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其昌后来都是卓有建树的教授、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张荫麟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陈寅恪闻讯极悲，还作诗以悼。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早年毕业后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同样，令北大教授王永兴感动的是，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考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陈寅恪也不乏幽默，研究院导师梁启超、王国维曾是帝师，他便送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罗家伦出任清华校长时，送陈寅恪一本他编的《科学与玄学》，陈回赠一副对联：“不通家法科学玄学，语无伦次中文西文。”横批是“儒将风流”。罗问作何解，他解释说：“你在北伐中官拜少将，不是儒将吗？又讨了个漂亮的太太，正是风流。”

残目膑足，慈眉傲骨(2)

然而，更令我们品味、三思的是陈寅恪狷介、梗直和“骇人听闻”的另一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陈寅恪一家在香港，食品奇缺，没有吃的。一位日本学者写信给日军军部希望不要为难他。军部行文给香港司令部，司令部派宪兵送去好多袋面粉，陈寅恪与夫人坚拒，不吃嗟来之食，行将饿毙，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朱家骅派人将其一家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全国解放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以爱才名世，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赠之。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眉）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版书，陈寅恪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远过此数。

解放后，政府对陈寅恪是礼遇有加，一般学者不能企及；而他的孤傲个性仍一如既往。从吴宓1961年8月30日访他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寅恪兄说明宁居中山大学较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别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请问也！2此后政府再三敦请，寅恪兄决计不离开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1955年岁末，中华书局来函要修改与陈寅恪已签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合同，因有失公允，陈寅恪声言宁愿不出版，也不改合同。最后易手，由三联出版。

1958年，陈寅恪被推上政治前沿。陈伯达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报告一发表，中山大学大字报直冲陈寅恪等历史系知名教授，称其学术为“伪科学”，要 “拳打老顽固，脚踢假权威”。陈因病不出席批判会，唐抄录大字报要点，哭诉不忍卒睹的批判场面。陈寅恪为表达他“生命愤怒”，疾呼“辱不能忍”！遂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学校，以讨回做人的尊严。此后虽没有搬出学校，但真的不再上课了。后来，学校劝他带研究生，陈寅恪负气地表示：“只要毛主席和周总理保证不再批判我才开课。”他要为“学术争自由”。运动过后，当年充当批判陈寅恪的急先锋金应熙，本是他的学生，金后来悔过了，负荆请罪。陈寅恪只淡淡地说：“你走吧，免我误人子弟！”

次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访问陈寅恪。陈问周新华社你管不管。周扬说“有点关系”。陈说：1958年某月某日，新华社的新闻说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要向老师学习？这不是前后矛盾？周扬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周扬用买鞋作比喻，要实验穿一穿才知道满不满意。陈寅恪不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

最令人震撼的要数1953年那件被世人称之“骇人听闻”的事了。

汪，1938年清华历史系毕业，师从陈寅恪研究隋唐史。有两年多时间与陈寅恪朝夕相处，吃住都在陈家。陈寅恪的学问、人品对汪影响尤深。汪1950年入党，后入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1953年汪作为劝说陈寅恪“北上”的使者到广州，怀揣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函。一到广州，汪一头住进老师家中。本想叙师生之谊，再谈“正事”。不料，两人谈“崩” 了，汪负气住到招待所。

汪是受托，劝老师返京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一职。11月21日晚，汪将两位院长的信转交给陈寅恪。据传汪用了“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与老师谈话，引起陈寅恪的反感。次日，陈寅恪写《对科学院的答复》（由唐执笔），信中说：“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竟然提出两个“骇人听闻”的先决条件：

残目膑足，慈眉傲骨(3)

一、 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 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据传，当时陈寅恪的助手冼玉清、黄萱在场，都劝陈寅恪不要这样提，陈却坚持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结果，当然是没有结果。不过这一“骇人听闻”之说影响甚远。

陈寅恪，用其特立独行的言事行状为自己立了一个纯正学人的雕像。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1)

富有诗人气质的陈寅恪，本是一个纯正的学人。他的治学观点，认为文化超越于政治、经济、民族之上。因此，在治史实践中他追求这种“超越”。他学问广博、精深，在宗教、史学、语言、人类学、校勘学、文学上的建树颇高，尤以中古文的研究卓尔不群。有人在谈及他的受世之尊之地位时说：“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此话未必妥帖，但不失为一家之说。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论再生缘》和《元白诗笺证稿》都将传之于后。

在政治上，“在解放前夕国共两党对峙时，他似乎更不喜欢国民党”，对“八一九”清华大搜捕深为反感，在教授的某些反蒋宣言上，他也签名。有学生被捕，他立即表示愿意保释。1947年国民党以防共为名，在北平搞大搜捕，北平十三位大学教授联名宣言强烈谴责这一行为，他是列名者之一。1946年他身体不好，梅贻琦劝他休养一两年再上课。他不肯：“我拿国家薪水，怎能不干活！”朴素的语言，反映了他忠于国家民族的崇高精神。

陈寅恪是诗人，他往往用诗抒发自己的情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险从香港回大陆，在海上吟有“万国兵戈一叶舟，故邱归死不夷犹”的诗句，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念与热爱。1957年元旦，他撰新春联：“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当是对党的“双百”方针的拥护。肃反期间，中山大学的副校长龙潜当众污蔑陈寅恪的一首诗是怀念台湾日月潭的，并公开在大会上声言：“你不坦白，就枪毙你！”陈寅恪在1956年六十六岁生日寿诗中有：“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以示愤慨。龙潜因极左，高教部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后，陈寅恪的气大概也消了些，数年后在另一诗抄稿中改为：“平生所学惟余骨，晚岁为诗笑乱头。”显然是心情舒缓多了。但他慨叹生命最后的二十年，中山大学没有主动安排年轻学子跟他学习，助手黄萱是他私请的，最后又被撵走。他叹曰：“纵有名山藏诗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新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也为之欢欣鼓舞。当原子弹试验成功时，他激动地说： “我国有了足够的自卫的能力，便可不必依赖他人的保护伞了。”怎能说他对祖国不热爱、对政治不关心呢？

大概真的“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他的礼遇或许是独一无二的。且不复述1953年科学院礼聘他北上，他以“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 谢却；也不说中大副校长陈序经沿袭岭南大学为陈保留的传统做法：陈可以不参加除上课以外的任何活动；就说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相关部门领导相继叩访、嘘寒问暖，已足令人动容。

1956年陈毅由广东省省长陶铸陪同到陈宅探访并谈文论道。陈毅走后陈寅恪十分感慨：“没有想到共产党里有这样懂学问的人。”并找陈毅的诗作来读。

1959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探访，“是想看看陈寅恪的藏书”。陈寅恪本不想见，后经陈序经再三劝说见了。

1961年与郭沫若会见。郭主动对过去两人的不快作了“解释”，并征询陈寅恪有何希望和要求。陈真挚地提出应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文苑英华》；并云需要图书资料和因写《钱柳因缘》希望得到特制稿纸。郭沫若慨允并践诺。

1962年胡乔木过访，由陶铸陪同，“以学生见老师的心态走到陈寅恪的跟前” （30年代胡乔木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陈寅恪频频发问，胡乔木尽量委婉地解释”，诸如谈到国家近年经济形势时，陈寅恪发问：“为何出现那么多的失误？”胡乔木笑答：“就好比在一个客厅里将沙发、台椅不断地搬来搬去，目的是想找一个好的位置，所以就免不了产生搬来搬去的失误，就好比是经历一场地震一样。” 3当陈寅恪问及他的著作为何迟迟不能出版时，“胡乔木以八个字回答陈寅恪的八个字发问：陈曰‘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4

“中国，只有一个陈寅恪！”(2)

因胡乔木、陶铸的过访，陈寅恪作《壬寅元夕后七日，二客过谈，因有所感，遂再次东坡前韵》中有两句值得玩味：“南国有情花处处，东风无恙月年年。”

还有章士钊和竺可桢等社会名流的造访。

相映成趣的是康生步胡乔木后尘探访，来得突然，“校长办公室一与陈宅电话联系，才知陈寅恪病了，正在卧床休息。办公室人员试图说服陈家人动员陈寅恪接待一下，但没有成功”。5

应特别值得写入史册的是陶铸。他对陈寅恪呵护备至：关照中山大学将当年 “中右”的陈寅恪“脱帽加冕”；为方便陈寅恪的散步，在门前修一条白色水泥路；陈病重时为其配三个半护士；为陈寅恪能欣赏戏曲，他指示中山大学为其弄一台好收音机，学校不认真办，陶铸很生气。“学校不送我送。”他送了台落地电唱两用机。陶铸被打倒后，“造反派”曾统计出1966年6月到12月间，远在北京的陶铸先后三十八次用电话对广东省委作“遥控指示”，其中一次或数次指示：“对陈寅恪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无论“文革”中陈寅恪受了多少委屈、折磨，但他毕竟是幸福的，有谁能享此殊荣？

且看八方人物对陈寅恪的评头论足：

“读陈寅恪的论文若干篇。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胡适）

“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个人而已。”（傅斯年）

“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今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吴宓）

“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极少数人外，鲜有人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么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陈衡哲）

“日本学者白乌库吉曾以中亚史问题向德、澳学者请教，未得解决，柏林大学乃建议请教陈寅恪教授。白乌库吉终于在寅恪的信中得到满意的答案，敬服得五体投地。”（汪祖荣）

“寅恪先生为一代史学大师。这一点恐怕是天下之公言，绝非他的朋友们和弟子们的私言。”（季羡林）

“他可能是见过列宁的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