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夹在送行的行列中。有人对她开玩笑说：你也跟着养父一起去苏联吧。没想到这一个玩笑竟让孙维世动了心，她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事得由毛主席批准。有人随即牵来了马，她骑上就奔杨家岭而去。一会儿，她绽着笑靥回来了，显然是毛泽东同意了她的请求。

当送行的人纷纷走下飞机的时候，跟保姆一起上了飞机的陈伯达之子陈小达，突然放声大哭起来，无论如何不肯下飞机。他的小名也叫老虎，虎威发起来还真没人驯服得了。看着束手无策的陈伯达，周恩来说，既然这样，就和我们一起走吧。

就这样，飞机载着周恩来夫妇、陈昌浩及孙维世、陈祖涛、高毅、陈小达四个小伙伴，在人们的目送中消逝于天际。他们先在甘肃省的兰州做了停顿，刘少奇的两个孩子也已经中共中央同意送往苏联，先期等候在了这里。于是，4人的少儿团中，又加入了刘允斌、刘爱琴兄妹。

现如今，一同前往苏联的6位少儿团成员，只剩下了刘爱琴、陈祖涛、高毅3 人。“我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只庆幸我们还活着。”陈祖涛意味深长地对笔者说道。是呵，倘若不是因为特殊的变故、非常的历史时期，孙维世、刘允斌、陈小达都应该和他们在一起。

由于在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办理各种手续，6人团延宕到11月才抵达莫斯科，除了年纪稍长的孙维世依自己的意愿去学艺术外，其他5人都进了在莫尼诺的第二国际儿童院。

在这里需稍做说明：陈祖涛刚到苏联时11岁，以往有关他生平的文章称他的生母是陈昌浩的第二位妻子、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此说实为谬传，因为她的生母刘秀贞怀上他的时候，陈昌浩尚未去苏联，还不曾和于1925年就到苏联学习的张琴秋有一面之缘呢。陈昌浩第一次赴苏联是在1927年的9月，刘秀贞已怀胎数月，陈昌浩亲自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取名“洋生”，即父亲留洋之际降生。洋生有一个哥哥，叫柏生。

斯大林签字转为苏联国籍

2、转为苏联国籍，据说是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当时在第二国际儿童院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孩子，但在陈祖涛等到了不久，就集体转到了在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伊万诺沃是苏联的纺织工业城市，距莫斯科300公里左右。

两个国际儿童院，都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创办的，收养的都是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领袖和著名左翼政治家的孩子，据当时的统计有200多人，包括世界31个民族，各种肤色的都有，例如西班牙共产党书记伊巴露丽的孩子、巴西共产党领袖卡洛斯·路易斯·普雷斯捷斯的孩子等。美国共产党总书记邓尼斯的孩子季莫菲耶夫，和陈祖涛是同班同学，他们后来成为很要好的朋友。

陈祖涛说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的构成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烈士子女，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蔡和森和湖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孩子蔡博、蔡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苏兆征的儿子苏河清，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代理江苏省委书记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的儿子郭志诚等。

二是当时中共高层领袖的孩子，如毛泽东的长子、次子毛岸英、毛岸青，刘少奇的长子、长女刘允斌、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还有陕甘宁根据地最高领导人林伯渠、高岗的子女等。

三是中共几批到苏联学习的干部在苏联生儿育女后，留在那里的孩子，以及与苏联人结为夫妻后生育的子女，例如博古的女儿秦吉玛，张闻天和苏联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的儿子等。这些孩子一点中文都不懂，更没受到过丝毫中国文化习俗的熏陶。

在国际伊万诺沃儿童院内，中国孩子占到了近百分之二十。所以中国人在儿童院里很显眼。其次是德国的孩子，有十多个，因为希特勒当政后对共产党人的镇压日趋严厉，德共领袖们就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了苏联。

各国共产党人的后代的管理，由共产国际负责，例如享受什么待遇，吃、住、教育等等，都由共产国际下指示，甚至是当时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直接发话。到苏联后不久，陈祖涛他们就都转入了苏联国籍，享受苏联国民的待遇。外国公民转成苏联国籍，这在当时是件很难的事情，但这批儿童很特殊，苏联最高当局都清楚这批儿童的情况，转国籍据说是经过斯大林亲自签字特许的。

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的日子

3、老天爷是最公平的

由国际儿童院管理的孩子，年纪大的已经十六七岁，像中国的毛岸英、苏河清、蔡博……而小的只有四五岁，其他国家的孩子也是大小参差。小的在儿童院养育；大的在附近的学校就读，白天在学校上学，放学后回儿童院，因为没有家，儿童院就是他们的家。

刚到儿童院的外国孩子，第一个任务就是学习俄语，这是在苏联生活和学习的基础。一年后陈祖涛入学读书，学校离儿童院不远，大约几里路。在学校里，各国的孩子与苏联本国的孩子要求是一样的，学校方面并不因为你是外国人，在学习课程和学习的成绩上对你有什么迁就和照顾。

不久，陈祖涛加入了苏联少年先锋队，带上了红领巾。苏联小学中学是一体的，从一年级到十年级。他直接上的五年级，后来因成绩优异跳了一级，和中共早期工运领袖郭亮的儿子郭志诚成为同班同学。

每天放学回到儿童院，孩子们按年级分班，由儿童院的老师组织辅导学习，并监督完成学校的功课。这种按年级分的班各国学生都有，老师也是各国的都有，德国的、保加利亚的等，班上都讲俄语。

此外各国学生还有自己的管理班，这种班不是以年级分，而是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分，老师也是本国的。担任过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副院长的师哲，就曾当过中国班的老师。

到伊万诺沃的第一国际儿童院后，担任中国班老师的是韩铁生夫妇两人。在中国班里，老师由浅入深地讲授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国的传统习俗，教汉语汉字，并讲一些浅显的革命道理。这样的课一个星期有两三次。爱祖国，要追随父辈置身的革命事业等理念，就是这样一点点注入孩子们脑海中的。

当时儿童院的生活、教育情况比较好，体育、音乐等活动也非常丰富，还教一些生产技能。陈祖涛就在那里学过木工，教他的是个俄罗斯的老木匠，一周一次。“文革”中他被驱逐到农村时，就把木匠技能又捡了起来，打了不少家具。孩子们有什么课外的兴趣，儿童院就找来相应的老师指点，教助其发展特长。

比之父辈们正在奋斗的国内根据地，这里的生活和学习条件简直是太安逸了。然而老天爷是最公平的，这只手赐予你点福祉，那只手就会丢给你些灾患。尤其是对那些将承担大任者，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磨练是少不了的。

刚幸福了不到两年，希特勒就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对苏联发动闪击战。德军兵锋直逼莫斯科城下，并扬言要到莫斯科城里过圣诞节，陈祖涛他们很快就尝到硝烟笼罩下的残酷。

伊万诺沃地处莫斯科西北，距离战场比莫斯科城还近，而且附近有机场，成天飞机飞起飞落，飞机和炸弹的轰鸣终日不断。到1942年冬天，共产国际已经准备将国际儿童院迁离伊万诺沃了。

“儿童院的东西、库存物资都分给了附近居民，不好带的食品也分给他们了，我们每个人就是自带着自己的行李，一个小小的背包，随时准备出发上火车了。但当一切都分发完了，准备已充分做好之后，战事突然出现了转机，围困莫斯科的德军开始溃退。于是，上面又决定不搬迁了。”陈祖涛回忆道。

战争中土豆救了命

4、“我们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命。”

战争一开始，特别是进入紧张胶着状态后，原有的正常秩序就都被打乱了。苏联最高层的注意力在战争，彼时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前线！孩子的生活、教育的照料，不可能再像和平时期那样体贴入微。以往国际儿童院的主管上级是共产国际，1943年共产国际取消了，主管上级转为苏联的红十字会。红十字会能力有限，只要能维持孩子们的生命，还能继续使他们受教育，就已经是竭尽所能了。

除了吞噬生命的战火外，陈祖涛他们更深切和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的，是生活必需品的匮乏。昔日苏联政府的温饱保障没有了，配给食品对正在发育期的孩子明显不足，匮乏的补充和一些生活必须品的采集，只能靠孩子们自己的双手面向黑土背朝天地索取。

在伊万诺沃，做饭和取暖都烧劈柴。此刻，劈柴全要靠孩子们自己伐木，自己劈成合适的柴块。虽然儿童院和学校就在森林里，但在苏联，即便是战时，森林里的树木也是不可以乱砍乱伐的，必须到指定的地点去砍伐。据说从沙皇时期，森林就受到很严格的管理，哪里可砍伐，哪里不许砍伐，砍伐后必须种植等等规范很细。砍伐区离驻地很远，冬季用的劈柴，夏季就开始伐木劈块垛好，冬天用爬犁拉回来烧。

孩子们在学校附近开荒整地，种上了被视为苏联当家菜的胡萝卜、大白菜；在离学校较远的地方，种植了大片直到现在俄罗斯低层的老百姓仍作为基本主食的土豆。因为路途远，到那里劳动都是乘坐马车往返。

整个战争期间，孩子们大多数时间就靠土豆果腹。在地边，用洋铁皮水桶，把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放在里面煮熟，就像人们在《列宁在1918》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把皮一剥，在上面撒点盐，便大嚼起来。

“即便是土豆，也不是可以敞开肚皮吃的。和我年纪差不多的一批孩子，像蔡博、郭志诚、赵施格等等，个子都在一米六多一点。我的父亲是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而我只有一米六四。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却严重地缺乏营养，长期吃不饱。可我们毕竟活下来了，是土豆救了我们的命。”陈祖涛说。

许多年后，陈祖涛回顾起来，觉得经历这样的环境和磨练，从中获取的收益在一生都享用不尽。他“文革”中受冲击被赶到了东北的乡村僻壤，就因为有在苏联学到的那些生存技能，贫穷和困厄一点也难不倒他。

因为特殊的战争环境，孩子们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除了生存自救、学习知识以外，孩子们还进行了军事战备方面的训练。他们学习了战斗行进、挖战壕、使用武器、射击，防空和如何处理没有爆炸的炸弹，伤员的抢救和受伤后的自救等等。孩子们还参加了献血，女孩子则在课余时间从事军用被服的缝纫。

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5、毛岸英感叹人生的一大憾事

在卫国战争初期，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已经是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了，陈祖涛他们也有十四五岁了。虽说他们都经受了军事训练，也在演习中摸过了枪，但男孩子们更迫切地渴望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战场上与德国法西斯一决高低。

多数孩子当时的想法是能进一个速成的军事学校，学一门军事技术，马上应召上前线参加战斗。陈祖涛说：“我和几个同学当时特别想上海军学校，学完了就当海军。”

然而战时的苏联政府一时一刻都没有放松保护在苏联的各国共产党领袖后代们的生命安全。斯大林曾经亲自签署过一份文件，规定凡是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一律不得应征入伍。

但儿童院里年纪稍大的孩子，并没因这一纸规定而熄灭参战热情，特别像想参军的毛岸英，就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写了一封信，坚决请求从军。他毕竟身份比较特殊，居然被破例批准了。

1942年的下半年，共产国际来了一个叫纳努伊尔斯基的将军，到国际儿童院，把毛岸英带走了。毛岸英先上了一个军事学校，不久又转到很高级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速成班。1944年，毛岸英从速成班毕业后，穿着军装到国际儿童院来。陈祖涛他们看见毛岸英穿着漂亮的苏联军装，佩带着中尉的军衔，简直羡慕得要死。

那时，苏联红军已经打出了苏联国界。由于毛岸英一再坚决要求到前线去，苏联方面就派了一位大校军官，陪着（实际上是担任保护）毛岸英到前线苏军作战的各个战场转了转，但依然没有让他参加作战。

后来在1950年，已经回国4年多的毛岸英陪李克农来莫斯科，就苏联对中国参加抗美援朝的武器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他还专门邀请陈祖涛和另一位同学、美国共产党主席邓尼斯的儿子季莫菲耶夫，一起到他住的当时苏联最高级的旅馆莫斯科旅馆见面，李克农安排他们一起吃了一顿饭。在席间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