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更感兴趣，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她在异性面前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由她的穿着打扮引起的。无可争议，她不戴眼镜时的脸蛋儿还是很漂亮的，虽然上门牙多少有点外突。打扮起来的她看上去也别有一番韵味，显得高雅成熟。但她不常打扮自己，时髦的装扮在她身上也有点别扭。希拉里的父亲很吝啬，在跟青春期少女希拉里有关的决定上又总是会跟她母亲对着干，对此，希拉里只得认命，放弃靓丽的装扮。

贝齐?埃布林把自己在10年级时曾经交往过的吉姆?范?斯科耶克介绍给了希拉里。吉姆一开始很排斥埃布林的安排，说希拉里的学究气太浓了。不过，他同意在毕业舞会前几周约希拉里出去进行“实习约会”。一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时，吉姆把车停到一段蜿蜒曲折的车道顶端，拿出他的滑板，问希拉里以前是否滑过。希拉里从没滑过滑板，但她又不想露怯，于是她说自己会滑。吉姆把滑板递给她，而她就真的站上去了。

“他把她放到滑板上，而她就这么溜下去了。”埃布林说，“她一直滑到了山脚下，竟然没有摔跤。就这样，她成了吉姆的舞伴。”

希拉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的头发，它跟它的主人一样“意志坚定”。当时最著名的模特苏西?帕克在前额处把头发打了一个卷，但无论怎么努力，希拉里的头发都做不出那个效果来，毕业舞会那天下午的情况也不例外。希拉里从来没有关注过名牌产品（也没有钱买），不过，她有一把自己最喜欢的露华浓牌仿玳瑁梳子。当时，她气得一把从贝齐手里夺过那把梳子并把它掰断了。贝齐还从未见过她如此恼羞成怒的样子，她几乎要哭了。最后，母亲走进她的房间，把她的头发向后梳起，又别上了一只蓝色的蝴蝶结，她们三个人都觉得这样看起来棒极了。

《希拉里传》严苛的童年(9)

毕业舞会危机反映出希拉里正处于发展中的完美主义，这种倾向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要是她不能把事情做好，就会感觉自己无处藏身、茫然无助。只要涉及异性，即使是隐含的批评，她都会异常敏感。她会马上面红耳赤，或者恼羞成怒，转身就走。她不喜欢被人质疑，因此一个朋友得出了一个也许过于简单化的结论：“与男人打交道时她不喜欢处于下风。”

1961年，希拉里读10年级，与父亲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而就在这时，一位改变她一生的人物周身散发着生命活力，驾驶着一辆红色的雪佛兰黑斑羚敞篷跑车闯进了她的生活。在认识比尔?克林顿之前，他是希拉里最重要的导师，他就是卫理公会教派青少年牧师唐恩?琼斯教士。那一年，他26岁，在海军服过4年兵役，刚刚从新泽西州德鲁大学神学院毕业。希拉里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琼斯成为一个介于父亲、兄长和侠客之间的人物。

在琼斯出现之前，希拉里的政治意识和她的宗教意识停留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琼斯让希拉里和帕克里奇的其他几个年轻的卫理公会教派成员去阅读t?s?艾略特和e?e?康明斯的作品；用神学和地理政治学术语来为她们赏析毕加索的画作；跟他们一起讨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大检查官杜斯妥耶夫斯基；播放鲍勃?迪伦新唱片中的《大雨将至》这首歌给他们听。在周末，他还会带领帕克里奇这群生活优越的少年新教徒们去芝加哥的黑人教堂和西班牙教堂参观，同那里的青少年进行交流。

琼斯不仅是希拉里少女时代最重要的老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是她的顾问，他的教诲始终如一地为身处逆境的她指引着方向，鼓励她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要“尽自己的努力为他人服务”，通过行善来抚慰自己不平静的灵魂。此后，在她生命中几乎每一个痛苦与耻辱的关口，她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重温这些教诲。在二十多年间，希拉里一直和琼斯保持书信联系，同他探讨信仰的要素以及人类本性的迷茫。克林顿夫妇在白宫生活的那些年，琼斯夫妇经常去做客。

琼斯在离开帕克里奇前送给希拉里一本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可她不喜欢这本书。主人公霍尔登?考尔菲尔德总是会让她想起弟弟休吉。塞林格的小说反映了少年人成长为成年人的蜕变过程，它似乎激发了有关家庭和家庭特征的种种艰涩问题和复杂感情，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倾向。几十年来，最崇拜希拉里的一些人渐渐开始质疑她是否真正地热爱她的人民，或者至少是否爱全体人民。他们怀疑，她也许只是喜欢一小部分人的陪伴，之所以会拥抱大众只是出于基督教责任感和政治承诺的需要。

琼斯离开帕克里奇之后不久，在一封信中，希拉里自己似乎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你能同时怀疑人类而又挚爱或者欣赏其中一些人吗？”她还问道：“能否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愤世嫉俗者呢？”

17岁时，希拉里离开了伊利诺伊州的帕克里奇，去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读大学。那时，她成年之后的基本性格和矛盾已经初现端倪：犀利的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无限拓展它的能力，勃勃的野心和喷薄的怒火，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和对屈辱的忍耐，对弥赛亚的信念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对有领袖气质的男性的迷恋和对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漠视，认真制定目标和迅速做出判断的行事风格，清教徒的敏感气质和令人诧异的脆弱情感，对个人冲突一贯的缺乏耐性和厌恶的态度，对经济独立的坚持和对公益服务的热忱，对绝对控制权的顽强追求，还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对她的抚慰、指引和庇护。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1)

我即将遇到的这个人将会使我的生活朝着一个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

—《亲历历史》

贝齐?赖特曾提到，希拉里和克林顿“都热切地相信自己肩负着改变这个世界的使命，而且早在相识之前，他们就各自抱定了这个信念”。令人称奇的是，为了更好地追求他们超乎寻常的远大抱负，两个性格如此迥异的人居然能够紧密配合并且相互扶持。可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连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找到一个如此理想的伴侣。一位深情的妻子，一位执著的丈夫，没错，也是彼此的助手。但是，所有在他们相识之前就认识希拉里或者克林顿的人都认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如齿轮啮合一般的无间合作是超乎他们各自想象的。自从两人开始交往，他们共同的朋友德博拉?塞尔就发现了他们之间价值观和理想的完美契合。不过，塞尔还注意到了他们两个另一个共同特点，也许同样明显：“他们两个人都有些天真。”在熟识他俩的人中间，“天真”这个评价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1970年，克林顿和希拉里在耶鲁大学相识。他们几乎立刻就从对方身上发现了能够影响自己、提升自我的特质，这可以让他们建立起一种拥有无限可能的政治合作关系。有件事非常说明问题—很快，希拉里就一脸诚恳、严肃认真地说出了一件克林顿从未公开宣布过的事：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他们两个很快就陷入了爱河—正如朋友们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爱真挚而又深厚。不过，这爱情肯定不是所谓的“浮士德式交易”1。塞尔知道，遇到克林顿之前，“希拉里只对自己改变整个世界的能力感兴趣”，而她之所以选择律师这一职业，是“因为她认为律师改变世界的能力最大”。

其他一些认识希拉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命女权主义者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政界能够接纳那些真正独立的女性。”韦尔斯利学院同时期的一名女校友说，“假如希拉里没有嫁给克林顿，她也许早就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就是最大的悲剧。”从韦尔斯利毕业的时候，希拉里已经踏出了在政界大放异彩的第一步。毕竟，是希拉里，而不是克林顿，得到了《生活》杂志的青睐，并被描述成她那个时代及其价值观的象征。1973年，赖特怀着推动希拉里竞选事业的目的搬到了华盛顿，她从未怀疑过希拉里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参议员或美国总统。这个问题后来被数百万的女性热烈讨论过，尤其是在希拉里随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几年，以及她第一任参议员任期时间里。在一般人的设想下，要是没有比尔?克林顿，希拉里从法学院毕业后本可能成为某个儿童保护组织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负责人；30出头的时候，希拉里可能会参加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国会议员的竞选。那个女校友又说：“事实上，很难再找比希拉里更可悲的、对过去的梦想念念不忘的人了，她接近政治的方法是嫁给一个要参加竞选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希拉里从韦尔斯利毕业时的初衷。她本打算要在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直到遇到了克林顿并爱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原来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一直以来，希拉里就渴望大有作为、造福人民。比尔?克林顿也是个想要造福人民的人，而且也是个想成大事的人，但是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世俗的实用政治方面。而希拉里则始终看到天堂和彼岸，一直对约翰?韦斯利的教诲深信不疑。希拉里给他们两个的联盟带来的是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目标感，是凌驾于传统政治理念之上的高尚和纯洁的理想。克林顿的政治信仰一直很坚定，不过，法学院的一个朋友说：“和比尔在一起，你会感到他只是想当总统，而希拉里则极富宗教热情。”似乎从青春期起，希拉里就认定，她生活的意义就是永不停歇地探索，以确定什么是对的，并力求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拉里同时向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递交了申请并被两所法学院录取，但是她迟迟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所法学院。希拉里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过考察，那次考察坚定了她选择耶鲁法学院的决心。当时，她被介绍给一位著名的教授，而据她回忆，这位教授对她说：“好吧，首先，我们并没有什么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其次，我们这里并不需要更多的女人。”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2)

1969年秋天，希拉里来到了耶鲁法学院。当时法学院235名新生中只有27名女生，希拉里就是其中一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读书时就赢得了“大胆的领袖”和“行动主义者”的名声，不过这些称号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们十分敬畏她的勇气。”希拉里的新同学卡罗琳?埃利斯说，“她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已经把她当做领袖了。我们之前曾在国家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而3个月后的今天，她就在我们班上，就在我们身边。”法学院的同学都认为希拉里肯定是要参加竞选步入政坛的，她之所以选择来读耶鲁法学院，只不过是因为这是实现她远大目标的最佳途径。她在法学院的第一年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帮助她快速提高声望的，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我怀疑的迹象。“希拉里知道自己要想在政治方面有影响力需要有些名气，她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希拉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说。像在韦尔斯利学院那样，她的同龄人都受到她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吸引，认为哪里有她，哪里就是战事打响的地方。

实际上，当时耶鲁大学纽黑文法学院爬满常春藤的围墙里，那片曾经的净土已被一种疯狂的力量占领，一种近乎让人头晕目眩的反体制伦理弥漫着整个校园。希拉里刚到学院的头几周里，学生们占据了主校区，并称之为“解放区”。不同的派系都在院内搭建了帐篷—嬉皮士、黑权主义布道者、积极的反战倡导者、激进的左翼分子，宣扬自己反传统文化的精神。第二年当上法学院院长的亚伯拉罕?戈尔兹坦把耶鲁法学院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代”。学生们迫使老师采用“通过”与“不通过”的评分标准。因此，后来有人说只要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就几乎不可能被退学，这种说法确是有几分真实的成分。那时，扎染的衬衫和肮脏的牛仔裤取代了有律师派头的定制套装。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极端势力中间，安排好自己的议程。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给她带来了名气，这种名气使她收到了来自妇女选民联盟的邀请—邀请她参加其青年顾问委员会。她的参与给一些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这更重要的是，希拉里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他们在以后的30年里成了克林顿集团中的成员，其中包括弗农?乔丹、戴维?米克斯纳和彼得?埃德尔曼。弗农?乔丹当时是亚特兰大州南部地区委员会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领导了南部地区登记黑人选民的运动。戴维?米克斯纳是当年终止越战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后来又领导了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彼得?埃德尔曼当年是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堂的副馆长，也是青年联盟委员会的主席。

1970年春天，摆在数百万名大学生面前的问题不是传统的学习和功课，而是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一件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