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是地主，老乡没人讲。战士们就自己找地主，看看谁家的住宅高大、宽敞、房子多，就说这家是地主。实际有些是地主，有些也不一定是地主，但都把人家当土豪打了。还有的部队看到老乡家里有猪，就说：“这家有猪，肯定是土豪。”把猪拉过来就杀吃了。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7)

原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参谋韩文回忆说：

我们四十九团有一次住在枫树湾，部队没吃的，司令部有个参谋就对通信员说：“这家看起来有钱，像地主，把他们家的小鸡捉起来。”几个人上去，把人家的鸡全部捉起来杀吃了。打土豪本来是政治处的事，但团长苟在合看着政治处打土豪搞来不少东西，司令部吃了上顿没下顿，就对我们这些参谋说：“政治处都在打土豪，你们也要干。”我们一听，商量了一下，村里的土豪都被政治处打完了，我们就只好打房东的土豪。房东家的人跑完了，只留下一个老头，也不知道是他家什么人，我们给他要布，他说没有，还说我们像土匪，连国民党军都不如。战士们就生气了，把他吊起来，问他有布没有，他还说没有。战士们就把他吊着打了一顿，屎尿都拉了一裤子，这才把他放下来。我们就挖他家的地，看看是不是埋有东西，虽然不是挖地三尺，但也够深的，也没挖出什么，就是一些小硬币。苟在合知道了，把我们臭骂一顿，批评了我们一顿。

原六纵十七旅五十一团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征粮筹款很难，用正当的办法根本办不到。我们就在白天观察好，看看这家像地主，晚上就到这一家里，地主已经跑了，只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我们也没找到东西，就对这个小孩说：“你父亲跑了，我们解放大军要吃饭，不知道你们家粮食藏在哪里了，你给你父亲写封信，我们先把你带走，你父亲什么时候把粮食交出来了，什么时间就放你。”我们带着他跑了两个月，形势越来越紧，敌人天天在屁股后跟着，我们还带了10多个恶霸地主，也是让他们家人拿粮食拿钱来赎人。上级就命令我们，说要把他们处理掉，带着是累赘，放了又怕他们去给国民党部队报信。那还是半夜，怕暴露目标，也不能开枪，战士们就在路边把那10多个恶霸地主用刺刀捅死了。地主小孩跟我们两个月，我对他有感情了，事先对那个班长讲：“这个小鬼，没有什么事，你们不能把人家也杀了！”班长说：“你放心，我知道的。”第二天我跑去问他，他说是放了。

部队中牢骚怪话也多了，其中有句牢骚流传很广，也很形象地概括了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斗争的艰苦生活：“大别山真正好，走小路光摔倒，走错路了没向导，吃糠米，铺稻草。”

上面讲到的找向导也是一件让部队头疼的事情。大别山的地主武装多如牛毛，谁和解放军接触谁就要倒霉，这让部队找个人当向导变得非常困难。要想找到向导，必须得有两个人，一个在前面敲门，一个在屋后边去堵。抓住后，让他当向导，有的说自己眼睛不好，不能带路，有的说：“不行啊，我家没有劳力，我还要到田里干活去。”战士们讲：“给你两块银元，帮我们带一带吧。”但就是这样，老乡也怕国民党报复，还不带。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曾经抓了一个向导，问他附近有什么敌情，他说不知道，问他地方，明明离这里不远，他也说不清楚。走到半路时，他捂着肚子说要解个手，然后顺着山沟提着裤子就跑，有个参谋眼明手快，开了两枪，他吓得不敢跑了。战士们把他抓回来，这个参谋气得让战士们上去打了他一顿。政治处主任苗兴华看见了，喊道：“给我住手，谁让你们这么干的？”这个参谋站了出来：“是我让战士们打的，谁让他还想跑！”苗兴华瞪了他一眼：“你还有理！你看看你自己，像不像个解放军？有你这样找向导的吗？你不会讲道理，做工作嘛！”那个参谋不服气地顶了一句：“我就是这么找的，你们当首长的说得好听，有本事，你们找向导去！”苗兴华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只好走了。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侦察排长王道士，是个老红军，作战很勇敢，搞侦察，更是厉害，你让他去抓个国民党军的参谋来，他保证不会给你抓回来个连长。穿便衣出去侦察，也是扮谁像谁，有次他化装成一个算命的，居然把真的算命先生都唬了。但他也有个毛病，就是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打人。虽说他是个老红军，资格挺老，也能打仗，但就是升不上去，有时好不容易提了一职，没过多久，又犯了老毛病，职务又被撸了下来，至今依旧是个排长。有一次侦察排找了两个向导带路，谁知这两个人带了两三里，路过一个拐弯时，一弯腰就往山里窜。王道士叫了起来：“回来，给我回来！你们拿了钱还要跑！”但这两个人头也不回，一个劲地往山里跑，眼看就要不见了，王道士夺过战士的冲锋枪，一下子把这两个向导打死了。政委郝培苗立即让人把王道士绑了起来，要就地枪毙。团长唐明春不干了：“这两个人说不定就是土顽，打死了活该！王道士是个老红军，又能打仗，犯些错误也是难免的，怎么处理都行，就是不能枪毙！”争执了半天，只好把王道士的排长职务撤了，给了一个处分。但王道士因为作战勇敢，不久又恢复排长职务。但在后来的淮海战役后，侦察排的一个战士因为偷拿了一个俘虏的手表被关了禁闭，他就找茬对指导员骂骂咧咧，动手打了指导员几个耳光，还让副排长也去打了指导员两个耳光。这是一起严重破坏军纪的事件，捅到了尤太忠、邓小平那里，这时正好又遇到全军进行纪律整顿，撞到了枪口上，执行了军法。

吃饭成了个大问题(8)

初进大别山的喜悦慢慢没有了，严酷的现实让一些指战员产生了想法，觉得大别山根本就不像个老根据地，老乡不帮忙不说，还经常给部队出难题。强烈的思乡想家情绪和对现实的失望情绪出现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很多指战员的普遍感受。这对部队的影响很大，个别部队出现了战斗意志衰退，一些能打的仗不打了、不该放跑的敌人却放跑了等等。这些还是次要的，最严重的是，一些部队连人民军队的宗旨也置之脑后，出现了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拖猪捉鸡、抢东西等现象，甚至还出现了调戏妇女的现象。

这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想都不敢想的严重违纪现象，在各个纵队都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老人们说，这不是哪个纵队的情况，几乎每个部队都有。

对一支人民军队来说，这是一种比打了败仗还要危险的严重情况。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1)

部队出现的违法乱纪情况，让刘邓首长忧心如焚。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军队，一个有理智的指挥官都明白，一旦纵兵殃民，部队的军纪败坏，战斗力也就无从谈起，凡是一流部队，都视破坏纪律为军队之癌，一旦扩散，整个部队说垮就垮。作为一支人民军队，刘邓首长当然更不会坐视不管，任其发展。

1947年9月2日，刘邓在新县小姜湾召开整顿纪律大会，他们让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带人到各个路口，只要有部队路过就拦下，带到这里听首长讲话。在这次会议上，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部队纪律这么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邓小平严肃地批评道：“部队纪律这样坏，是我们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己挖坟墓！”首长们在会议上宣布了三条：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会议还规定，各个部队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

会议结束后，刘邓首长让政治部立即派人到各个部队去传达。张之轩赶到商城，遇到了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团长唐明春还笑呵呵的问他：“老张，这次又有什么精神了？”张之轩看了看部队带着的几个向导，说：“赶紧整顿纪律，首长发脾气了，不准再带向导了！”唐明春一听，忙让战士们把那几个向导放了。张之轩接着又向他传达了“三个枪毙”和“三个不准”。

刘邓对整顿部队纪律非常重视。在这期间，野司枪毙了警卫团副连长赵桂良。这一事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原野司保卫科科长张之轩回忆说：

10月13日，野司到达黄冈总路嘴镇，镇上的老乡已经跑光了，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关门，街上没有行人，冷冷清清。我们站在路边，忽然看到一个解放军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从一家店铺出来了。邓小平脸色立即变了，他追了几步没追上，就对我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我去调查了一下

，他是野司警卫团四连副连长赵桂良，是个战斗英雄，还是个劳动模范。

刘邓大军司令部旧址

中午，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首长专门为这件事开会，最后决定，为了严肃军纪，下午召开公判大会，枪毙赵桂良，并且让我去通知部队和群众参加公判大会。

我一边通知部队，一边派人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

我还奉命到禁闭室找赵桂良谈话，给他讲了野司的决定。赵桂良立即抱头痛哭了：“我……我犯了纪律，杀我应当。可我死得太窝囊了，将来回到太行山了，见到了我们家里人，你们就说我是打仗死的……”

下午，群众下山参加公判大会，对赵桂良执行了死刑。

枪毙了赵桂良，震惊了当地老乡，他们很后悔地说：“这是真正的八路军，以后我们不要跑了。”1986年，已经离休、年过六十的张之轩重访大别山，又来到了总路嘴镇。当地上了年纪的群众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他们说起这事还很后悔：“当年我们要是不上山，大家都在家，也不会造成这个悲剧了。”有的说：“要是当时知道部队纪律这么严，我们自己就先把粉条拿出来，也不会枪毙他了！”

1947年10月份，六纵十八旅五十二团二营奉命保卫野司。二营教导员侯建军至今对刘邓首长重视群众纪律记忆犹新：

二营奉命保卫野司，团里很重视。营长在鲁西南战役中牺牲了，一直没配。团里专门派参谋长沈伯瑛跟着我们指导工作。我当时觉得担子很重，因为部队里的解放战士已经达到了70%左右。我和沈伯瑛研究了一下，决定对这件事绝对保密，除了营里干部知道，连连里干部都不知道。邓政委对我们的影响特别深，特别是在群众纪律方面，要求很严格。部队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派人来问一问：“门上好没有，水缸挑满没有，稻草捆好没有？”有一次我们往金寨方向转移，住在一个小山村里，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密集，不像是地方土顽。野司要马上转移，我们忙带着部队上了山，没有来得及检查群众纪律。就是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邓政委还是派来了人，问我们群众纪律检查了没有。我报了个假情况，说检查过了。当时我心里想，这事就是查出来了，也无非是给我个通报，处分我一下，但要是野司受到了损失，我就对不起党和人民了，是千古罪人了。我当兵以来，这是唯一报过的一次假情况，欺骗了领导，很不应该，但我以后更注意群众纪律了。

三个枪毙，三个不准(2)

我们是在金寨县过的元旦。平常邓政委没事就把我和沈伯瑛叫去，问问部队情况，有时让我们听听新华社广播，他随身带了个收音机。元旦前一天，邓政委把我们找去，说明天就是元旦，部队集合起来，我去给他们讲讲话，拜一下新年。我吃了一惊，因为部队还不知道自己是在警卫邓政委，野司本身有个警卫团，我们只是负责占领外围制高点。虽说有两个来月了，但也只有排以上干部知道，战士们70%是解放来的。我把自己的担心对邓政委讲了，邓政委说：“有什么，不都是解放军嘛！”第二天给我们讲了话，说的最多的还是群众纪律。

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指导员阎代举回忆说：

我们进入大别山后，当地群众受国民党的宣传和威胁，开始不敢公开与我们接近；加之蒋介石调集重兵对我围追堵截，使我们的环境和条件变得十分艰苦。部队天天在山林里拖着敌人转，战斗频繁，长时间得不到休息，重武器装备也几乎弃之一光，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同志对进军大别山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能否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表示怀疑。怕苦怕累，发牢骚的人多了起来，个别违犯群众纪律，如偷放群众鱼塘抓鱼吃之类的现象，也时有发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曾多次给部队讲话，说明进军大别山的重要意义，鼓舞部队士气，并对一些错误现象，进行了耐心而严肃的批评。1947年10月初的一天，我曾在大别山北麓光山县王家大湾附近的一个山坡上，亲耳聆听过邓政委的讲话。

邓政委首先讲了我们到大别山后取得的初步胜利和全国各大战场形势的变化，接着便谈起了我们当前遇到的种种困难。他还着重讲了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