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好朋友卢建的支持.卢建曾经是中央政府智囊团成员之一,1989年初被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我们曾在牛津一起学习,学习之余一起打打零工.此时的卢建已经是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总裁了.顺便提一下,我在英国的一些朋友,回国后还有很好的交往.像现在已是科学院自动化所所长的谭铁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中和应泰公司董事长金立佐等.

除了中方的支持,我们在英国的一位华裔朋友也愿意做外方股东.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中英合资企业就酝酿成立了.这次回国就是送太太先回去筹备公司,初步有了眉目我就回来完成论文.

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由于在英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各地自然而然地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像我前期在牛津时的学生会有近200人,后期在里丁时的学生会也有100多人.在各地中国学生会的基础上,还有全英学生会,那是由中国使馆教育处直接控制的,由重点大学的学生会负责人和骨干组成.学生会是国家与留学生沟通的很好媒介,为了表示是政府支持的,对于重点地区的学生会,政府都有资金上的支持,再加上每人象征性的会费,就能做很多事.我在里丁读学位时,曾做过一任学生会主席.我们经常组织聚会、郊游、看电影等.由于离伦敦较近,有时还请教育处的官员参加我们的活动.应该说学生会对凝聚中国同学、活跃大家的业余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对于初来乍到的国人来说,那就是及时雨了.通过学生会,他们可以很快融入中国人的圈子,学会在国外生活的基本常识,甚至找到各种学习、工作的机会等等.

留学生在国外是比较清苦的,对于公派生来说,国家给的那些生活费是比较少的.在英留学生原来是每月260英镑,20世纪90年代初调到310英镑.如果一个人全部用掉不存,可能勉强够.可是把老婆、孩子接来,再想着攒钱回国买大件,那肯定就不够了.所以基本上留学生没有不打工的,有些还打几份工.白天上学,晚上打工.休息很差,长期下来,体质普遍较差.在英几年,据使馆同志介绍,几乎每年都有留学生病死的.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就送走过一位死于肝癌的同学.据说哥拉斯格学生会在送走一位同学后,大家突然"觉悟"了,纷纷买车,开始"善待"自己.

第1章初进联想第2节海归

在英国的中国人有几个圈子:第一个是留学生的圈子,包括读学位的,访问学者、博士后等.第二个圈子是已经找到稳定工作的一批人,他们一般是比较早学成的人,或者是由于种种关系直接到国外工作的人.第三个圈子一般是不为人所知的,这些人主要是由国内的下层人士,如工人、司机等组成,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非法移民）留在英国的.还有一些原来是正常出国的,后来不想回国,最后"黑"下来,已经没有有效签证,甚至没有有效护照的.这批人在英国也是在下层混,开车的、当工人的.第四个圈子是华侨,主要是二三十年前从港、澳、东南亚移居海外的.这些人一般是开餐馆的、超市的、小型企业的等等.他们中也不乏原来是中国内地人的,像后来成为我们创业公司股东的马丁先生就属于这类.每个圈子之间一般不来往,也没机会来往.我是因为学生会以及原本就爱交际的缘故,与各界都有关系和往来,但是深入的交往当然是在留学生的圈子中.另外有意思的事是与台湾和香港的学生的交往.时间久了发现与台湾学生更谈得来,他们的中国文化保留得很好,甚至比大陆人更传统.大陆倒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得差不多了.香港学生比较怪,可能是长年殖民地的缘故,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更愿意做英国人.但殊不知真正的英国人从未把他们当成英国人来看待,所以与他们交往有些别扭,文化差异比较大,能说中文也不说.好在每个圈子都有不错的朋友,能跟他们开诚布公地交谈.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真实想法跟我们交流,像台湾统一问题、香港回归问题等.

在英国最后一段独立生活很快适应了,真正的困难还是在学业上.这毕竟是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啊,想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难点在两方面:一是论文水平,二是语言.英国教育是很讲究的.大学以前的教育相对比较宽松,大学以后开始体现精英式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是相当严格的.研究生重点在于要把指定领域的所有学术观点搞清,能清晰地阐明各派观点的异同就好了;而博士生的关键是一定要创新,即一定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论点,并且是十分有根据的.我是学测绘出身的,在国外搞gis已经跨度很大了,现在做的题目是"大比例尺地图的自动概括".地图概括的工作一直是由有经验的人来完成的,在从大比例尺地图到小比例尺地图的转换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缩小比例尺就行了,而是要做删除、简化、合并等处理,有些还要夸张处理.这些工作由有经验的人来处理是不难的,眼睛一看就能判断出如何处理.可是这个工作由计算机来处理,就变得无限困难.实际上,我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跨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有趣的事是,当时谭铁牛在计算机系做机器人项目,在图像处理方面要用到很多摄影测量的知识;而我在地理系做地图自动概括,要用到很多人工智能理论.正好都交叉到对方领域中,所以我们有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做同等课题研究的一般是同时具有地理（或地图）和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像我的导师盖瑞.罗宾森（garyrobinson）就是地图和计算机的双料博士.而我的计算机知识基本上是自学的,在国内原单位搞科研时,搞过单板机的汇编语言和pc的basic语言.就凭这点基础,对计算机有些初步的认识.到了国外,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地理系是欧洲遥感研究中心之一,设备之先进令我咋舌.在国内只摆弄过pc的我,在这儿要使用dec小型机、sun工作站,编程要用c、oracle、prolog等各种高级语言和数据库语言.好在前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从头学,总能学会.另外要读大量的本领域的论文,掌握以往的研究进展和目前的最新学术前沿,思考自己的突破点.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我研究出一种特殊的算法,能解决大比例尺地图中规则图形的自动概括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课题,论文发表后在本领域引起关注.

如果说学术水平的困难经过努力还能克服的话,语言的困难就是另一座山.我也不知为什么,语言能力不强,这我在大学时代就发现了.中学时我的英文基础还可以,一上大学经过考试就进入快班,可是几年下来,一些慢班的同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我.为准备出国,学外语也下了些功夫,经常听着英文磁带就睡着了.后来勉强通过英国使馆的考试,但是自己知道外语一直没怎么过关.在英国做论文,至少写得要像那么回事啊,这道坎可是费了大劲了.开始时写的论文,导师根本看不懂,打回来让我重写.我只好求太太（她是北外毕业的）帮我改,导师也帮我改,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论文总算像点样子了.

从1994年3月底回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主要就是充实和修改论文.那些日日夜夜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每天从早到晚就扎在实验室里,早上面包,中午三明治,晚上自制便餐.这样干了近4个月,论文总算有了眉目,导师也认为差不多可以提交了,论文答辩日期也定下来了.

1994年7月1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将决定我在英国几年的留学生活的结果.英国的研究生以上学位有两种获得途径:一种是通过学习课程（bycourse）、再通过考试获得的;另一种是通过研究课题（byresearch）、再通过答辩获得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bycourse毕业的可以做教学,byresearch出来的只能做研究了,我是属于后者.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要有两位考官,一位是本校的,另一位必须是外校的.我的外校考官是威尔士大学的一位gis领域的著名教授,很多gis领域的研究论文都出自他或者他弟子之手.那天答辩我尽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很紧张,总算磕磕绊绊地阐明了我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接下来就是提问.好在两位考官并没有太难为我,问的问题基本在我预想的范围内.从考场出来,汗差不多把衣服都湿透了.最后一关是考官们要讨论,决定是否能够通过,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我导师也在里面,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各种思绪在脑子里乱飞,像过电影一样:刚来时利用假期打工,第一个月的收入先买了一部二手车;随后是到牛津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再后来是来到里丁大学先做学者,做出一些成绩后导师帮助争取到奖学金,才正式开始读学位;现在面临的是几年吃的苦是否有结果.最后在我等到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他们叫我进去了.原来我的导师跟考官聊上天了,大概忘了我还在外面等结果呢,最后突然想起来了,才叫我进去,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快急疯了.随着考官祝贺的话,我知道我的论文通过了.说实在的,后面他们再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对我最有意义的是我的论文通过了,我拿到博士学位了.

后面的半个多月里做的都是些事务性工作,论文装订印刷成册,交割各种文档.此时我的心早已经飞回到国内,好像什么都拦不住了.

办公司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在国外最后冲刺博士学位时,我太太已经在筹备建立公司的事宜了.起名字、工商注册、找办公地点、买家具和办公设备、资金到位、办合资手续,每件事都不容易.等我拿到学位时,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回国后,很快就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去了.总经理的位子好坐,要真把业务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我和太太都没有做企业的经验,全凭着一股"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像小孩学步一样起步了.

第1章初进联想第3节创业

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创业的"海归"的确很少.中国人从清朝末年利用庚子赔款开始有组织地出国,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从未中断过,但总的说是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对于回国,有人做过系统的总结:中国人回国潮分成五代.第一代是孙中山、严复、秋瑾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为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属第三代;20世纪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宋健、李铁映、叶选平为第四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去的为第五代.在第五代人中,开始基本都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像比较著名的有陈章良、谭铁牛等.回来直接做企业的还真是凤毛麟角.大规模的回国创业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互联网大潮"引发了海外中国人回国的高潮.但是回国潮随着".com"泡沫的破灭也有所减弱.

虽说我们没做过企业,可是起码的为人处世还是懂的,前期凭着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和良好的人际界面,居然很快打开了局面.记得第一个项目是给广东的一家大型国企做的,那位老总居然出机票、包食宿,把我们请过去谈.最后签约做项目不算,还开车拉到深圳吃喝玩乐了一大圈.我们的商业生涯就是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也做了几百万元的项目,公司很有些起色.谁知生意上的顺利潜伏着人脉上的危机.

外方的股东毕竟是多年海外闯荡的生意人,一方面是想扶持留学生回国创业,另一方面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总想有个他熟悉的人帮他看着点.他在青岛有个远房亲戚,一直帮他打理国内的一些事,第一次回国就见过面.公司成立后,他总想把此人安插进来,但那是个快退休的国企职工,没有什么特长,我们一直不愿意他进来.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本来拖下去也就没事了.可是后来的一件事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公司运作半年后,工商局开始验资审查,而外方承诺的第二笔资金迟迟不到位.在我们一再催促下仍不到位时,我了解了外方的真实意图.没什么可说的,立刻操办那个亲戚进公司的事宜.果然,他进来没两天,资金就到位了,真是立竿见影.人进来了,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我想大不了养着个闲人就完了.没想到此人可真不是省油的灯,自打进公司那天起就没有消停过.事后反思他的动机是件有意思的事:此人好像是中专学历,毕业后就进了青岛某国营企业,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没得到什么重用,"文化大革命"时好像折腾过一阵没有结果.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人启用过他,这次他认为是时来运转,上帝总算给他一次机会了,他要好好利用一下.在这种动机下,他是上蹿下跳,在员工面前一会说是外方代理人,一会说有特殊使命,找人挨个谈话,还把每天的事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周几次地向外方报告,还到中方董事长那里去打小报告.一个小公司这么折腾下去肯定不成,几次跟他好好谈他都不听,还威胁我们说他掌握着我们违法的证据,依他的意思就是他要掌握实权,让我们给他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