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骨，你珍视生活的这份馈赠，它使你懂得了生活，懂得了最普通的人的命运、感情和希冀。你是从苦难的普通劳动者中间走出来的，你对他们的感情是一种渗透到血脉里的感情，这感情牢固地根植于你的心里，最终又顽强地从你身上体现出来。《人生》问世后，许多读者曾经问你：那个不识字的农村姑娘刘巧珍，还有光棍汉德顺爷，是你想象出来的还是有生活原型?面对这种提问你总感到很难几句话说清。你的每部作品，都尽可能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最大限度地融进自己的人生体验。当你穿着破裤子在村头出现时，那些不曾上过学在家以烧火和针线为功课的女孩子，你的小伙伴，就会把你拉过去替你将破洞缝上。尽管走不了几步，刚缝上的地方又会开线，可你依然充满感激。熬过漫长的冬天，荒秃秃的山沟里突然出现了彩霞一样的杏花，你便满心欢喜，天天去杏树下观望。山沟绿了，杏花谢了，青青的小杏长出来了。直到有一天，你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性子，攀上树去，摘下几个青杏，双手捧着，翻沟爬坡找见为你补过裤子的女孩子，把杏儿送给她。青杏儿被汗手攥成了乌突突的颜色，可是女孩子很高兴，咬一口，酸得直皱眉头，她和你却甜甜地笑了。你进城后，这些女孩子也都嫁了人。你每次回家，看到她们变得那样苍老，她们的孩子又穿上了像你当年身上那样的裤子，你的心里就涌出一股复杂难言的感觉。你发誓要写出这些妇女，要让人们都了解她们的善良，她们的美好。所以，当读者兴趣浓浓地询问刘巧珍是谁时，你只能回答：可能是我的妹妹，可能是我的母亲，也可能是不知姓名的任何一个女性。

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2)

写德顺爷，何尝不也是如此呢?

因了这种感情，所以你对喧嚣浮躁的都市生活有种天然的排斥。这也许是你的偏狭，都市里照样有崇高、纯真与善良，但你仍执拗地固守你的感情领地。在你近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你曾接到过无数笔会的邀请，你竟没有参加过一次这类在许多人看来犹如节日一般尽情惬意的活动。属于你的天地只有陕北，只有那绵延的黄土高原，那里的太阳，那里的风，那里小鸟的啁啾和树叶上的色彩才是自然和真确的。这是一种难解的情结。有时你坐在餐桌旁刚刚举起酒杯，或者漫步在西安钟楼、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路这些五光十色的地方，眼前常会蓦然浮现出陕北的山川，陕北的人，你的眼眶不由自主会变得温热湿润。你是黄土地的儿子。

在生活底层所经受的严酷磨砺，在你身上，转化成一种奋发图强的动力。这种动力是那般强大和持久不衰，甚至裹进了某种残忍的劲头。你很早就为自己确立了志向，命运为你实现自身抱负提供的路子并不多。作家这个职业对你也许并不是最佳选择，你可以成为政治家，军事家，或者是外交家，对此你仿佛有种天然的秉赋，并且一直有种不衰的热情，成为作家之后也时时津津乐道。但命运没有给你这样的机会。在僻远的陕北山沟，在你对这个世界开始申请发言时，只有拿起笔好像才是切实可行的。你泼出命来写作，不知疲倦，不知爱惜自己，决心用积蓄全部生命的力量喊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起理想的辉煌大厦。记得1981年夏，你正在甘泉县招待所写作《人生》时，我在延安大学妻子那里度假。一天专程去看望你，只见小小屋子里烟雾弥漫，房门后铁簸箕里盛满了烟头，桌子上扔着硬馒头，还有几根麻花，几块酥饼。你头发蓬乱，眼角黏红，夜以继日的写作已使你手臂疼得难以抬起。你说你是憋着劲儿来写这部作品的，说话时牙关紧咬像要和自己，也像要和别人来拼命。13万字的《人生》，你二十多天就完稿。后来写作《平凡的世界》，你的凶狠劲头仍如此，而这是100万字的大部头，这样相拼，纵是铁铸钢打的人，怎吃得消？

在我们投身的这个世界里，需要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很多，我们时时感到被沉重的责任、义务、道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我们的精神既昂扬又痛苦，身心既亢奋又疲惫。我们将许多精力花费在对付外界各种事情上，对什么也不敢怠懈，唯独偏偏怠懈了自身。我们还没有学会怜惜自己，常常散漫地对自身生命放任自流，盲目的自信，奢侈的开支，总以为生命还有很多本钱，纵是大江也会有干涸的一天，何况人的生命本是一脉细流。你对付外部世界，干得很精彩，可是对付你自己，就谈不上精彩了。即使在不写作的日子里，晚上，你也是常常整宿整宿不睡。并不是有什么诱人的夜生活，而是聊闲的、懒散的作协大院里总有些夜猫子，有烟有茶，足以支撑一夜。常常是东方即将放亮之时，你才拖着疲惫的步子小心翼翼回家，不敢惊动妻子女儿，悄悄溜上床躺下，这一睡一直可以睡到下午。别人的下午是你的清晨。我有时和你开玩笑，下午见到你，问一句：“早上好！”我说你用的是格林威治时间。起床之后暴食一顿。这是你一天里唯一的一顿正餐，而这所谓的正餐又太没质量，大院里的人们看惯了你从街上的小摊回来，一手攥着几只馒头或大块“锅盔”，一手攥着生黄瓜边走边啃的情景，有时连黄瓜也没有，只是几根生葱。你不会丰富自己的生活，除过电视上转播足球赛能激起你的兴趣外，你再没有其它嗜好。不下棋，不打牌，不会搓麻将，不爱看演出，不喜欢字画，不爱与更多的人交往，对许多人痴迷成癖的事物你不屑于一顾，这注定使你生活得格外滞闷沉重。你的抑郁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很少见你开颜尽欢的时候。到今年12月，你才43岁，可是几年前，你的背就开始显驼，你的行走就失去了青春的步态。在沉闷的作协大院，无论冬夏，常见你坐在大门或后门的门房前，那里风里雨里都各有一把从办公室扔出的破藤椅。蜷缩在藤椅里的你耷拉着头，眯缝着眼睛，一言不发地枯坐，有时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或就这样进入梦乡并打起呼噜， 陌生人进入作协，常误以为你是看门的老师傅。

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3)

你的沉重还在于你内心时时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你好像永远对自己不满意，即使你两次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奖、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后来又晋身做出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行列，这样的殊荣也只为你引来短暂的欣慰喜悦。你心性太高、太强，一个目标被征服，马上又有了新的目标，在精神上你不给自己留一点喘息的机会，你的内心时时激荡着狂风暴雨，你想干一件什么事情，即使它前面横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你也会不屈不挠地付诸行动。有时你的行为难以为人理解，纵是朋友没准也会因你而吃惊，于是你在精神的深层便将自己封闭起来，将许多格斗厮杀移植到自己内心来进行，这便注定了你的悲哀，注定了你灵魂深处的孤独和寂寞。

这次你病倒后，我才听说你早已知道自己患有肝病。在我调到北京前，我们朝夕相处，记得1988年前后，你曾跑过几趟医院，吃过一段中药，对此你解释说是想用药物调理一下，很快你便如同常人，不跑医院，也不服药了。不同的是自此戒了酒，过去的你是很能饮酒的。现在回想起来，怕是从那时你便查出了肝上的毛病。但是你为什么要隐瞒呢?有病并不耻辱。你不愿向外人宣示，不光是外人，连你自己好像也不愿承认，大概是你要强的心性不容许自己给人以病恹恹虚弱的印象，这就导致你走入一个可怕的误区。强大与虚弱的分野并不在于体魄。要强的心性成全了你，也毁了你。

在我们的印象中，社会对作家总是肃然起敬。但作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光彩的头衔下是凡胎俗人，是会生产作品也会生疮害病的血肉之躯，同样是需要关心需要爱护的。浅显的道理兑现到现实中却时时犯糊涂。陕西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有“秦军”的美号，这是一支令人骄傲的队伍，可是陕西作协大院，也就是你自1976年大学毕业以来一直生活的地方，那种破败零落怕是没有任何一个称作机关的地方能类比了。三十年代盖起来的平房，屋瓦上荒草萋萋，白蚁咬断了房梁，一边坍塌下来，另一边支撑着照样办公；四处漏风的房内没有暖气，煤数着块儿定量分配，严酷的冬季火炉子半天将屋内也烤不暖，人们捂得严严实实才能处理公务。你的《平凡的世界》就是在这样一间小屋里写出来的，你嫌生炉子费事，耽误时间，干脆连火也不生。改变这一切是需要钱的，作协不会挣钱，而我们的国家经济正在爬坡，自然也不会轻易将钱花在这种不会创造经济效益的地方。你就长期在这么一个院子里工作、生活。这是一个处处弥散着冷森森阴风的环境，或用有人调侃的话讲，是拍摄《聊斋》的理想外景地，灾魔病魅自然会来游荡。仅这一两年，就有张诏清，杜鹏程、余念不该那么匆忙地走了。老杜赫赫一位中外驰名的作家，几次住院作协竟无钱清账，弄到医院扬言要扣病人作为人质的份上。如今你又随了他们而去。还有与病魔正在搏斗的人，年龄并不大的作家，而且是在与癌症搏斗。多么令人心寒的事实！杜鹏程逝世后，你曾在今年第一期《延河》上发了篇悼文，谈到作家劳动的艰辛，你说，每次看到老杜重病缠身的样子，“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感到你现在的状况就是我未来的写照。”你的口气如此悲凉，感情如此沉重，莫非有了什么预感?这悼词不幸竟真成了谶语！什么时候，为人类创造出巨大精神财富的作家，能与他们的创造真正等值?如果这样，我们的哀痛和恨憾就会少多了。

你在42岁的时候告别了这个世界。生命提供给你显示才华的时间很短，但你已做出了为人叹服的成就。你的《惊心动魄的一幕》、《人生》、《平凡的世界》等等，是你留给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不能取代的财富。你以你的奉献装点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这个花园里开放着你的花朵，这花朵是不会衰败的。你以你的智慧丰富了读者的心灵，使他们深刻体验了由你的刘巧珍、德顺爷、孙少安、孙少平、贺秀莲、田晓霞们带给情感的激动和理性的思索。你有遗憾，遗憾是巨大的；你也有慰藉，而慰藉是远久的。你的艺术创造连同你将永存人们心中。

白描：写给远去的路遥(4)

此刻，在远离你的京城，我分明又听到了你的脚步声，那熊一样沉稳有力的脚步声。你不过是去远行。我们大家都会为你的远行祈祷祝福。

1992年11月20日夜于北京

李天芳：财富——献给路遥(1)

没有人会相信作家缺钱，更没有人会相信路遥这样的明星级作家缺钱。他的猝然病逝沉重地打击了读者、朋友和同辈人，阴霾久久地笼罩着人们的心，哀伤和惋惜之情以不同的方式从不同人的身上流泻出来。一位很久未见的青年朋友登门拜访，感叹唏嘘地对我说：“作家太可怜了，辛辛苦苦地写呀写，一辈子手里能有几个钱?像路遥这样的也不过二三十万吧?”

二三十万?我愣愣地望他一眼，沉沉地摇着头。这个数字对死者说来，恐怕是个天文数字。

他吃惊地频频追问：“没有？怎么会没有？他一本本出书，一次次获奖，还没有这点钱？眼下好赖跑点买卖，谁手里没有几十万？更别说那些走红的歌星、影星！”

我无以作答，更加沉沉地摆摆头，一凭他满脸的困惑质疑，却倏地想起平日路遥有几次跟我有关钱的谈话。

大约是春节期间吧，他来我家闲聊。路遥一向是谈话高手。他视野宽阔，兴趣广泛，思维十分活跃。特别在他投入时，时时会有精采的议论和智慧的火花迸发出来。从来不会让你感到乏味。这一点无论过去我们同在延安生活，还是后来一起在作协大院朝夕相处，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谈话往往大至国际风云的变幻，小到田间地头的趣闻，至于飞碟的神秘出现，外星人的似有若无，更是他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那一天我们的谈话却怎么也摆脱不掉金钱这个俗物。

不管作家们如何钟情于改革，如何欢呼它、颂扬它，但当它的脚步日渐逼近真正到来之际，灵魂工程师首先感到的还是它对自己的挑战。报纸上见天见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退休养老改革等等，一样一件都在说明社会主义大锅饭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这一切对所有人则一律平等，它不因为你是作家，你曾为它讲过一大箩筐的好话，你就可以少给一个铜板。作为刚刚步入中年的路遥，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谁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生存的挑战和未来的负担。那天他带着明显的焦虑又不失他惯常的幽默对我说：“把他的，咱们从小就知道喊依靠组织依靠党，党好像灵醒了，眼看着依靠不成哩！”

我笑道：“党早该灵醒了，这么沉重的包袱谁能背下去?再背下去更不得了！”

不知是因为我的附和，还是他思路的跳跃，他一下从沙发上坐起，不安地说：“不行，咱们得赚点钱，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