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和学校交涉的结果，竟是要她回到原来的班，再面对同样的同学。光代反抗无用，更得不到师友同情，还被当作嘲笑把柄。她开始逃学，在街上游荡，出入青少年娱乐场所，结果认识了一群同是逃家，却靠盗窃、勒索和飙车度日的不良少年男女。他们教光代抽烟、吸强力胶、出人男女乱交场所……光代只要有人对她亲切，便不顾一切豁出去了。偶尔返家要钱，光代对母亲拳打脚踢，捣毁家具，母亲只是躲在角落哭泣，既不敢还手也不斥骂。

到了16岁时，光代竟然当上日本称为“暴力团”的某黑道组织的老大夫人。虽然是“大姐级”，那些四五十岁的黑道干将哪肯把16岁的光代放在眼里。光代为了争取认同，竟忍受极大的痛楚让人在背上刺了大片刺青，成为永远的烙印。

脱离风尘做律师

光代的婚姻只维持6年，离婚后她仍辗转风尘，直到有一天她上班的酒廊来了一位客人，仔细一看竟是童年时常抱她在膝上玩的父亲的好友。虽然光代躲躲藏藏，这位大平先生仍然一眼认出浓妆艳抹的她，临走前约她一定要找机会谈谈。光代不情愿地赴约，听大平先生讲人生道理，她既不耐烦，又出言不逊。大平先生却不放弃，依旧每周约光代恳谈，直到光代逐渐回心转意。最后她终于离开风尘，决心重新做人。

光代的学历只有初中毕业，求职四处碰壁。当她心灰意冷时，大平先生鼓励她何不考个资格。光代半信半疑开始读书，参加补习班。然而她的基础太差，许多字都得查字典，可说事倍功半。但是在大平先生慰勉下，光代—鼓作气，竟然在三年内通过不动产仲介士考试，并考上代书资格。光代无法忘记当年不把她当人看的同学。大平先生告诉她，爬到人生的顶峰就是对那些人最好的报复，结果光代立志参加司法官和律师考合一的“司法试验”。当时她还不知道，原来司法试验是全日本最难的考试。

就在光代的人生渐上轨道时，突然传来她父亲得晚期癌症的消息。光代惊痛之余，决心要在父亲余生考上律师执照，以报亲恩。她除了睡觉，其余时间全部用来念书，就是做家务时也戴着耳机，背诵自己朗读教科书的录音。这是一段漫长痛苦的日子，但是最后光代创造了奇迹，她在半年内连过三关，通过司法试验的一般考、论文考和最终口试，时年29岁。不久光代的父亲也含笑而逝。

光代在31岁时正式取得日本律师资格，她以协助不良少年为职责，不但替少年犯辩护，还做家庭调查，帮助他们重新做人。

日本读卖电视台曾为大平光代做过一个专辑，最后光代背对镜头，毅然亮出大片刺青……记者问她为何不削去刺青，她却说这是一生背负的十字架，不想涂掉自己的过去，这样，才能随时警惕自己，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

大平光代最喜欢的一段话是后来成为她养父的大平先生送的：“现在就是出发点。我的将来就从现在开始。”

(本文作者：林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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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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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找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凌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做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地，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l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20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5岁。

开始的时候，课堂上问学生问题得不到回音，我以为是学生听力不够，于是我把英语慢下来，一个字一个宇说，再问，还是一堵死墙；于是改用国语，再问。我发觉，语言的问题其次，思想的贫乏才是症结所在。

学生很用功。指定的小说或剧本上课前多半很尽责地读完。他能把故事的情节大纲说得一清二楚，可是，当我开始问“为什么”的时候，他就瞠目以对——不知道，没想过。

他可以读十篇爱伦坡的谋杀小说，每一篇都读懂，但不能够综观十篇整理出一个连贯的脉络来。他可以了解苏格拉底为什么拒绝逃狱，也明白梭罗为什么拒绝出狱，但这两个事件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不知道。他可以说出诗人艾略特对艺术独创与模仿的理论，但是要他对王三庆的仿画事件发表意见——他不知道，他没有意见，他没学过，老师没教过，课本里没有。

我爱惜我的学生，像努力迎取阳光的黄色向日葵，他们聪慧、纯洁、奋发，对老师尤其一片真情。但是，他们也是典型的中国学生：缺乏独立自主的个性，盲目地服从权威，更严重的是，他们没有——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错在学生吗?

当然不是。学生是一坯混沌的黏土，在教育者的手中搓揉成形。从小学到大专联考这个漫长过程中的种种问

题，暂且不谈，让我们看看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的大学生正在接受什么样的高等教育。

20岁的人表现出5岁的心智，往往是因为办教育的人对学生采取一种“抱着走”的育婴方式。常常会听到一些大学校长说，“我把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一派慈祥。他也真做得像个严父慈母：规定学生不许穿拖鞋在校内行走，上课不许迟到，周会时要正襟危坐，睡眠要足八小时，熄灯前要洗澡如厕，清晨六点必须起床做操，讲话时不许口含食物，夏天不可穿短裤上课，看电影有害学业，看电视有伤眼睛，吃饭之前要洗手，等等等等。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

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学、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到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做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了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好似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本文作者：龙应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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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心的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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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家不仅仅是港湾，在你累的时候，让你停泊、休息，家最重要的功能是充气筒，无论是你累了，还是你受到伤害了，家都能给你充足气，让你重新鼓起生命的风帆。

我在演艺圈漂泊了几年之后，蓦然发现我最为钟情的地方是家，是家人的亲情、纯朴的家风和亲人团聚时的那种甜甜的味道。

在拍戏小憩的时候，在异乡漫步的时候，我的脑海出现最多的是家，有时是家中餐桌上的那盘风味咸菜，有时是妈妈身上的那件破旧的毛衣。我问自己，为什么会想起这些?

慢慢地我懂了，心会随家一起走。因为家滋润了我、培育了我。无论我走到哪里，家的风气、家的精神都会在我的行为中延续，产生新的活力。家已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

作为公众人物，被人误解、甚至被人贬损是常有的事，自己深感心力疲惫，孤独也是常有的。这时我一定会想起家。一想到家，我就会有力量。家一直作为一种力量支撑我、伴随我，我前行的步履才变得轻盈。

和黄和祥结婚前，我专程回老家接母亲赴香港参加婚礼，才得知母亲患了重病住在医院。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深深地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她老人家惟一的女儿，我没有理由在她要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手术之时不在她的身边，但在香港举行的婚礼请柬已经发出，如被媒体探知延期，会对我产生什么后果，我不用想也知道。

母亲以更改婚期对我不吉利为由，坚持要我先期回港；三个哥要我以公众信誉为重，如期举行婚礼。他们都是我至爱的亲人，他们的理解让我觉得我立足于社会不是孤单的，我不仅仅是为自己而工作。我油然升腾出一种力量。

母亲有一件酱紫色套头毛衣，是我几年前为她买的，被虫子咬过，已经很旧了。母亲得了脑血栓之后，右臂抬上抬下有困难，穿套头衫很费劲儿。我想给她买件开衫，淘汰这件旧的，母亲不允。她请姨母帮忙，把毛衣中间剪开，找颜色接近的毛线织了一条边，把套头改成了开衫。

我看着母亲这样做，真是很感动，他们那代人都是伴着苦和汗生活的，现在儿女有条件让他们享福了，他们为什么还这样?这就是一种观念、一种精神。这些东西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我的生命里，影响着我，我做任何事，别无选择地带着家的印迹。

有一次，在饭店吃完饭打包回家，有位记者写了《巩俐吃不了“兜”着走》一文。其实，我妈每次都这样。妈妈有一句说了很多遍的名言：“谁也没有贤格糟蹋粮食。”那次，我和妈妈一起在外边吃饭，要的鲫鱼汤上晚了，每人只是象征性地喝了一口。我觉得汤不好拿，就说算了。妈妈说：“不行。”她让小姐把剩汤倒出去，把鲫鱼和豆腐装包带回家。第二天，我们喝到了她重新做的白白的鲫鱼豆腐汤。

可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