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瓷艺人在瓷器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草虫，刻工细腻，着色鲜艳，被誉为艺术珍品。

绢花 绢花是用绫绢做的花朵。相传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左鬓角上有个伤疤，她每天让宫女用一朵鲜花戴在左鬓上。冬天没有鲜花，就让宫女用绫绢做假花给她戴。这只是一个故事，不必当真。后来绢花逐渐发展。明清时北京绢花制作更精美，又称京花。清朝的绢花传到国外。

北京其他的特种手工艺品，还有花灯、烟花、绒花、风筝、地毯等，种类繁多，绚丽多彩。

瓷器 中国的瓷器，到了明朝，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明代瓷器胎质细腻，釉彩斑斓，色泽艳丽，图案淡雅，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的御器厂官窑瓷器，盛极一时。

明代瓷都景德镇，除民窑生产瓷器外，皇帝在这里设立御器厂，专门烧造官窑瓷器，供宫廷使用，并派官员到景德镇督窑，即监督瓷器的烧造。明代景德镇官窑多至58座，烧造碗、碟、盘、杯、盒、钟、瓶、棋盘、屏风、龙缸等器皿。官窑为宫廷烧造的瓷器数量很大。宣德八年（1433年），一次就要烧制龙凤瓷器443500件。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紫禁城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完工，命烧造九龙九凤的御膳器皿和青龙白地花缸、金龙金凤白瓷罐等呈送宫廷。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命烧造瓷器120260件。据估计，嘉靖帝在位45年，官窑等烧造宫用瓷器达百万件之多。万历十九年（1591年），先命烧造瓷器159000件，不久续派烧造80000件。后工部官员以景德镇地区“土瘠民贫，连年灾”，请停减烧造瓷器，不从。

科 学 文 化(4)

明代御器厂烧制的瓷器，以青花瓷为主。明代的青花瓷器优胜于元，它胎釉精细，青色浓艳，纹饰优美，造型多样，在中国瓷器史上颇负盛名。明代又兴起彩瓷，颜色有红、黄、绿、蓝、黑、紫等，开创了釉下青色、釉上着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明初的彩瓷，如青花红彩，只在釉上着红彩。到宣德帝时，烧造出“青花间装五色”的五彩瓷器（又称斗彩）。后来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供奉禁庭，成为宫廷新的装饰品。

明代瓷器大量从北京运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蒙古、女真等贡使返回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其包装方法是：“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这是陆路远途运输的包装妙法。明代瓷器还大量出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袭击葡萄牙船，得到中国瓷器约60吨。后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买了一套餐具。据《荷兰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运往荷兰的瓷器，万历四十年（1612年）有38641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69057件，崇祯九年（1636年）达259380件，崇祯十二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可见西方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与需求。

清代仍在瓷都景德镇设御器厂，所烧造瓷器，供宫廷使用。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中国瓷器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康熙帝时所产的五彩瓷器，习称康熙五彩，造型端庄凝重，装饰丰富多样，色彩鲜艳瑰丽，光泽透澈明亮，是这一时期瓷苑中的新葩。清代瓷苑中又一丛新葩—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将彩绘画面某些部分用玻璃白粉打底，然后烧造成的瓷器而得名。雍正帝时烧造的粉彩，称雍正粉彩，比康熙五彩更娇艳、柔白、精细、淡雅。很多雍正粉彩明如镜，薄如纸，达到了“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消”的地步。清代瓷苑中另一丛奇葩—珐琅彩，是以瓷作胎，外用珐琅彩绘描画，经烧制而成的瓷器。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多在内务府造办处内进行，形制有碗、杯、盒、壶、瓶等，专为帝后妃嫔玩赏、祭祀供器之用。雍正帝时，珐琅彩加绘山水、花鸟、竹石、人物，并配以书法精美的题诗，成为制瓷工艺同赋词绘画相结合的艺术品。乾隆帝时，珐琅彩器画面上绘有西洋画，更有一番意趣。

清代瓷器受到外国的喜爱。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必细说，就是普鲁士皇帝选皇后，还曾以600名撒克逊龙骑兵向邻近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为其婚礼增色。普鲁士皇帝如此喜欢中国瓷器，其他贵族争相仿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英国向清朝定购瓷器达80万件之多。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

编书 明代迁都北京的永乐帝，刚登上宝座就命大学士解缙等编纂大型的类书。先后动员3000余人，历时五年，编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类书—《永乐大典》。它有22937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书成后装订成11095册，计三亿七千余万字。《永乐大典》因卷帙浩大，只缮写一部，未曾刊印。隆庆元年（1567年），另摹成副本一部，藏于皇史裩。珍贮在南京的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在清代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焚劫，也所余无几，已成为古籍珍本。藏于皇史裩的另一大部是官修编年体史书—《明实录》。明朝定制，凡新皇帝登极，即诏修《实录》，任命总裁，开设史馆，以时为序，排比史料，纂修实录。“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本各一部，正本藏于皇史裩，副本藏于内阁。《明实录》凡3045卷，洋洋大观，足资参阅。此外，永乐《顺天府志》和万历《顺天府志》，是明代关于北京的两部重要文献。

长 城 运 河(1)

在中华大地上，有两项伟大的文化奇迹：一是蜿蜒起伏、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另一是晶明平直、纵穿南北的京杭运河。它们历史之悠久，工程之宏巨，作用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在世界，都是仅见的。而万里长城拱卫的，京杭运河漕运的终点，就是北京。

万里长城，拱卫北京。明朝推翻元朝后，故元势力总想复辟，这就促使明廷要修整长城，以加强防御。但是，明朝军事力量开头时远比蒙古骑兵力量强大，据载北元“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实力还比不上明朝一个军镇。所以，徐达修居庸关和山海关等处关隘，而没有像秦始皇连接秦、赵、燕长城一样，兴筑全线连接的长城防御体系。而明朝先后放弃大宁卫（老哈河流域）和东胜卫（河套地区），从而使整个防线大幅度南移，即由辽阳、广宁、大宁一线，移至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北，凭藉燕山和军都山脉修城设防。

明朝大规模修缮和加固长城是在16世纪后期。其主要原因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京师两次遭到蒙古骑兵困扰；若每年派兵进入草原地区烧荒，只会招惹蒙古骑兵报复，而无益于京师的防御；蒙古军事力量日渐强大，仅漠南一带驻牧骑兵即不下数十万人；明朝军队实际力量已削弱不堪，战斗力大为降低；明朝经过200年的生息、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后，任用戚继光、谭纶等得当，上下协和，内外一致。这一切说明，全面整修并加强长城防御体系既为时之所需，也为势之所行。

明拱卫北京的长城，主要有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三个要隘：居庸关在左，山海关在右，古北口在中。

居庸关在北京城西北50余公里处，建筑在一条长约20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俗称关沟，相传谷中有72处风景点，称做“关沟七十二景”。溪谷两旁，山岭重迭，怪石突兀，景色优美。山峦间树木葱茏，翠幛重叠，因有“居庸叠翠”之称，为“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关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形势险绝。明人“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的诗句，说明了这道雄关的形胜。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西北门户。居庸关这个名称，相传是取秦始皇徙居庸徒（庸工隶徒）修筑长城之意，可见它的久远历史。明、清两代，居庸关成为拱卫北京的重关要塞。居庸关有南、北两个隘口，是关沟的出入口，南面的叫南口，北面的就是著名的八达岭口。

八达岭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可见八达岭之险要。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八达岭的岭口，构筑了关城。关城设东、西城门：东面额题“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西面额题“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1582年）。两门均为砖石结构，券洞上为平台。台之南北连接关城城墙，台上四周砌砖垛口。从“北门锁钥”城台两侧，延伸出万里长城。八达岭附近的长城，依恃山势而筑，高低宽窄不一（平均约高7.5米，宽5.5米）。墙基用条石垒筑，墙体包砌巨大城砖，内填黄土碎石，墙顶地面铺墁方砖，内侧为女墙，外侧为垛墙。垛墙上方有望口，下面有射洞，以便罙望和射击。

从八达岭关城向两侧长城望去，有许多台堡（约500米左右一处，依地形而定）。台堡的一种叫做墙台，为兵士巡逻放哨而用。另一种叫敌台，分上下两层—上层顶部为平台，周围有望口和射洞；下层为空室，可住宿兵士和贮存武器。还有一种叫做烽火台（或叫烟墩），主要是用于传递军情的。如遇有敌情，夜间举火，白天燃烟，燃烟时又鸣炮。明成化二年（1466年）规定：敌兵百人以上，举放一烟一炮；五百人以上，举放二烟二炮；千人以上，举放三烟三炮；五千人以上，举放四烟四炮；万人以上，举放五烟五炮。烽火台有的设在城墙上面，也有的建筑在山顶上，作为长城守卫的信号传递站。

长 城 运 河(2)

古北口是京师北面重要的长城隘口，金贞二年（1214年），在古北口建铁门关。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在古北口设关城。城周长两公里余，设南、东、北三门。古北口两侧的长城，有的横跨在潮河之上，下设三道水门，建筑奇特，十分雄伟。

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等人据守古北口，增派民夫，修筑长城。但这仍未能阻止蒙古各部南下，古北口屡次失守，震动京师。为此，明朝政府多次扩建、加固古北口关城，至嘉靖初年，古北口关城已具相当规模，十分坚固。关城筑于潮河东、西两山之上，周长约2公里，沿河川还广筑烽火台。看起来，似乎是固若金汤、坚不可摧了。

然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鞑靼俺答部的军队，却避开关城，从山间小路拆毁长城，破墙而入，迂回包抄，古北口再次失守。俺答的军队在北京城外大掠八天，又从古北口大摇大摆退出。仅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这一年，俺答就经古北口大掠三次。

古北口屡屡失守，使明朝政府惶惶不安。公元1567年，明朝杰出的政治家、大学士张居正，把原在中国东南的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辽、保定防区，谭纶为总督，戚继光为总兵，又调刘应节为顺天巡抚。他们三人共同制定防御措施，重新划分防区。在张居正的支持下，他们对蓟辽、保定防区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

经过这次改建，长城大为改观，整个防区得以安定数十年，在金山岭长城上发现的一块碑记中，不仅记述了谭纶、戚继光、刘应节等人视察长城的情况，还记有戚继光的弟弟戚继美率领山东的部分官兵在金山岭长城施工的情况。

金山岭长城位于古北口东侧，西距古北口约5公里。它东起望京城，西止龙峪口，全长10.5公里，设有大、小关口5处，筑有不同形式的敌楼67座，因修建在大、小金山之上而得名。

金山岭长城敌楼密集，间距约100米左右，在地形复杂处仅距50米至60米。修敌楼时，戚继光要求两座敌楼可以交叉火力，互相支持，封锁墙面。这里的敌楼多种多样。从外形看有方的、扁的和拐角的，均为两层。下层用以驻兵及贮放粮草和武器，上层外侧筑垛墙，中间是一座小房子，称“楼橹”，也叫铺房，供罙望士卒避风休息用。铺房下层都有箭窗，箭窗数目多少不等。在67座敌楼中有一座设防严密，重城围护的大敌楼，它可能就是史料中称为“总台”的敌楼，为前线指挥机关所在地。

金山岭长城体现了冷兵器时代防御思想的杰出想象力，又因其工程的浩大和姿态的壮伟而成为世界工程史上的划时代之作。它视野开阔，设防严谨而巧妙，气势雄伟，是中国现存长城的杰出部分。

慕田峪关，位于北京怀柔县三渡河乡北，建于低缓的花岗岩岭谷，地势较为开阔，关口相邻的岭峰，高差全在百米以内。

慕田峪关，本来只是山脉中的一个隘口，并不处于交通要冲。然明成祖为解除北元卷土重来的威胁，于永乐四年（1406年）明令迁都北京之后，因慕田峪恰处居庸关至古北口之间，距北京仅50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