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盯着对面漆成绿色的墙。他就是不把眼睛转到我的方向。

我说，我是个兼职商业写手，所以，到商场里买非中国造的商品，这份重活算我的！倘若在这个繁忙世界，还有人居然有时间可供浪费着使—那除了我，还能有谁呢。

“还有还有，我喜欢看那些标明商品产地的小标签，”我说，“这些事儿全包在我身上，我做，我做。”

凯文的神经很大条，这些细节他多半不会注意，可我会。我已经逐一翻检了过去几年里我们买的每一样东西。在这些小标签身上，我看出了美帝国的大衰败，心里居然涌起一阵邪恶的快意—“美国制造”寥寥无几。我知道，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有了一口法国煎锅，几卷巴西绷带，一套捷克马桶圈。这些字眼在我家实在是太少啦。最常碰到的字眼，十有八九，都是“中国”。我们可以暂时打住这场中国大发现，接着，我知道，凯文一定会摇摇头，嘟哝说：“世风日下，世风日下啊。”

我真有点后悔刚才太着急跟他分享我的中国大发现了。现在，哪怕是个傻子也知道，抵制中国运动很可能会叫我们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必须让他换个思维方式。我必须让凯文抛开常识和个人体验，一头扎入未知领域—跟我一起。

“我不是说咱们只买美国货，只是不买中国货。孩子们，一个才1岁，另一个才4岁，他们太小，根本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要是等他们再长大点儿，那还不是鬼哭狼嚎？要我说，咱们家抵制中国货，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再说了，咱们老实说，要是月底支票本上只剩下个位数，那是因为缺少收入管理技巧，并不是咱缺钱。不是谁都有经济能力抵制中国货的，可你有教书的薪水，我有写作的稿费，咱们办得到。”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4)

至少我希望咱们办得到。我想。

“无论如何，明年一月，咱们就一切照旧了。”我说，“中国会在那儿等咱们的。中国总是在那儿欢迎咱们。”

我再度打量凯文的脸色，看来他是打定主意等我演说完毕了。这是他对我的标准策略，理由很充分；几乎每次都见效。每当我们意见相左，他就咬紧牙关不开口，往后一站，等我自己把自己绊个狗啃泥。我回想起他上次露出这眼神儿的情形，那是许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把一条迷路的小狗带回了家，问凯文能不能收留它。凯文站在门口，一语不发。小狗冲着他不住地汪汪大叫，坚决不答应让这家伙收养自己。整个过程中，凯文嘴都没张一下，就达到了目的。

看来不使出杀手锏是不行了。我刻意摆出一副冷淡的调子。

“有人说，不去沃尔玛买东西，日子会很难过。”我说，“但我并不觉得咱们错过了什么呀。”

起初，我觉得抵制沃尔玛有点傻了吧唧。在排挤街头杂货店和降低员工薪水方面，我看不出沃尔玛和凯马特、塔吉特有什么区别。说真的，从前沃尔玛刚搬来我家附近，我曾碰到几次不甚愉快的经历。站在明晃晃的收银台前排队等着给内裤和尿片付款的时候，我见过有人冲着哭闹的小孩儿大呼小叫，还不止一次地看到地上四仰八叉躺着快死的蟑螂。

当然了，选中沃尔玛作为抵制对象，也有些常见的理由—比方说，它大肆压榨供货商，它废弃的分店破坏街区风景。可读到它禁止劳工视察员巡访那些为它辛苦生产出8块钱衬衣、11块钱裙子的海外工厂的消息，我最终加入了抵制的行列。即便如此，有两件事，我还是念记它的好：它允许人们在停车场的休息车上打盹儿；让消费者们在洗衣粉啊泡菜上节约了数以10亿计的美元。

对我来说，不进沃尔玛的大门，恰好是为抵制中国商品做了一次良好的热身活动，因为它卖的好多东西都是从中国进口来的。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在正式抵制沃尔玛之前，我就瞟过好多沃尔玛商品的标签。当然了，抵制沃尔玛和抵制中国商品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毕竟，抵制沃尔玛只需要一件事：握紧方向盘，加速开过它巨大的停车场入口处。可中国，遍布全美各大商场的货架，不光是大型超市，还包括那些香喷喷的小服装店，那些灯光柔和的百货商店，甚至那些晃晃悠悠落进美国人信箱的邮购目录。想要躲开中国，没那么容易。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5)

我把这一点留到最后才说。我看出我的沃尔玛手腕击中了凯文的某根神经，凯文的嘴唇似乎有所松动。他的眉毛恢复原位，眼睛还落在墙上，可他的耳朵开始听了。人质谈判专家会告诉我，我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因为我打动了他。要让他开口，专家会这么告诉我。凯文先前缩在沙发另一头，此刻坐起身，四下里环顾房间。我克制住手舞足蹈的冲动，等着他下一步动作。他掉过头，刚好迎上我的目光。

“咖啡机怎么办？”他问。

他说的是至今仍立在厨房台面上的破咖啡机。一个月前，它挣扎着挤出最后一杯咖啡，就再也没能醒过神来。它是我们几年前在塔吉特买的。我们都还记得这事儿，是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注意到中国把持了日用品市场。我们在货架前站了20分钟，翻检了所有包装盒子的标签—全都是中国制造。我们耸耸肩，选了台黑色的时髦款式，并附送一套8杯容量的咖啡壶。11月的一天早晨，它罢工了，但我们继续让它立在那儿，指望它能奇迹般地活转来。

连续几个星期，我们自己烧开水，把塑料过滤器放在咖啡杯上手动滤咖啡。我其实并不介意，倒是想起我俩登山野营时在轮胎上煮咖啡的情形。可凯文不这么看，而每当寒冷的早晨，厨房冷得像冰窖，我们迫切需要喝点热乎东西的时候，我也不自觉地，跟他站到了一条线上。他问起咖啡机，是想知道，将来的替换品是不是还能选中国造的。

“现在才12月27日嘛，”我说，“还有4天才开始。”于是，我把他拉上了船。他转过头，凝视着客厅地板上的一片狼藉。他开始暗自盘算，趁着还有时间，该给我们满满当当的小窝再添置些什么想要的东西。我很想说，咱家都快满啦，可我知道他会还口说，不是还有地儿空着嘛。我紧紧闭着嘴，没时间争论了。他在脑子里列好了购物单，头也不回地朝着门口走去。我看着中国玩具、中国袜子和中国鞋在他身后翻滚，然后，门，咔嗒一声合上了。谢天谢地，我想，可下一个念头却叫我自己吃了一惊。有那么片刻，我担心起我们的前景来。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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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久，我正准备收拾地板上的空纸盒子碎包装纸，突然想起我还有个棘手的人要对付，也就是我老妈，她现在是一支老年希腊合唱团的成员。

她老人家今年已经71岁了，可那长舌好辩的性子至今不改。这脾气是她1951年上大学修读哲学时落下的。她最爱讨论的话题是旧约，她家后院的鸟儿，正确的英语文法，穷苦人受难—排名不分先后左右。黄金法则是她的最爱，要是她听到我的抵制中国计划，肯定会怀疑这事儿不符合黄金法则。她会以为我无事生非，柿子专挑软的捏。她保准会以此拉开一场华丽的争论。

“要是有人抵制你，你会怎么想？”她铁定会这么开场。

接着她会停下来琢磨，我到底还是不是她生出来的女儿。

接着她会这么问：“是为了那些工厂里低工资低待遇的中国工人吗？”

我老妈热爱全人类，而与人展开有关争论，是她热爱的方法之一。在她的世界里，绝没有什么不值一提的对手。“谁关心他们怎么想？”这种话她从来不说。她关心每一个人的想法，尤其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样一来，就该她履行自己帮人纠错的职责啦。有一回，全家去码头旅行，那时我才八九岁，亲眼看见她跟一个光着膀子骑摩托的大块头争论他拳头里捏着的海星是不是跟犹太教的六角大卫星有一样多的角！天知道当时我心里有多害怕。

“大卫星！”那人斜靠在码头的平台上，把那死掉的海星高高举起，兴奋地大叫道。

我老妈朝他走过去。

“大卫星是6个角。”她说。

“5个！”他咆哮说。

“6个。”她说。

“5个！”大汉冲她嚷。

人群渐渐围了起来。我暗自许了两个愿：第一，摩托客千万别杀了我妈；第二，但愿脚下的厚木板裂成碎片，让我一头栽进太平洋的巨浪当中，掉下20英尺深的海水中，再也没人看见。那天许的愿，兑现了一半。摩托客骂咧咧地从码头上走了，没对我妈动粗；但我一直稳稳当当地站在码头上。

“不，不是为了中国工人。”要是老妈针对我的抵制中国运动发起第一轮猛攻，我就这么回答。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7)

“那么是为了美国工人喽？为了那些因为中国没了工作的美国工人？”

“不，也不是为了他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她会问。

“是个实验而已，”我会告诉她，“就是想试试这么做行不行。”

“那到底能不能成呢？”

“我还不知道，妈。所以才要试试看。”

她会失望的。风不往她这把火上吹，她就没辙。“实验”这个词会让她哑口无言。我可是来自一个科学之家，教师之家啊—一家人全都是虔诚的科学家和教师。在我们家，反对实验，反对追查真相、探索知识，是绝对行不通的—就跟反对孩子上钢琴课一样。谁想在这方面寻找突破口，一准儿白费劲。我要在老妈开始唠叨前堵住她的嘴。

拿定主意之后，我把包装纸揉作一团，扔进从地上捡起的塑料袋里，接着，我得意地蜷进沙发，回味着这场想象中的胜利。我又觉得有点小小的愧疚，因为踩扁老妈、阻止她对全世界劳苦大众作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总归是不太好，尤其是，她住在西边两个时区之外，我每隔一个星期才跟她打一次电话。我决定尽量拖时间，不把我们抵制中国的事儿告诉她。

孩子在楼上叫我，小憩时间结束了。我叹了口气，百般不情愿地打起精神上了楼，暂时把老妈、中国放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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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这个星期都不上课，所以其后四天我们跟在孩子屁股后面满屋子跑。屋外很冷，所以我让他们在屋子里头撒欢儿。苏菲在床上跳上跳下，维斯蹬着一辆红色单脚滑车，车把上挂着铃铛到处跑，弄得我眼花缭乱。他围着餐桌打转，然后又一头冲进饭厅，小铃铛叮当作响。有好几次，他差点就碾到妹妹的光脚趾头，还有好几次，他当真碾到了我的脚趾头—而我只能徒劳无力地吓唬吓唬他。我悲哀地发现，我已经快速堕落成当年发誓绝不要变成的那种父母：对孩子过度纵容，只要能给我五分钟安宁，糖果、电视任随他们使唤。

维斯又一次掉转方向。

“看着点儿！”我喊道。

中国制造，别了，吾爱(8)

他呵呵一笑，飞快地跑开了。

如果不蹬车，他就守着新买的中国产无绳电话不放。他把子机发给每个人，连保姆都不放过，好随时观察我们在房子周围的举动。

“你在干嘛，妈妈？”他尖利高亢的声音通过听筒传了过来，就好像是在水底下安了个高音喇叭。我拿起听筒，用湿淋淋的拇指按下通话键。

“洗碗。”我边说边松开按键。

“哦。”他略带失望地回答。接着，不到五秒钟又问，“你现在在干嘛？”

“洗碗。”我说。

又过了一小会儿，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你在干嘛，妈妈？”

“喂狗。”

“那等会儿你要干嘛？”

“继续洗碗。”

“通话完毕。”他说。

除了买东西，我们基本上没出门。当然，在圣诞节清晨玩具与衣服大狂欢过后这么快就又跑去购物，实在显得有点堕落。商店之旅令我感到颇为忐忑。一方面，我担心未来12个月我们在市场上没法买到某些东西，这会让凯文，整个计划里最薄弱的环节，受够了我的主意，自动摇白旗，搞得抵制活动功亏一篑。

另一方面，我担心提前储备的东西太多，太容易突破限制，使得抵制活动流于形式。与此同时，我又觉得，在这最后几天自由自在买东西的日子里，实在不应该跟凯文，以及家里的任何人说“不行”。无论如何，我们不会买什么特别出格的东西。但叫我吃惊的是，我们居然也没有买任何中国造。我选了一对俄克拉何马造的塑料储物柜，一包削价出售的圣诞卡，也是美国制。当然，我注意到，架子隔壁就是一堆便宜得多的中国卡。凯文买了两条墨西哥产牛仔裤。

咖啡机成了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根本没人要买。

“我以为你想要。”一天下午，我问起这事，凯文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