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有过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之后，汪精卫变得左起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表现得特别积极。他陪同孙中山北上不说，还日夜守候在病危的孙中山的病榻前，起草了孙中山的遗嘱，俨然一位顾命大臣。孙中山逝世后，他和胡汉民、廖仲恺三人，是呼声最高的继任人。那时，他是国民党内的左派。孙中山逝世三个月后，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废除总理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推定国民政府委员16人，他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随后，他又成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三权集于一身，他成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但孙中山逝世之后两年零四个月，即1927年了月，他就和蒋介石一样，彻底背叛了革命，一下子成了彻头彻尾的右派。

蒋介石，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浙江奉化人。早年就学于保定军官学校，1908年春留学日本，在日本东京的振武学校学习炮兵专科。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中，他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也曾干过一番革命事业。当孙中山认识到没有自己的军队，仅仅依靠军阀力量是不能取得革命成功的时候，对他就日益看重起来。因为，在国民党内像他这样专学军事的科班出身的人才，并不是很多。加上他积极靠拢孙中山，尤其是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他应孙中山紧急电召，由奉化家中赶往广东，在永丰舰上和孙中山共患难一个多月，一时颇得孙中山信任。1923年8月，他奉孙中山之命，在苏联秘密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后来，他又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团长，率团秘密访问了苏联。孙中山在给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加拉罕的绝密电报中说：“蒋介石是我的参谋长和可以信赖的代表。我派他去莫斯科是为了讨论我们在那里的朋友在这个国家帮助我的方式和方法。特别是，蒋将军将向贵国政府和军事专家提出在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蒋将军可以全权代表我。”孙中山对他的信任，还可以从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校长看出来。但是，孙中山也仅仅是把他当作专门的军事人才来用的，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他什么都没有当上。孙中山的用意很清楚，党政大事用不着他过问，他只要办好军校，抓好军事就行了。他在校长任上，亲率学生军两次东征，并回师广州平定了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对巩固广东革命政权立下了战功。但尽管如此，当时国民党内元老很多，党务、政务，都轮不上他。1925年6月成立国民政府，16名政府委员中没有他。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展开了领导权的明争暗斗，廖案发生后，汪精卫需要他的支持，这样汪蒋联手，迫走汪精卫的主要对手胡汉民，外放他的老上级、广东军界第一人许崇智，他的地位才突出起来。其间又发生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兴风作浪，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右派被开除之后，他的政治地位就扶摇直上了。他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并牢牢控制着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领导权，从此进入了政界最高层。1926年元旦前后的蒋介石究竟属于哪一派?有人说他是左派，也有人说他是中间派。但无论如何，还没有人把他看做右派。

大 势三(3)

戴季陶，名传贤，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这也是个政治上和思想性格上极为复杂的人物。他少时聪慧，早年留学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上海经营交易所，做投机买卖，先赚后赔，后又投身政治，投靠孙中山。他曾热心研究过社会主义，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后以曾宣誓过效忠孙中山为由，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在国民党的“一大”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理论上有一套，黄埔军校成立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会谈，他奉命同汪精卫、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孙科等一道随行，应当说是孙中山所信任的人物。但孙中山一死，他就背叛了孙中山的学说，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作为蒋介石的把兄弟，他拿着蒋介石从军校拨给他的一笔巨款，回到上海潜心理论著述，写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连同他在广州发表的《三民主义哲学系统表》，三篇文章构成一整套理论体系，这就是反共和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戴季陶主义”。

张静江，又名人杰。浙江吴兴人。他曾在清驻法国公使馆任随员，继在巴黎、上海间做古董生意，发了财。在赴法的轮船上结识孙中山后，即多次不吝捐赠巨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加入了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深得孙中山信赖。国民党改组后，他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举足轻重。他和蒋介石换过帖子，拜过把兄弟，并一同在上海经营过证券交易所，因此两人关系非同寻常。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老谋深算的他给蒋介石出过不少点子，有过不少开导。孙中山逝世后，广东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日益复杂，他关注着蒋介石的命运，为蒋的兴起做了大量工作。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亲自出马，拖着行动不便的下肢，由沪至粤，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出席大会，颇受与会代表的尊敬。他四下为蒋介石游说，暗中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为托举蒋介石进入国民党政界最高层、稳住蒋介石的阵脚出了大力。蒋介石对这位大哥感激涕零，始终以“恩师”相称。

大 势四(1)

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有着政治的思想的坚实基础。孙中山和列宁，早就有联系。列宁关注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在1912年7月发表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并指出“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能……求得解放”。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向列宁发去贺电，列宁则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复函致谢。但是，由于对孙中山了解不够，为吴佩孚的“进步”假象和军事实力所迷惑、诱惑，并且由于策略上的失误，共产国际和苏俄开始在中国实行的是南联陈炯明，北联吴佩孚的政策。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孙中山经过长谈，陈炯明、吴佩孚的反动面目又逐步暴露之后，共产国际和苏俄对孙中山的态度才有了转变。而对于孙中山来说，派遣蒋介石代他为团长访苏，就更坚定了他联俄、联共的决心。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工作的。鉴于对中国革命的分析，共产国际提出了著名的“斯内夫利特战略”。马林的原名为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战略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形式，目的是为了完成中国的国民革命。这个设想是马林的创造，为此他对国共两党的领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

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帮助国民党，加上共产党刚成立，人数不多，孙中山是用不着担心的。倒是共产党内，对马林的战略持有不同意见。1922年8月底，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到会的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等，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反对以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马林见说不服大家，就拿出了“撒手锏”——各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这才使会议作出了决议。会后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由老资格的国民党人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在上海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3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30多名代表出席，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但必须坚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924年1月，孙中山在马林、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大会，国共合作达到了高潮。在大会选举的42名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中央执委中，共产党人占了10名，其中有李大钊、林祖涵(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

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筹备下召开的。大会选举的结果，共产党有14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候补中央执委。其中，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等8人为中央执委，毛泽东、夏曦、董必武、邓颖超等6人为候补中央执委。

共产党人是真诚地帮助孙中山的，但对于实行国共合作的策略，却经历了从反对、抵制到同意实行党外联合，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最后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样两个阶段。实行党内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压力和孙中山的坚持下，中共中央经过多次激烈争论及个别说服，最后才勉强通过决议的。事后看来，这个形式有利有弊。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居于领导地位时，这种形式有利于年轻幼稚又无强大群众基础的共产党得以从秘密状态进入社会，发展革命势力，利大于弊。而当孙中山逝世，廖仲恺被刺，动摇的中派和新右派占据国民党领导地位时，这种形式就成了中共既坚持统一战线，又坚决反对右派和新右派的束缚与桎梏，客观上助长右倾投降主义，弊就成了主要的了。

大 势四(2)

国民党内，对于孙中山的联共、容共政策，就更是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国民党元老张继、谢持、林森等人一开始就予以坚决反对，他们是国民党的老右派。一次会议上，孙中山对张继进行了批评、劝导，他说：“希望你让我试一试这个既定政策，如果失败了，再请你来主持党务，如何?”张继当场抗辩说：“谨遵总理之命，从明天起，我自动停止党权，暂时不问党务，以免总理增加困扰。”改组之初，张继反对最为激烈，孙中山甚至想开除他的党籍。有一天晚上，张继无理取闹，孙中山还叫卫士长马湘把他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1就连孙中山之子孙科，也曾发表过反苏、反共言论，表示不赞成改组。第一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候选名单中，本有孙科的名字。孙中山知道后，亲自把孙科的名字勾掉，说“留给真正赞成改组的老同志”。2在国民党“一大”上，还就是否实行容共政策，容许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国民党员可否跨党的问题，展开过激烈辩论。李大钊亲自发言，对右派的言论予以痛驳。孙中山在世，凭他的威望和个人影响，还可以压得住阵。孙中山逝世舌，国民党内的右派就猖狂起来了。1925年11月，林森、邹鲁、谢持、戴季陶、邵元冲、张继等右派人物居然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先生灵前举行会议，自称“一届四中全会”，嚣张地作出决议：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祖涵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6个月，开除汪精卫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中央执行委员会由广州暂移上海，等等。西山会议派公开背叛了孙中山的政策，猖狂进行反苏、反共活动。

国民党的分裂已成事实。右派人物阵容强大，诸多国民党元老，如胡汉民、许崇智、吴稚晖、孙科以及西山会议派，沆瀣一气，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动势力。左派人物也不示弱，当时既有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全心全意实践孙中山思想的真正的革命派，也有后来变反动了的汪精卫、蒋介石、陈公博、徐谦、陈璧君等。汪精卫、蒋介石等和右派的斗争，既有政治上的较量，也有权力上的争夺。而汪精卫和蒋介石两人，关系又极为微妙，他们既互相利用，又各存戒心。

国民党的“二大”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大会坚持了孙中山的基本政策，严厉打击了反对三大政策、制造分裂、另立中央的西山会议派。但是，选举时由于中共中央实行不正确的让步政策，结果，虽然共产党员的代表人数很多，但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人数却有限。在新选出的中央执委、监委中，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加在一起仍是少数，右及偏右的人物占多数。中央领导机构中左派力量弱，这就为后来政局的逆转埋下了种子。

以上介绍，就是当时方方面面的形势。明白了这些，我们就可以怀着神秘和好奇，进入“中山舰事件”的迷宫去探寻一番了。

寡人有疾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