在举荐人才方面坚持满汉平等，从而给汉族士大夫提供更多的入仕机会，让他们乐于为朝廷效力。这些建议得到了皇上的首肯。顺治皇帝在位的几年间，洪承畴等汉族官员得到了提拔，汉族官员在朝廷里的数量显著增加，地位显著提高。作为一个汉人，我也不再感到孤掌难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