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举办奥运会？

张伯苓提出问题的背景，正是中国处于列强殖民瓜分的年代。积贫积弱，“东亚病夫”是那个时代缠绕在中国人心头的魔咒。

就在张伯苓提出这个问题二十多年后。1929年，何振梁出生于浙江上虞。当然，何振梁并不是天生就是为奥运会的，但时代的风云际会与人生的机缘巧合使他走上奥运之路。

他的父亲十几岁便离家去上海当学徒，多年后含辛茹苦地开起了一家小作坊。可是不久后日本人入侵了，战火毁了何父多年苦心经营的小作坊，他忧愤成疾，饮恨早逝。靠着典当、借债，何振梁才勉强保住学籍。逆境催人成长，何振梁在上海中法学校上小学和中学时非常刻苦勤奋，一再跳级。1946年，年仅16岁的他便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震旦大学机电系，并因成绩优秀常常受到减免学费的奖励。何振梁还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加入上海人民保安队开展护厂护校运动，迎接上海的解放……

1950年，团中央来沪物色人选，离毕业还有两个月的何振梁奉命去北京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当法文翻译。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许多部门开展外事工作都缺少翻译，操一口纯正法语的何振梁常被借到外交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帮忙。

1955年，国家体委成立，何振梁又服从组织安排，来到国家体委，参与我国与国际奥委会的交往工作。当时他才24岁。风华正茂的他，从此与体育、与奥运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振梁思维敏捷，口齿伶俐，讲起话来逻辑性很强，在外交圈内有“金口”之称。“八大”前后，他曾为毛泽东主席当法语翻译。当毛主席问他叫什么名字时，他回答说：“我叫何振梁，振作精神的振，栋梁的梁。”毛主席笑着说：“很好，是要振作神，成为栋梁之才。”

何振梁的确不负厚望。1979年，时任中国奥委会副秘书长的他，在国际奥委会大会中作了长达40分钟的发言，改变了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最后，国际奥委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名古屋执委决议，恢复了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席位。

何振梁：一生只做一件事情(2)

1981年，何振梁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在国际奥委会，何振梁有“圣人振梁”的雅号。因为他举止高雅，风度翩翩，为人正派，处事公正，而且在发言时，常常引用中国富有哲理的典故或诗句，为许多同行所喜欢。

按照国际奥委会的章程规定：当执委有空缺时，任职几年的委员才有资格竞选执委，当副主席一职空缺时，一般是从担任几年的执委中选出，新当选的副主席只能担任第四副主席，直到三年后才升至第一副主席。

可是何振梁从1981年当选委员起至1989年当选为副主席，8年内顺利地通过“三级跳”，并每次都以全票当选，这在国际奥委会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何氏三级跳”的传奇故事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

何振梁极富个人魅力。当年我国举办第11届亚运会，不但请来了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还请来六十多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这在一个洲的运动会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虽然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工作是义务的，但他却非常认真努力，因而获得了国际奥林匹克奖章，西班牙国王也授予他“十字勋章”。他被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十大体育领导人之一。

二、两次申奥 何振梁掌舵

2001年7月13日晚，莫斯科世界贸易中心，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后，一楼新闻中心大屏幕上久久定格在一个动人的场面上：何振梁眼含热泪，与排着队上前祝贺的国际奥委会委员逐个握手、拥抱，当中国台北委员吴经国含着泪水走过来与何振梁拥抱，并说“中国人最高兴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时，何振梁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72岁的何振梁想的便是：“北京拿到了奥运会举办权，我这辈子就没有遗憾了。”

何振梁在中国两次参加申办奥运会中，两次担任陈述人。他在莫斯科的陈述中，以自己毕生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和中国人民对奥运会的期盼而深深地打动了委员。美国女委员、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德弗朗茨在投票结束后说：“很多委员都被何先生的真诚所感动。”

1993年那次申办时，何振梁也流过泪；但遭受心灵创伤的何振梁没有在公众场合流泪，没有在外国人面前流泪。所有人都记得当年那个令人酸楚的场面：当萨马兰奇宣布2000年奥运会举办城市是悉尼而不是北京时，何振梁抑制住内心的沉痛，微笑着转守身去，第一个走上前与澳大利亚委员高斯帕握手祝贺。

何振梁的心里在流血，但他没有流泪。当晚，何振梁和夫人梁丽娟从会场返回饭店后，许多朋友打来电话向他们表示慰问。何振梁总是压抑着伤感镇静地交谈。夜深了，又一次响起电话铃声，是他在北京的女儿打来的：“爸爸，我看了电视，您别太难过了，要保重身体，我爱你们。”这时，何振梁的泪水夺眶而出……

北京第二次申办奥运会，何振梁是无可替代的人物。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他的经验和语言能力对北京申奥极其关键。北京市领导贾庆林、刘淇非常尊敬他，聘请他担任北京奥申委顾问，并多次对他说：“要帮我们出主意啊。”何振梁说：“申办奥运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了，我一定会尽全力的。”他称自己是“北京奥申委最年长的志愿者”。

往事如烟。1997年，萨马兰奇应邀前来观摩在上海举行的第八届全运会。席间他与何振梁“咬”起了耳朵。萨翁说，在他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近二十年间，有两件憾事使他一直耿耿于怀：第一件是奥委会没有将现代奥运会诞生100周年之际的1996年奥运会交给奥运发源地希腊雅典举办，第二件便是没有将世纪之交的2000年奥运会交给北京举办。萨翁还表示，他希望能在自己2001年任满退休之前，亲口宣布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举办城市。

萨翁的表态为中国再次申办奥运增强了信心。1998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北京将再次申办奥运会。

说起北京申奥初期阶段的情况，何振梁似乎还有些后怕，他形容那时的情况是“如履薄冰”。2008年奥运会最初有10个城市申办，为了从中选出5个候选城市，国际奥委会要求10个城市分别在22个问题上作出回答。这22个问题都是有关申办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体育硬件建设的，结果北京在“关于奥运村的设想”这一项上获得最高分，在“旅馆的条件”这一项中与巴黎并列第一。而巴黎在5个项目上获得了最高分，多伦多则在4个项目上名列第一，大阪虽然没有一项获得最高分，但几乎所有的项目都在第二、三位上。结果北京的分数排在这三个城市之后，仅名列第四。

何振梁：一生只做一件事情(3)

随后，5个候选城市市长进行陈述，北京市市长刘淇用英语作了精彩的陈述；但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同时播放的介绍北京情况的多媒体图像却异常模糊。这一情况再次影响了北京的排名，北京依然排列第四。回到北京以后，刘淇立即调查图像模糊的原因，结果才知是我们的技术人员好心办坏事：国际奥委会本来已将他们使用的显示器型号通知了中国方面，但我们的技术人员却认为，我们在这方面的设备比人家好，用好一些的器材总不会错吧，结果造成双方器材接口不符。

三、2008奥运会能给中国带来什么

2001年7月13日，“莫斯科大捷”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紧张的筹办奥运阶段。何振梁更忙了，这位年近70岁的老人，为奥运没有停下来休息。

“体育有体育的梦，中国有中国的梦。中国的梦是中华的腾飞，体育的梦是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只有在中国梦的圆梦过程中才能够实现体育的梦想，而体育反过来又会为实现我们的中国梦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不同场合，他经常重复这段话。

他常常想起100年前张伯苓提出的那三个问题，“当时中国国弱民贫，有人希望体育救国，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当时中国的体育梦，”何振梁说，“今天这三个梦想都已实现或即将实现。”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实现的体育梦是中国成为世界体育强国。

多年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和执委的何振梁认为，奥林匹克所提倡的体育思想和价值观具有积极意义。他说，奥林匹克的宗旨是通过体育和教育的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并以此为基础构建维护人的尊严的社会，进而建立和平美好的世界。奥林匹克的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强”。奥林匹克所提倡的公平竞争、互相尊重、遵守规则和道德、发扬团队精神的主张，对我们塑造公民社会有很大意义。

在何振梁看来，体育是全球化最早的一个领域，不论价值观有何分歧，大家都遵守共同的规则，人民群众也喜爱。体育应该并且可以成为各国人民增进相互理解和友好交流的一个重要渠道。比如姚明，何振梁笑着说：“美国人可能不知道中国驻美国大使是谁，但是大部分人都知道姚明，姚明在美国的出现，大大改变了美国普通老百姓对中国的看法。”

何振梁算过一笔账：北京奥运会举办16天的时间里，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两万多名官员和运动员参加，还有近万名的国际组织官员和数十万名旅游者及赞助商来参观或者是参赛。可以想象，这样最直接、最集中的人民跟人民之间的交流，对于让世界了解中国能产生多么大的积极影响！

何振梁说，北京奥运会将留下重要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但他更看重的是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遗产，特别是精神遗产，因为这将长期产生积极影响。如果北京奥运会对内留下的遗产是大大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心；对外留下的遗产是让世界都理解中华的崛起将是和平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将与世界分享，那么北京奥运会确实将是一届影响深远的奥运会。

在2006年12月的多哈亚运会比赛期间，我曾经多次近距离接触何振梁先生，他很注意观察、学习、研究多哈经验。

对多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何老表达自己的看法：“卡塔尔国家不大，人口不多，然而整个亚运会组织得秩序井然，主办方聘请了世界各国有经验的专家作为智囊，并结合了本国的特点，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多哈亚运会的开幕式，何振梁觉得很好地体现了阿拉伯传统文化与现代高科技的完美结合，“对他们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敬意”。作为一个洲内运动会，多哈亚运会的开幕式取的成功无疑会对北京奥运开幕式主创人员形成压力，但何老认为这“是件好事情，因为这迫使我们追求创新，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去探索符合中华文明特色的最佳的表现形式”。

霍震霆：一个家族的奥运情结(1)

霍震霆，香港奥委会主席，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的长子。

从霍英东到霍震霆，再到少年霍启刚，这个华人巨富家族和奥运会有着怎样的千丝万缕的关系？

1974年，中国提出要重返国际奥委会，请霍英东帮忙。这次霍英东不仅自己出面，同时也把擅长英文的长子霍震霆带上，凭借其国际足联执委的身份和在国际商界的名望，多次往返于国际奥委会总部以及相关国家之间，在国际奥委会委员中间斡旋。

前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奥委会文化和教育委员会主席何振梁在《重返五环》的一书中提到，从1951年准备参加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开始，这场在国际体育界争取维护中国合法权利的28年斗争中，中国终于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在亚洲，出力最多的是香港朋友霍英东。”

然而，历史总是给人留下遗憾，霍英东也没能等到2008年8月8日，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时刻。2006年10月28日，一代香江大佬、著名华人实业家霍英东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作为继承者，霍震霆与父亲一样，终日为中国的奥运奔忙。他身兼香港奥委会主席，同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体育迷。

2005年“两会”期间，我在北京第一次采访霍震霆；2006年年底，在多哈亚运会比赛现场，又与霍先生不期而遇：他全家出动，妻子朱玲，儿子霍启刚。

一、讲述父亲霍英东

“父亲虽然不是中国申奥委员会的成员，但却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最得力的幕后活动家。那段时间，他向不少国际奥委会执委游说，鼓励他们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事实上，他还参与了申办奥运的策划工作和推广工作。

父亲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曾经在香港私邸宴请过萨马兰奇。北京首次申办奥运会，父亲充分发挥他的影响力，多次向萨马兰奇进行游说。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