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行鉴真大师逝世1200年的纪念活动。

日本友人积极响应了赵朴初的提议，将1962、1963年作为纪念鉴真的“鉴真年间”。由于当年鉴真赴日本时，携带去大量中国的雕刻、建筑、医药、绘画、书法文学等方面的书籍，使日本文化因大量吸纳、融会了中国悠远文化的营养，更加丰富和发展起来，故而日本人称鉴真是“日本文化大恩人”。

纪念活动在日本迅速扩展，进而形成全国规模的促进恢复中日正常邦交的运动。此活动一直延续到了1964年，为数年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做了必不可少的铺垫。

1972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宣告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然而在硕果结实的漫漫历程中，曾凝集了多少人培植、浇灌的心血呵，这其间就有赵朴老不可埋没的奉献。

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的关键人物

从未到过西藏的我，却似乎与西藏有些不解的缘分。这两年间，自写了《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在拉萨的最后岁月》后，又在原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尚荣的采访写作中，以较长篇幅言及抢救班禅、西藏平叛作战等涉及西藏的人和事件。

此刻，我又有机缘坐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顾问平措旺杰的对面，聆听这位30年代末“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创始者、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的关键人物，讲述我只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的另外一些有关西藏的故事。

那所学校校长是蒋介石

1.他入读的那所学校，校长是蒋介石／他的爱国热忱受到张治中的赞赏

源于过去书本、电影中的印象，一说起旧日的西藏，我脑海首先反映的，不是湛蓝的天际下晶莹的冰峰，不是金碧琉璃的布达拉宫，翡翠一样葱茏的罗布林卡，以及神、佛、人相融相通充满神秘诱惑的氤氲，而是原始、荒漠与迷信，是近代列强觊觎的阴霾，是英军入侵的血腥和燹烬。除了极少数在印度受到英化教育的贵族，在这种环境里的生民，“共产主义“变革”等与工业革命时代相伴随的意念，是如何影响和植入他们的思维的呢？

听完了我的疑惑，平措旺杰笑了笑说：“不光是你，许多人听说我在30年代末就组建共产主义小组，都感到不可思议，认为那个社会形态下的藏民，怎么可能与无产阶级的先进理论发生联系呢？这其间的确有特殊的机缘和经历，不是三言两语能概括的。”

平措旺杰出生在原西康省巴塘县（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城关镇，那是1922年仲秋，中国共产党刚刚开过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共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和加入第三国际等重要决议。这后者仿佛与一个苍莽藏区的新生婴儿风马牛不相及，但伸延的历史却一再证明，有些重大事件的意义，绝非过眼云烟。

故土的风抚雨沐给予平措旺杰的，是淳朴、爽直和善良，当然那个时代到处可见的贫困、不平，也被他看在眼里。13岁上，他读完了小学。恰巧他的舅舅要赴内地，他便随舅舅辗转到当时的首都南京继续求学。经一年的补习，他进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这是国民党政府在内地创办的唯一一所民族院校，为了表示对之重视，该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出任。

而此时此刻的南京，已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日本侵略者从南北两端向中国腹地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仍抱“攘外必先安内”旧旨，不事抵抗，华夏山河在一天天破碎沦丧。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日军获得了在上海吴淞、江湾、闸北暂驻军权，而中国军队却不得驻扎淞沪地区。在国都的南面，敌军虎视眈眈，却无险可凭，门户半开。1935年仲夏，日寇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继东北失陷之后，华北又沦亡在即。

民族的危急，时局的激荡，以及上海、南京一带一浪高过一浪的抗日救国风潮，使初到内地、方晓世事的平措旺杰，无法在书桌前安然就读。如何抵御外侮，如何寻得一条民富国强的途径，这些本为成年人思考的命题，骤然摆在了十四五岁的热血学子平措旺杰面前，迫使他思索，迫使他早熟，对桑梓的牵挂、对父母的思念倒被冲淡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的枪声，8月13日上海滩的炮火，彻底唤醒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抗战开始了。当蒙藏学校向内地迁移到达湖南时，平措旺杰生出了投笔从戎的念头。他和一位叫达瓦的同学，找到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将军，要求赴武汉报考航空学校，成为空军，打击日寇。

张治中很赞赏他们的爱国热情，航空学校的校长随后也同意吸收他们入航校学习。可达瓦的家人反对他们去当空军，劝说他们先好好读书，掌握本领，然后才能报效祖国，为民族的复兴做出贡献。同学遵从了家人的劝说，平措旺杰也只好前往芷江，回蒙藏学校继续读书。

受到蒋介石的训斥被开除

2.《武汉之行》打动了他的老师／12元法币的稿酬／“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诞生／受到蒋介石的训斥

由于途中报考航空学校的辗转，平措旺杰耽误了蒙藏学校的考期。老师王学孟很同情他，就想了个变通的办法，让他写一篇作文，代替考试。也许是战火纷飞，国难当头，披矢淋弹前方将士的鲜血，流离失所逃难民众的颠沛，富豪官僚依旧的纸醉金迷，以及欲亲身投入驱除强虏战斗的渴望，强烈地撞击着平措旺杰的心扉，他写下了《武汉之行》。

老师被他的文字打动了，不仅使校方允许他继续就读，还把他的文章推荐给《芷江日报》。文章发表了，平措旺杰第一次拿到了一笔12元法币的稿酬。但他后来才明白，王学孟老师为什么会欣赏他的文章。

原来，王学孟是个接近共产党人的进步青年，在他周围有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从平措旺杰的文章中、从此后的接触中，感到他也是个有爱国心、正义感和向往光明的人。于是，他们在一起传看进步书籍、报刊。

同所有渴望新知、渴望祖国的振兴和解放的青年一样，平措旺杰立即被《群众》周刊、《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报刊中新鲜、富有感召力，能为其苦闷解惑，揭示出光明未来的言论和观点深深吸引。

他像干涸的土地渴求雨露一样，去寻觅进步的、能够开阔视野的书籍报刊来阅读。他在朋友处看到了斯诺著的《西行漫记》、范长江著的《中国西北角》、邹韬奋著的《萍踪忆语》、《萍踪寄语》。这些书籍，使他这个走出藏区始知中国之大的藏族青年，进而了解到中国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寰宇乾坤；了解到除了他置身的中国这种社会形态之外，还有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美国等等。

由于战火不断向中国纵深蔓延，平措旺杰所在的学校，被迫从芷江迁往陪都重庆。在这里，平措旺杰结识了更多的汉族的进步青年，阅读到了列宁、斯大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理念，渐渐植入他的脑际。

随着阅读的丰富，平措旺杰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述，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翻身解放的理论，也将能够指引广大西藏人民走向幸福美好之途。特别是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深深吸引着他。于是他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根曲扎西、昂旺格桑、喜尧等，在蒙藏学校秘密组建了“藏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

此时，平措旺杰知道，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依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立的党和组织，在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党就是中国共产党。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和组织有一个联合的大团体，那就是第三国际。于是，平措旺杰他们便想方设法同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联系。

他们以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名义，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写了致敬信，表明要在青藏高原展开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希望得到具体的指导和援助。与此同时，他们还组建了“各地藏族青年旅渝同学会”，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并积极开展活动。

1940年初，平措旺杰领导蒙藏学校的藏族学生闹学潮，抗议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此事传到蒋介石那里，他在一次纪念会上，严厉训斥了学潮行动。结果学校方面将学潮的领导者平措旺杰开除了。

延安进不去，去莫斯科也行啊

3.叶剑英说：从今天起，我们就都是同志、是国际主义者了／延安进不去，去莫斯科也行啊／费德林说：3个月内，我们给你能否去莫斯科的确信

失去学籍的平措旺杰，更全身心地投入了争取西藏人民翻身解放的活动。他给他心目中异常钦佩的邹韬奋写信，请他帮忙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联系。经邹韬奋牵线搭桥，平措旺杰终于和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中共领导人见了几次面。

在重庆曾家岩50号18集团军办事处的四周，国民党当局布置了大量的特务，因此会面必须设法躲过特务的监视。平措旺杰记得他和喜尧与叶剑英的几次会面，都是由当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王梓木安排的。

平措旺杰向叶剑英汇报了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宗旨和活动情况，提出了希望得到中共的领导和指示，同时陈述了想赴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迫切愿望。叶剑英对平措旺杰说：国民党当局刚刚制造了皖南事变，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对延安封锁得十分严密，你们近期恐怕很难进入延安，还是先回藏区，在国民党控制薄弱的地域，开展革命活动。

然而血气方刚的平措旺杰，不相信有什么冲不破的屏障。他和喜尧与叶剑英又见了一面，接受了如何在藏区展开活动的指示，每人领取了可观的活动经费。最后，叶剑英同他们握了握手说：“我们终生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从今天起，我们就都是共产主义的革命同志、是国际主义者了。”

听了叶剑英的这番话，平措旺杰和喜尧认为他们整个西藏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小组的成员，理所当然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但平措旺杰并没马上奔赴藏区，而是和喜尧商定先设法到西安，然后相机进延安。

可他们刚刚走到四川广汉，就被国民党的哨卡拦住了。由于喜尧还是蒙藏学校的学生，有制服和徽章，被允许继续北上。不能继续北行的平措旺杰叮嘱喜尧：“如果你能进入延安，就把制服、徽章寄给我，我也如法炮制；如进延安的努力终归失败，就各自回自己的藏区故乡，从事革命活动。”

平措旺杰没等来他翘首盼望的佳音，喜尧未能闯过封锁进入延安，按事先的约定回故乡谋求发展了。去延安的路似乎真的走不通了，可亲往革命圣地的念头依然萦绕平措旺杰心间，延安去不成，去第三国际所在的莫斯科也行啊。

早在和中共联系的同时，平措旺杰就和昂旺格桑与苏联驻华使馆进行了联系，并见到了潘友新大使和著名的汉学家、参赞费德林，介绍了他们小组的情况，表达了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援助的愿望。

此刻，平措旺杰又找到了潘友新、费德林，除了再次陈述渴望得到第三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援助外，还提出去莫斯科的想法。潘、费要平措旺杰提交一份有关他们的组织情况、行动纲领，以及计划如何在西藏发展组织、进行革命活动的书面材料，由他们向第三国际和苏联报告、请示。平措旺杰遂按他们的要求，提交了一份书面的材料。费德林告诉平措旺杰，3个月内就能得到能否去莫斯科的准信。

3个月后，当平措旺杰再度和费德林见面时，费说莫斯科已经有回音，同意平措旺杰赴苏联，路线是从新疆进入苏联，因为当时控制新疆的盛世才，还施行着与中共合作和联苏的政策。

不幸得很，在平措旺杰正准备动身的时候，苏德战争爆发了。暂时去不成苏联了，平措旺杰决定先回藏区，把他所信仰的、认为能给广大藏胞带来解放和幸福的思想，传送到那里。

与西藏昌都总管相见如故

4.与阿沛·阿旺晋美夫人的叔叔宇妥·扎西顿珠相见如故／“你究竟信不信神？”我的理想，和神佛所宣示的美好境界是一致的。”／“到拉萨后，请你把跟我谈过的内容，给噶厦的执政者们说说。”

在离开重庆前，平措旺杰从苏联大使馆得到了一大笔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他设法通过各种关系，购买了一大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的著作及进步书刊。他多次把这些书籍打在小包裹里，买通向西康运货的司机，带包裹进藏。遇到盘查较严的哨卡时，他就雇人搬运书籍，绕过哨卡再上车。第一批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就这样陆续秘密地运进了川康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