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二十三条”提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好的和比较好的干部是多数；对于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干部，要尽可能早一点地解放出来，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四清”工作要走群众路线，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也不要搞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对于纠正1964年下半年社教运动中的许多“左”的做法，维护农村的稳定，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二十三条”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四清”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相反，它认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企图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恢复资本主义。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并且强调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这就把斗争的矛头尖锐地对向了党的各级领导人，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9)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可是，这次会议却造成了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要领导人之间巨大的裂痕。经历了这次会议的许多人都为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也为此主动找毛泽东谈话，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还在自己家里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他人的批评和帮助，并且让陈伯达将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1然而，刘少奇的这些努力，并非达到了他所期望的效果。中央政治局在开会时，刘少奇检讨说：对主席不够尊重。毛泽东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事已至此，两位伟人之间的裂痕已是无法弥合了。

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毛主席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的那张《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把‘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少奇同志的一条罪状。10月25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还回顾说，在制定“二十三条”的时候，就引起了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当斯诺问毛主席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毛主席也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并且规定：“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1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点面结合对“二十三条”进行广泛宣传，点上要传达到全体“四清”工作队员，面上要向所有的干部群众进行宣传。中共中央还要求将文件印成布告，发给农村的每一个党支部和每一个大队在室内张贴，在城市的一切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的支部和军队的连一级单位也要在室内张贴，以教育和鼓舞广大人民，孤立极少数社会主义事业的敌人。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0)

随后，各地立即开展了对“二十三条”的宣传贯彻，并对前一阶段运动中的过“左”做法有所纠正。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北京市委就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精神，讲解“二十三条”。参加会议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文件的主要精神是反“左”，理由是：一是文件说明了运动的性质，规定了主攻点，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左”的做法；二是规定对农村基层干部的看法要一分为二，特别是指出好的、比较好的干部是大多数，纠正了“左”的估计；三是工作方法是提出要三结合，就是要团结大多数，不整社员，反对简单粗暴；四是对于“四不清”干部的经济问题，由过去的退赔改变为表现好的可以减、缓，问题虽多但表现好的还可以解放出来；五是文件强调了要发扬民主，强调要耐心听取不同意见。2可见，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来说，他们对于“二十三条”所关注的，并不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如何尽早地解放一批干部，改变以往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

1月25日，北京市委在通县召开“四清”广播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四清”地区的全体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社队干部，工作队员，少数中农积极分子，进步的地富子女，干部家属，社办企业、事业单位、农村基层财贸及文教单位的职工，共有11万多人，分别在61个会场集中。会议开始后，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全文宣读了“二十三条”。接着，彭真联系通县的“四清”情况，讲解了“二十三条”，确定了今后运动的搞法。彭真说：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但是，“四不清”干部，混入干部队伍中的地、富、反、坏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好的或者经过教育、帮助可以改造好的；运动要依靠大多数群众，依靠大多数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有错就改，一切有错误的人都要改，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的方针，群众犯了错误也要改；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要抓紧生产，不可放松。

1月28日至31日，北京市委把通县“四清”地区的县、社、队干部二万多人，集中到县城，由市委领导统一动员，县委组织“洗手洗澡”、“放包袱”。会议首先重读“二十三条”，播放了彭真25日的讲话录音。接着分别由社队干部自己主持，由有问题的干部自己主动交代，然后举行从宽处理大会，选择十名自动交代重大贪污行为的干部作典型，宣布从宽处理。从宽处理大会之后，到会的22000名社队干部中，新交代和补充交代各种问题的有12000人，交代出贪污盗窃粮食27万多斤，现金22万多元，使大多数干部放下了包袱。

2月25日，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通县试点地区“四清”运动最近情况的报告》。3月3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农村“四清”问题时，肯定了北京市的做法。第二天，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刘少奇、邓小平还将彭真在通县“四清”广播大会上的讲话录音批转全国。

“四清”性质的高层分歧(11)

5月8日和5月10日，湖北省委和河北省委分别就今后农村“四清”运动的部署问题请示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在请示报告中提出，以县为单位，集中省、地、县各级党委的力量，今冬明春在面上进行初步的“四清”，然后在一个区或几个区进行系统的“四清”，解决在初步“四清”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和落后社队的问题。河北省委的部署是以地委为单位，每个地委搞几个县。两个省委都提出要在1967年年底基本完成农村的“四清”工作，在农忙季节搞好县、区、社的“四清”，在冬春农闲季节，搞好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同意了湖北和河北省委的部署，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参考湖北、河北的报告，作出本省、市、区的“四清”部署，同时要求在符合六条标准的条件下尽可能快一点地完成农村的“四清”运动。

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649个县结束了“四清”，占总数的32%。已经基本结束的有北京、上海两市，完成了40%以上的有河北、辽宁两省。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1)

在196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或许是历史的巧合，在1965年11月10日，即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去在中央的职务，名义上是调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实际上是隔离审查。理由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

所谓“窃听器”，其实是录音机。以前毛泽东讲话没有现场录音，手工记录既不准确且事后整理还找不到依据，这使时任中办主任的杨尚昆很伤脑筋。一次毛泽东同外宾谈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真老虎的问题，因事先安排了录音机，后来在整理成文字时很准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此后，在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讲话时，都尽量安排录音，但有时领导人讲话不是那么很正式，面前摆一个录音话筒也感到不舒服，于是有关工作人员就用花之类的东西将录音机挡着。其实这完全是工作需要，根本不存在“私设窃听器”的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杨尚昆的冤案进行了复查，中共中央办公厅写了复查报告，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给予彻底平反。复查报告指出：“杨尚昆同志原在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上，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过去在党内外公布的有关杨尚昆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所谓错误，是不存在的。”

在江青等人频频活动于密室、点火于京沪之时，一向善于观风察色的林彪，也认为机会到了，开始施展阴谋手段整人了，并首先将矛头对向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林彪与罗瑞卿长期是上下级关系。罗比林大一岁，但林一直是罗的上级。林任红四军军长时，罗是其手下的第十一师师长。林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时，罗任军团保卫局长。红军长征到陕北后，林任红军大学校长，罗任教育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人没有在一个地区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因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而被免职，经林彪向中共中央提名，罗瑞卿由公安部长职位调任总参谋长。

起初，林、罗工作上相处尚可，但从1961年起就有点矛盾。1964年以后，林彪在几个重要问题上逐渐对罗瑞卿心怀不满，以致发展到恨之入骨的程度。1965年秋，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2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是什么原因导致林彪对罗瑞卿不满呢？林彪垮台后，罗瑞卿曾在一份材料中写道：“那么，在什么一些事情上，我触怒了他呢？因为他总是有什么病，经常不在北京，有些事我就请示主席办了，或者主席有什么指示，我就布置执行了。有些重大一点的事情，事后报告了他。有些事当时因为照顾他的病，也没有告诉他，我想，这样办，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没有错误，因为主席不仅是党的主席，而且是党的军委主席。他对我不经过他就直接向主席请示决定问题，表示不满，但又说不出口，我是感到了的。”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2)

林彪对罗瑞卿表露出明显的不满，是从1964年的全军大比武开始的。为进一步促进部队的军事训练，1964年春，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军举行一次比武活动。1964年6、7、8月期间，全军分18个区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