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问题的答复》文章，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

在参与制定和贯彻党在新时期土地政策的同时，王观澜还为发展陕北苏区的农业生产做出了许多努力，他不仅随时关心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是否被调动起来，还对农业生产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耕畜、农具、种子、肥料和劳动力等，花费了许多心血，认真研究解决。

与王明、康生的冲突

6、“观澜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统战委员会，王观澜担任常委，同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和统战部部长。

1937年末的一天，那时王观澜和徐明清刚刚结婚不久，毛泽东把王观澜找去，要他带上一封写给国民党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与何绍南谈判。以解决战争中的土地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等问题。

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立即前往绥德。

一到绥德他就提出，“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绥德民众的拥护。接着，他在谈判中迫使何绍南接受了中共的提议，成立了绥德抗日统一战线的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了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同时也维护了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观澜从绥德返回延安后不久，就调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了中央统一战线委员会常委。

不久，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被免除了中共长江局书记，从武汉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职务。就此，在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观澜和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和“统战区”的区别引发的。

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

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是指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我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

王观澜的妻子徐明清记得，有一次，王观澜回到家中，面有怒色，嘴里小声嘀咕着：“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徐明清心想，莫非丈夫在工作中遇到了什么麻烦？

正想着，王观澜突然问妻子，“明清，你说‘边区’和‘统战区’有没有区别？”

“当然有区别。要么怎不叫一个名称呢。” 徐明清不假思索地回答。

这时丈夫才说出了原委。“今天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会时，王明居然武断地宣布‘边区’和‘统战区’没有区别，他还重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老调，我和他大吵了一通。”

“你们俩人在苏联时就吵，现在到了延安还是吵，你们真是冤家对头！” 徐明清插了一句。

“王明这人自高自大，在苏联时就目空一切，容不得别人的观点。现在又旧病复发，他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是投降主义的口号，如不加以反对，就会危害到全党，危害到整个解放区。”

后来，王观澜在起草“关于陕甘宁边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报告”的提纲时，就明确主张，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方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一主张，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上，王观澜为此作了三个小时的工作报告，王明也听了报告。

不久，王观澜到毛泽东那里，正好王明也在场，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报告怎么样？王明只好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毛泽东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呢。”

王明对王观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公然和他唱反调，心里很不舒服。他伙同当时担任社会调查部部长的康生一道，想找王观澜的岔子整他。他们调来档案，没找到什么借口，便再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反对支部局，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云云，向中央提出审查王观澜。

王观澜怒不可遏，当面找王明、康生对质。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直截了当地对王明、康生说，“王观澜经过了我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毛泽东的评语，让王明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不久，在毛泽东主持下，成立了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萧劲光、林伯渠任副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

毛泽东在会上说，今后，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就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就使得王明难以干扰边区统战工作，施加错误影响。

这时，国民党在陇东、庆阳地区继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准备纠合保安队，进攻八路军驻防部队。王观澜以陕甘宁边区少将参议身份赶赴庆阳，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迫使国民党代表签订协议，撤退围攻我八路军驻防部队，释放我方被抓人员，稳定了八路军抗日后方。

1938年10月，王观澜从庆阳赶回安塞，参加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党代会的筹备会议，被选为党的七大代表。

毛泽东探望病中的王观澜

7、“既来之，则安之”，毛泽东书赠病中王观澜

就在安塞参加党代会期间，工作的过度疲劳，使王观澜再一次病倒了。

自到陕北后这两年，王观澜因长征途中患肠胃病埋下了病根，身体一直很虚弱，再加工作繁忙，过度操劳，经常犯病。

徐明清多次劝他住院好好治疗一下，可王观澜总说“一点小病用不着如此麻烦”，不顾病情不断加重，仍坚持工作。徐明清见状焦急万分，担心他虚弱的身体会彻底被拖垮，无奈中只好向毛泽东求援，请他出面帮助劝说王观澜。

毛泽东十分同情和支持徐明清，随即把王观澜找去，关切地问：“观澜同志，你每天都是怎样做工作的呀？”王观澜实话实说：“每天无论工作怎样多，我总要处理完毕才睡觉。”

毛泽东听后善意地劝道：“做事情要分轻重缓急，像你这样怎么行呢？我们要让懒人学勤快，让勤快人学巧干。”一席亲切的谈话，让王观澜和徐明清夫妇深受感动。

继而王观澜又患重感冒休克，复发十二指肠溃疡、神经衰弱等病症，不得不住进了延安中央医院。徐明清也听从组织安排，放下了中央组织部和陕甘宁边区妇联主任的工作，全力照顾王观澜。

毛泽东对老战友的病十分关心。一天早晨，他在傅连暲陪同下，徒步走了五六里山路，冒着深秋的寒冷，涉过一条河，从杨家岭来到中央医院看望王观澜。

长期严重的失眠，让王观澜常常连续几天几夜难以睡好觉，他面容憔悴，头疼难忍，痛苦无耐地躺在床上。

毛泽东走到他的床边，坐在一张窄条硬木板凳上，亲切地安慰说：“观澜同志，不能睡就静静地躺着，不要着急，总会睡着的。”他还嘱咐医院领导要精心治疗，劝慰徐明清要放宽心。

那次探望后，毛泽东仍惦念着王观澜的病情。不久，他又派秘书到医院送去一封信。

徐明清打开信一看，里面是毛泽东用毛笔为王观澜写的一幅题词，题词写道：

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作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对付慢性病的方法。就是急性病，也只好让医生处治，自己也无所用其着急，因为急是急不好的。对于病，要有坚强的斗争意志，但不要着急。这是我对于病的态度。书之以供王观澜同志参考。

毛泽东

12月16日（1941年）

这幅题词，不仅对王观澜与疾病进行顽强抗争，给予了很大精神力量，后来还广为流传，成为许多革命同志对待疾病，始终保持坚强、乐观态度的一个座右铭。

毛泽东的复信奇迹般挽救了他

8、毛泽东的复信，对处在死亡边缘的王观谰产生了特殊效果

经过3年多的治疗修养，王观澜的病情渐有好转。1945年初春，毛泽东闻讯后赶来看望。他发现王观澜能下床走动了，极为高兴，热情鼓励王观澜坚持锻炼身体，争取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王观澜很受鼓舞，一心盼望能把身体养好，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参加“七大”。他天天坚持锻炼，从室内到室外，从平地到爬山，体力大有恢复。之后，他又开始拼命地看文件，读书学习，一心想弥补失去的时间。但由于体力、精力的消耗一下超过了负荷，就在“七大”召开前夕，王观澜的病症又一次复发，且比以前更为严重。

他的十二指肠溃疡，造成了血管破裂，血像喷泉似的从嘴里涌出来，一连吐了二十多天，坐都坐不起来。肠黏膜脱落造成了肠堵塞，使他近两个月不能进食，输液输血也很困难，只能靠滴肛维持生命，后来又引发了严重营养障碍，双目失明，周身神经发炎，疼痛不堪，彻夜呻吟。这时他身体的许多机能丧失，除了心脏尚在微弱跳动，生命危在旦夕。

一位苏联派驻边区医院的医生别洛夫，无奈地告诉徐明清，王观澜最多活不过一周了，让她准备后事”。

苏联医生的话让徐明清万般伤心，黯然泪下。她含着泪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充满悲伤情绪的信。

此时，国民党正在抓紧部署全面内战，毛泽东的工作相当繁忙，但接到徐明清的信后，很快亲笔写了回信。

明清同志：

你的信我们都看了，甚为感动。观澜同志的病情如此，当然使你难过到这种程度；但是一种事实到了面前，如果是无可如何时，再急再痛也无益，只好承认事实，而客观地对待之。何况观澜的病不一定是你所说的那样，不一定不能救。……请你代我们问候观澜同志。

毛泽东

4月14日（1946年）

毛泽东的信，对王观澜产生了特殊的效果，面临死亡边缘，他依然没有惊慌和急躁，始终保持了镇静和乐观。

据徐明清回忆，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匮乏，但党中央对王观澜的病关怀备至，组织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抢救和精心治疗，又专门请来陕甘宁边区副主席老中医李鼎铭先生等专家共同会诊，用中药和针灸配合治疗，使他渐能进食少量流汁，又给他服用肝汁和菠菜汁，使他的眼睛逐渐复明。

毛泽东更是体贴入微，他知道王观澜的肠胃功能很弱，特地把自己平时土法烤馒头片的铁鏊子（现存延安历史博物馆）送去。因王观澜手脚发凉，头晕失眠，他又把自己用的热水袋、体温表、西药针剂和葡萄糖粉送给王观澜用。

在党中央、毛泽东的亲切关怀、医务人员尽心努力下，王观澜终于跨过了死亡的边缘，微弱的生命竟奇迹般地复生，并一天天好转起来。到1946年秋高气爽之时，王观澜已经能开始练习走路，练习爬山了。

有一天，徐明清陪他登上了医院附近的黄土高坡时，王观澜禁不住激动地高呼：“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新的生命！”

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

9、毛泽东特意向周恩来介绍，他与王观澜合写《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1947年春，国民党调动大军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战略转移方针，暂时撤离延安。

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安排王观澜夫妇先行一步，渡过黄河，转移到晋绥一带的安全地区继续疗养治病。

组织上考虑到王观澜的身体虚弱，特别安排了担架，请4位青年农民轮换抬王观澜转移，同时还为有孕在身的徐明清准备了一匹马，让她带着两个孩子和行李，先行安排食宿，每到一个村，再由村长安排人抬下一程担架，就这样一程一程地艰苦接力，王观澜全家终于平安转移到了山西的临县和兴县的张家湾。

那时，康生正在临县一带搞土改试点。王观澜一向关心农村工作，身体刚有些好转，就找来农村干部和农民交谈，了解情况。

从谈话中，他了解到康生搞的土改试点“左”得出奇，不仅对地主、富农搞肉体消灭，而且将富裕中农、中农也扫地出门。一个地主的老婆，多次被斗争后，无奈跳黄河死了；晋绥分区参议会副会长、开明绅士刘少白，也被拉到街上游斗；他们还强迫开明绅士的儿子牛荫冠（后为中共部级干部），拉着地主成分的父亲游街……这些都严重违反了党的土改政策，破坏了统一战线，造成恶劣影响。

王观澜听后感到气愤，立即把驻村土改工作队队长找到床边说：“这样扩大打击面，侵犯中农利益是不对的，是不符合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土改政策的。对地主不能乱打、乱杀，实行肉体消灭。你们还要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