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顾及家小，反以重罪之身，殃及妻小，实在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政府，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你们。我想回到杨集，安心务农、接受改造、脱胎换骨。只是你母亲，我想和她断绝关系，和你们也断绝，你母亲是贫农，是否可以到你们那儿住?一来治病，二来照看孩子，少峰是共产党负责干部，懂政策，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他是否同意?

顺致崇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杨鹤亭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

一天，妈妈都在床上躺着，我们问她水饭，便会得到些呵斥，便也悄然无息。天一擦黑，便都乖巧地各自上床睡了。

父亲纪事 第十五章 3(1)

睡到半夜的时候，有人敲门，全家人都醒了，却不敢开门，怕有什么不测。那时节睡觉总是枕了刀、钳子、锤子睡的，虽无派过用场，倒也每日惶惶不忘。半晌，见是并不猛烈，妈妈说怕又是突然夜间查户口的，那时候常有公安、红卫队夜里查户口，虽是听说有些人搜到姑娘房里不走的，但相对总是保险些。妈妈便穿衣起床，颤声问谁。我为长子，便责无旁贷地拎了刀子站在妈妈身后。

那夜极冷，冻得上下乱战。

门外有人应声，细听却是爸爸，忙开了门迎进爸爸。爸爸说他回家，是被宣布“解放”了，晚间开的会，说明早有人把他们从郊外的农场送回来，爸爸却等不及，连夜踏雪赶回。这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弟弟一跃把个窗户推开，窗外糊严的大字报发出龟裂的窸窣声，窗外吹进来的风很凉，我们却觉不出，姐弟三人围在爸爸身边，流露出对父亲从未有过的眷恋之情。

妈妈也显得精神，一时竟忘了姥爷的事儿，忙着到厨房给爸爸下面，脸上也挂出了笑，那时节我才发现，妈妈笑着，还是很年轻的。

爸爸吃过饭，我们无意中说出了姥爷家的事儿，爸爸又问过了妈妈，也去沉默了半天。妈妈说起接姥姥来住的事儿，爸爸却坚决不同意，“杨慧，你怎么这么糊涂?断绝关系是一句话么?他毕竟不是我们党内的同志犯错误，是另一种性质的矛盾。”

“这种关系我压根儿就没准备断，他们毕竟是抚养我的父母。”

“可你别忘记，我们更是共产党员。”

“我是，你还不能说是，你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妈妈反唇讥嘲爸爸，爸爸竟是语塞。许久，爸爸才说：“组织问题没有明论，主要因为一是三九年在学校组织‘三·一八’学社的事儿，说是三青团的外围；二是岳父的事儿，你这时让他们姥姥来，不是授人以柄吗?”

妈妈不由忿然：“你怕累及，咱们离婚好了，我也好去照应自己的父母。”

爸爸却是不恼，笑着说：“算啦，算啦，该休息了，明早儿再谈。”

第二天一早儿，我进了教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走到赵师傅身边轻轻地说：“赵师傅，我……爸爸解放了。”

赵师傅显得很高兴，看了看我，“是真的吗?”

我又肯定地点了点头，他拍拍掌，稍弓一下身子，一下把我高高举起来，“嗬，好小子!”不知怎么，为了他这么一举，我将一辈子感激，一辈子铭记，他是真心的!赵师傅把我拉到同学面前，大声说：“曲柯的父亲平反了，以后他也和大家一样了。”

同学们拥了上来，说不清是庆贺还是嘲讽，我的棉帽被他们扯掉，像皮球似的在教室来回扔着，抛着，大伙儿嘴里嗷着毫无意义的音节。我却没为此感到羞辱，而是很高兴。

这当儿，却有几个同学悄然躲在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倚墙默默地站着，那是些叛特、五类分子的子女，他们的父母和我父母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课间操时，大妞显得有些羞涩地递给我一个纸条，又迅疾地走了，我不知她是否脸红?她的脸原本是黑的，红与不红都是不显的。

曲柯同学：

东风浩荡，红旗飘扬，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我热烈庆祝你爸爸光荣解放的时刻。

我决心和你建立革命友谊，天涯海角不分离，地动山摇志不移。工人阶级的女儿说话是算数的。

赵玲

我有些漫不经意，看过也就撕了。说实在我心里压根儿没有注重过大妞的存在。

放学的时候，曹亚薇找到了我，“曲柯，和我一块儿回家吧?”

“怎么了?”

“我怕，这几天陈伯年老是拦我的路。”

“他侮辱你?”

“倒没有，可他拉我便讲，说是靳峰告诉他我的心思，他真是没高兴之类的话，他这般，倒让我莫名其妙，还老塞给我信。你看!”曹亚薇说着，掏出一把纸来。我接过看，都是从《外国民歌二百首》那里抄来的歌词，脸蛋儿像朝霞，白云呀，太阳啊，小羊哟，还有抽打小羊儿的鞭子，便觉好笑。

父亲纪事 第十五章 3(2)

我和曹亚薇走着，没遇到陈伯年，倒遇了大妞拦住去路。她把书包甩在肩头，扑楞着两个小刷子问我：“曲柯，你为什么不答复我?”

“答复什么呀?”她那神情像是给我下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

“我给你的信。”

我这才记起撕过的纸条，惶惶无语以对，曹亚薇像是意识到什么，忍俊不禁。大妞却恼了，指了曹亚薇骂，说她反动军阀，腐蚀革干和工人子女的关系，并要我小心后果自负。曹亚薇只是不睬她，等她走了，才对呆愣的我说：“曲柯，将来你找个这样的夫人，怕是幸福至极了。”我忙指天咒誓，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睬这样没教养的女生。说过又有些后悔，觉得对不起赵师傅。但是这等大事，怕他再举我十下，也不好委曲求全的。

送曹亚薇到家时，我再三劝她把陈伯年的信交给工宣队，学校里正在打击流氓和抄唱黄色歌曲。曹亚薇初是不肯，说不愿害人。我说不如此便终害自己，我也没有每日做你警卫的义务。曹亚薇终于点头，然后回家，非但没有邀我家去，连谢谢也不曾有，也实在情薄。

第二天，曹亚薇果然把陈伯年给她的信如数交给了工宣队。工宣队立即把陈伯年揪了起来，他好挨了赵师傅的一阵皮靴，能够这样报复他，我也好不惬意。可不久，我发现靳峰更是由衷高兴，批判陈伯年的会上，他每次都能数出陈伯年的许多劣迹，把个陈伯年有次夜里在校园里强行抱了女同学亲嘴，收听苏修广播的事儿给抖落出来，这些都是陈伯年亲口对他讲的，陈伯年也没赖账。这么着，公安局竟来人把他拘走了，游过了不少次街。

三个月放回来后，陈伯年再也没上过学，他父亲给他买些小人书，他在街上摆画书摊儿。

同学们很少有人怜他、睬他，只有大妞儿时常去摊上看画书，陈伯年也从来不向她要钱。后来，他居然把个大妞的肚子搞大了，把个早已回厂又当钳工的赵师傅气个半死，吊起大妞打了半夜，大妞却索性和陈伯年搬到一块儿住了，只是孩子没养下来，打流了。自然，这些都是后话，是临近中学毕业，下乡时候的事情了。

父亲纪事 第十五章 4

爸爸复出之后，并无事可做。那时，机关的干部也都编成连队，成日里学习，或是开些批判会，批判的方式也文明多了。人人都处于一种懈怠懒散的状态，学习、会议、游行、讨论一切都是敷衍的，只有打乒乓球，下象棋是认真的。爸爸不大喜欢这些活动，且又不能随便乱聊，但每次活动，他都去得很早，回得最晚，仿佛不是如此，人们会重新把他关进“专管队”里似的。

一年多不见的父亲，渐渐发觉出了陌生，首先是父亲变得爱笑了，人谦和了不少，以往他总是爱板了脸的，我却总感觉到他的笑里有种屈辱。当然，唯对一人有例外，那就是绝不会对顾水林笑，见了他，便是鼻孔透出一股冷气。好在顾水林如今任省革委会宣传组副组长，位居要职，他们也不大见面。况且，顾水林见了爸爸，也除了“哼哈”之外，再也吐不出其他的音来，没有笑的必要。

最初回到省会的时候，爸爸恢复的那些雅兴，诸如周末带我们看电影，夏天游泳，秋天打猎，冬天赏雪，包括全家出去照相、野餐、下馆子等等，这些自然成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爸爸如今全无这些兴致，我们偶然要求，他也会勃然变色，严肃训导一番，彻头彻尾地布尔什维克化了。

爸爸在“专管队”倒是学会了一种技艺：理发。只是慢，每次拿了我和弟弟的头做功夫，都会发生一场不大不小的战争。他总是扳了我们的头，能摆弄近一个小时，尽管我们乱踢乱蹬，他也会嚷骂过后，又耐心进行完毕，赐给我们一个黑白分明，格外齐整的盖儿头，说是这般精神。

机关里的同事倒是喜欢让他剃，大概是日常闲了也是坐，不如省过几毛钱换个脑袋。爸爸便有了事儿做，每日从家里抱了理发工具上班，回来常常疲惫不堪。一日傍晚，爸爸回得晚，饭都冷了，刚热过扒了两口，便有人在外边喊：“老曲呀，快点去机关喽，晚上该轮我第一个理了。”

爸爸高兴地应了一声，匆匆扒了两下饭，就拿起理发工具要出门，我在门口拦住了他。我感到羞辱，我爸爸不是理发匠。我今天下午听到机关里的大喇叭，说曲少峰改正以往的错误，给人理发，已取得革命群众的谅解和鼓励。我不希望爸爸这样，我希望爸爸能够是从前的爸爸，哪怕是更蛮横点。

爸爸见我满脸泪花站在那儿，最初愣了，稍许意识到什么，一把扯开我来。我愤怒地对他大喊：“丢人!”

爸爸重重赏我一掌，开门走了。望着风雪夜色中爸爸模糊的背影，我突然感觉他的猥琐，生了厌恶。

妈妈过来抚着我的红肿了的脸颊，轻声地说：“你不该那样说爸爸的，你们孩子不懂什么是大人的孤独、寂寞。”

我不懂，可我不原谅，不能原谅他。

不知为什么，我总会因此去想起在县城住时，那乡下发给他的那张粗糙的草纸奖状来，有什么因果关系，想不出。只是感觉……

那次回来，爸爸却把理发推子、剪刀、梳子都用铁锤狠命砸烂了。连围布也划了火柴烧了，他就那么一直拎着那燃烧的布，火将烧尽，也没松手，还是妈妈扑过去打下了那团火。

爸爸自始至终一语不发。

父亲纪事 第十五章 5(1)

没有多久，爸爸告诉我们，他要随机关疏散到山区。

爸爸急急地打点行装，乐呵呵的。我弟弟历来对出门一类的事体都感兴趣，自然是很乐意地尽力帮爸爸。我虽然对下放存有某些不佳的记忆，但毕竟是离开这块令人窒息的地方，也就显示出不少的热情来。姐姐虽是厉害、吵嘴，但历来是爸爸的乖孩子，这几年干活儿也成习惯，也忙着清点分类。

劳动之间，爸爸除了对我们表现出的劳动态度进行表扬外，还决定给予奖励，说等妈妈回来后，一起到饭店去聚餐。前些年老是跟着父母吃食堂，这两年父亲不在，便无尽地嚼吃妈妈的挂面，实在令人肠胃伤感。爸爸工资停发之后，也就很少有打牙祭的机遇，所以我们姐弟对爸爸的英明决策一致三呼万岁，效率也为之大大提高。

父亲以往主要的财产是书，现在它们大部分已经烧成烟灰或成了造纸厂的浆水、马桶里的便纸。只存有两小木箱书实在不舍丢弃，又几乎每本之上都庄重地注上“供研究批判用”的字样，似乎有了这一笔就很安全，我却从中找到“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古老成语的新注解。没有书，家什就显得很简单，家具是公家配发的。暂且不用的衣物、被褥、杂用品几个大箱子也就装完了。收拾利落后，父亲和我们都坐在箱盖上，大气喘息，只等妈妈回来，开宴庆功!

妈妈回来了，见了房间里这般模样，呆了。

爸爸站起冲着她笑，第一句话就是，“哎，今天，宣布恢复我的组织生活了。历史，也做结论了，没事儿。”

妈妈露了喜色，随即又蹙了眉奇怪地四下望望。

“还让我和大家一块儿疏散，要备战的。”

“呣?噢……”

妈妈突然又愣过神来：“备战?单我们怕死?瞧你乐的，好像给你的恩惠一样，这还不是换个方式让你滚蛋。”

“你怎么能这样想?现在党组织都恢复了，不一样了。我已经报过名了，全家都下。”

“别人都这样吗?”

“基本上都下，……可，他们又不愿带家属。”

“我也不去!”妈妈这次斩钉截铁，“这事你给我商量了吗?不能再随你了，你每次遭罪，干吗总是扯上全家?再说，我又不是你的箱子，你想往哪儿搬，就往哪儿搬。我也是党员，我也有我的工作，我的上级组织，我要服从分配。”

妈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