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老太太则透过老夫人打理，与她们喝茶、话家常、送礼物。如果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就由我和内人一起去。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得很周到，在不知不觉中，父亲不仅对外国人，就是当年边区的领袖都拉拢得很好。我也从这点领悟出来，父亲比孙子兵法高明，孙子兵法讲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而父亲的方法是化敌为友。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备战，显示国威，使得对方不敢轻举妄动，但是对方仍然处于敌对状态，而化敌为友不仅消灭了阻力，甚至还使阻力变成助力，固然后来有若干令人失望的事情发生，但一般来说，情况都在掌握中。父亲从来不假手秘书，也不用打字，都是以亲笔信函与他们联络。民国三十七年十月某日，我到北京去看傅作义（时傅担任华北剿共司令），传达父亲的意思，本来父亲希望傅作义往海边退，而且接他的船都准备好了。我为了表现诚意，还对他说：“父亲说如果您朝东走，要我在这里多待几天，陪您上船，只是我没带人来，起居方面要麻烦老伯了。”这就是表示我的诚意，愿意做他的人质，并且跟他一起上船。他说：“你回去跟令尊说，这边没有什么事情。”虽然他嘴里这么说，但是当时我就感觉到他的神智非常不稳定。他拿了一支烟，放在嘴里，拿着火柴没有点燃。跟我讲话时，在亭子里转来转去，他给了我一支烟后，替我点火，过了一会儿，他又拿了一支香烟给我，原来那一支才刚点着没有多久。他又从口袋里拿了一支香烟往自己嘴里头塞时，才发现嘴里已经叼了一支烟，而且那一支香烟也没有点着。从这些举动可以看出他的精神很不稳定，究竟是要撤退出来到南部重起炉灶，或是回老家包头，还拿不定主意。他总觉得以保全自己为要，而且我去见他时，在在表示父亲对他的关切，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包头。

东北的失败，卫立煌要负野战战略错误之责。好几次都是父亲将局势部署好，要他执行，但是他都没有照着做，听说还把运输队用来运送他自己的东西。但最大的错误还是军政方面的错误，也就是没有接收伪满军。

问：大家认为老先生指挥部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老先生指挥部队最大的弊端就是自己支配部队，不告诉其部队长，到最后大家才发现自己部队不知在何处。您对这点有何看法？

答：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不按常理出牌，而且越级指挥也是指挥上的大忌，可是，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许多高级将领指挥部队，到最后却使得部队四分五裂，父亲只好亲自逐次将部队整合起来。每当他亲自指挥的时候，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越级指挥，但是事实上他是将部队整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父亲为了后勤补给的方便。我们的野战高级军官，往往疏忽尔后的部队行动与后勤补给之间的联络，父亲亲自督导下一级或下二级的部队开往某处，使前方部队与后方补给能够连接得上。第三个原因则是对某一个部队有怀疑，不得不临时给予任务，将部队调开。这点是事前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父亲将特别亲信的部队临时调来，该部队的上级不一定知道。还有一个理由则是就近派一个部队，脱离战斗序列，前往某地区执行任务。等到部署好后，父亲就亲自到前方监督，这个部队等于是他的警卫单位。这也是事前不能说的。父亲经常在前方，很多人都说这样太危险，不过父亲都会调派适当的部队先行部署后，再行前往。父亲不是不知道越级指挥是兵家大忌。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中高级的部队长根本就不懂得指挥，父亲基于爱护部队长的心理，就替他指挥部队。例如赫赫有名的方先觉，他守衡阳时，前后守了四十八天，但实际上是老先生亲自守的。衡阳外有一个高地，高地上面一个部队都没有，父亲告诉方先觉如果高地失守，衡阳也会跟着失守，守衡阳是个战略，守住高地则是战术上的措施。结果第二次父亲去看时，方先觉只派了一个班守高地，父亲又说了一次之后，他总算派了一个排，父亲对这件事很不高兴。后来父亲提醒方先觉要派一个营守住高地。当高地只有一个排看守时，曾经被日军攻取，方先觉指派了一个连，也无法攻上高地，后来是逐次增加到一个营的兵力时，才将日军消灭。更令人惊讶的是，日军只有一个班在高地上。夺回高地后，父亲说这个高地要确实守住，所以衡阳才在拖了四十几天以后才失守。从这个例子来看，有些地方实在不得不越级指挥，因为有些部队长靠不住。很多部队长从军校毕业之后，没有多久就升级当营长，部队指挥经验实在不够。

几点答疑(2)

问：老先生一向很注意省籍的平衡问题，所以刘安祺当总司令时，他曾经跟刘安祺开玩笑说：“几个兵团司令都是安徽人。”但是为什么在抗战胜利后，老先生把军队集中在三个人手里，一个是陈诚系，一个是胡宗南系，一个是汤恩伯系，而且每个人的军队都超过五十万人，陈诚的军队更多，此举引起其他人不满。巧合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浙江人，所以我讲一句不该讲的话，如果真的把“国军”变成“浙军”的话，会造成其他军队的反弹，对局势影响很大。

答：我想这个现象恐怕也是时势造成的，他们虽然都是浙江人，但是彼此并不合作，而胡宗南在西北，陈诚在东南，汤恩伯在江苏，部队都不在一起。我对胡宗南将军很失望，父亲那时对他非常器重，把最好的干部都派到西北，但是他都没有好好运用。

问：陈诚用的是保定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胡宗南用的是黄埔军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汤恩伯用的是士官学校及陆大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用自己母校的学生。三个人的基础都不一样，比较起来，保定军校与士官学校差不多，黄埔军校稍微差一些。以潜伏的共产党间谍来说，陈诚的部队较多，胡、汤二人所部差不多。

答：军队的干部教育很重要，当年这些将领除了军官学校教育之外，战术教育及战略教育是无从无处去学习的。

问：他们当然有一点战场经验。

答：只凭战场经验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每一次所遇到的状况都不一样，用同样的方式来处理并不妥当。有人说中共了不起，他们有所谓的“一点二面”、“围点打援”、“阻援打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传达战术。 “一点二面”的“一点”是指目标，“二面”是指两路进军，听起来很简单，大家也称赞中共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战略思想。但是如果一路是从西南、另一路是从东南包围上去，包围时候的拦截点应该如何选择，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指示。究竟是“阻援打点”还是“围点打援”？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为什么此时要“阻援打点”，另外一个时候要“围点打援”，假定是一个包围，为什么要用一一包围？或二一包围？他们的术语都是只有开头而没有结尾。中共直到把我们的战争学院课程偷去后，才有完整的野战战略教育，从他们所编印的《大部队指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该书的内容就是战争学院的教材，而我方反而疏忽了这点，我觉得郝柏村该负责任。他在战争学院又加上一个班，没有进过那一个班就不能升将官，于是就贬抑了野战战略教育。现在课程时间又缩短了，磨练也不认真了，老师为学生们讲解时，也不再注重分析理由。当年我们在战争学院上课时，一定会让学生知其所以然，但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求甚解，所以我方的削弱等于加强敌人的实力。

问：谭延闿在世时，对老先生非常好，而且这个人的政治手腕也高，如果他在世，就不会发生扣居正、扣胡汉民等事了。我看过他与赵恒惕之间的信件，他的字写得相当漂亮，而且写得规规矩矩的。

答：他的长子谭伯羽与我较熟，早年在驻德大使馆当经济参事，为人相当君子，而且德文相当好。他说起德语来，与德国人一样好，好像德文是他的母语一样。我到德国留学时，他非常照顾我，只要是我的事情，他都会直接或间接帮我的忙。我在柏林时，也经常到他家去。

身世之谜(1)

有人说我是因为哥哥说蒋家人以后不会再做“总统”，所以我想改姓，认祖归宗。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认祖归宗，只是觉得把这一段事实记录下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没有一丝邪恶存在，而且我也不想当“总统”。

民国七十九年“总统”选举时，蒋家已经开始被打击，所以大家就建议我改姓戴。他们认为这样一来，竞选“总统”的事就跟蒋家无关。我说：“我无须考虑认祖不认祖的问题，这两位爸爸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是戴先生的义子，安国哥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照顾戴家。而总理的思想能够传下来，全靠戴先生；总理的事业能够传下来，全靠蒋先生。他们两人，一个是理论派，一个是行动派，这两位上人都是让我觉得骄傲的。我不需要去认谁是父亲或认谁不是父亲，你们如果有更多的资料足以有个结论，我亦希望能够弄清楚。

当年父亲从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辛亥革命光复上海后，陈其美由绅商及会党拥为都督。后来因一次密谋策划的暗杀，父亲得以在陈其美的别馆结识了一位年轻女子，那时父亲正值二十出头，两人乔装为夫妻，混进府里刺杀某人。那位年轻女子就是我的母亲，不过党史里并没有记载她的名字。他们完成任务之后，隐藏在上海法租界里，不久之后，就拿着党预先准备好的两张船票，搭乘一条日本船到日本去，两人就在日本结婚。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许多革命前辈都到日本避难，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与革命先进一起生活，总算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

数年后，他们自日本返国。刚回国时，父亲还在交易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个时候，父亲还写了一部《经济学》。这点很重要，但是很少人注意到。

父母亲回国后，住在陈果夫先生家的阁楼上，父亲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论辈分，陈果夫先生比父亲小一辈，但是他们的年龄和父亲差不多，果夫先生的党龄相当早，尤其是陈家与党的关系非常深厚。

（一）革命夫人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与革命先进们的夫人都相处甚欢，例如居正夫人、吴礼卿夫人、陈果夫夫人、陈立夫夫人等等。革命先进的夫人都在党里工作，她们有个性坚强的一面，再加上她们从事革命工作，其理念就在于追求中国的道统，为人不会奸刁。从小我对她们的印象都是觉得她们很仁慈，而且她们也都对我很好。以居伯母来说，她平时与我们相处时，个性很活泼。她生了很多女儿，还把这些女儿送给好朋友，其中大女儿被送给一位日本朋友，长大后嫁到台湾张家，生下张建邦，所以张建邦应该要叫我舅舅。

民国十六年，北伐到了一半，发生宁汉分裂，这时候我和父母亲寄居在上海朱姓朋友家。朱老先生的太太是我母亲的姨母，向来父亲有事都住在朱家。朱老先生也非常爱国，他从事房地产生意，同时也开设了一家上海最大的火柴工厂，我们经常住在他们家。那年在朱家的三楼阳台上，父亲母亲分别坐在大理石圆桌两旁，我站他们两人中间。母亲对父亲说：“我能够帮你的忙到此为止，今天的问题是出在广东帮身上，如果你要继续革命，你就得把广东帮团结起来，否则恐怕就散掉了。”父亲说：“你的意思要如何整合呢？”母亲说：“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现在革命的成与败就在一个人手上。现在宋家老太太与三小姐正在东京，如果你愿意，我跟你就在此地分手，你去找孔家大哥（孔祥熙），请他陪着你到东京向宋老太太、三小姐求婚，如果你肯这样做，重新把广东帮整合起来，那么以后的革命还有希望，我能够帮你的忙就到此为止。今后是建国的时候，需要学术的帮忙，多过于冒险犯难。你如果愿意，就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把他培植为可用之人，或者你要带去也可以。如果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就把培养这孩子作为下一段的革命事业，我唯一能帮你忙的就是这件事。如果你要把孩子带去，我就重新开展我的革命工作。”父亲听了以后说什么都不肯，最后母亲就用了一个杀手锏，她说：“我没有想到你对革命工作还犹疑不定。如果你不想革命，我要革命，我们还是得分开，我做我的事情。如果你想革命，就照着我说的去做，我们理智的分开，如果你不革命，我们就是情绪性的分开，我继续去参加革命，你走你的。”父亲被母亲如此一说，也没什么好选择的了，就对母亲说：“照你说的，要如何做法呢？”母亲说：“你赶快去找孔大哥，他会陪你去的。”就这样，父亲到了日本。当年十二月父亲就和宋美龄女士在上海结婚。

身世之谜(2)

（二）吃斋信佛

打从民国十六年，母亲带着我到苏州居住以后，一直就是吃长素。因为她有血压高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好的药物可以治疗，只有用放血的方式降压。刚开始，母亲只在初一月半吃素，后面就改吃长素，不过她可以吃鸡蛋。据说那时候吃长素的人可以吃鸡蛋，但是要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