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继续增大锡的含量，铜合金又会变成白色，如果锡的含量增加到25%以上，又会渐渐地从白色转变为蓝色。尽管随着锡的含量不同，铜合金的颜色就随之发生变化，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用锡和铜制造出的青铜具有坚硬不生锈的性质。1974年在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铜剑，虽历2(xx)多年水的侵蚀却光亮如新、寒气逼人，便是极好的例证。再如i9}年在湖北随县雷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战国时代的大型编钟，此编钟浸泡在水中不知多少个日夜，但出土时仍完好如初，光彩亮丽，曾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撼。

经初步观察和鉴定，象岗古墓东耳室存放的铜器皆为铸件，造型优美，有些铜器上有繁褥精美的纹饰，有的通体要金，特别是两套铜编钟虽历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逼人的光辉。

两套编钟分为钮钟和甬钟两种，钮钟为一整套共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的下方，并整齐地悬挂于木制横梁上。尽管木制横梁早已朽腐，但残留的木片和漆皮依然保持着当初入葬时的情形。从外形上看，依次排列的1}件钮钟形制相间，这套钮钟通体泛着青绿色的幽光，方环状钮，口部作弧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每件钮钟均保存完好。与14件钮钟相连的一套5件的雨钟，同样是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耳室东侧的地面上，只是未见横梁木架。每件甫钟形制相同，外表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入葬前曾入为地包装过。角部与钟体同模铸出，雨为圆筒形，实心，上小下大，甫身较长，上有两道旋，底处饰一圆箍，宽展如座。斡作蹲兽状，位于舞的边缘处，呈弯钩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两侧边略呈弧形。征部、鼓部无纹饰，在鼓部的内壁四角加铸凸起一小长方块，以备调音时锉磨减薄之用。在清理时，考古人员对两套编钟轻轻叩击，钟体发出了庄重、清新、典雅的声音，可见这两套青铜铸就的编钟，虽经2以刃多年的掩埋，仍风采依旧，声韵不减当年。

钟，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金属体鸣乐器之一，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个时候金属的冶炼技术尚未发明，钟体只能采取陶制。在考古兴起之前，人们只是从《吕氏春秋》、《礼记》、《山海经》等古文献上读到传说中的钟，但很少有人见到实物，甚至有不少人怀疑传说的可信性，直到刃世纪5o年代，陕西省的考古学家在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陶钟，那古老的传说才使人们不再怀疑。

至于铜制钟最早出现于何时，考古学界尚有争论，不过从已出土的实物看，远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就已出现了不同形制和种类的钟，商代已有大量的青铜钟发现，到周代，钟在古乐器的“八音”分类中已明确定为金之属。可以说，钟的历史发展沿袭到周代时，已出现了以青铜为主体的第一个高峰。也就在这个时候，青铜质地的编钟由零散开始走向组合形的、庞大的、整体的道路，伴之而来的音乐文化、金属冶炼以及铸造工艺也开始大踏步向前迈进。西周时期，编钟一般成6件组合或8件组合;到春秋中晚期，编钟已出现了由13件、14件组合甚至几十件组合的情形。下葬于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竟有64件青铜编钟分三层悬挂于一个钟架上，形成了一个庞大、壮观、辉煌的编钟阵容。如此规模的阵容，说明了古代人类自商周之后音乐思维的逐渐完善和飞跃。

自战国至西汉时期，钟的形制、规模更具多样化和地方特色，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对于编钟的制造，可谓是五彩纷呈，争奇斗艳。象岗山古墓发现的这套编钟，后来经专家鉴定，为南越国自铸的一套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乐器，是中国古代编钟史上的一朵奇特艳丽的奇葩。

编钟之所以在中国器乐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厚爱，除这种乐器本身可演奏旋律，并且音色中带有金属的明亮、纯厚、穿透力强、余音缭绕，给人以高雅、庄严、神圣、辉煌之感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权力、威严与财富的象征。《乐记·魏文侯篇》中曾将这种象征意义作了侄释，文中说:“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钟的声音铿锵有力，铿锵有力的钟声能够表达君王的号令，在这种号令中就产生了军队宏伟强悍的气势和勇气。有了这种气势与勇气，一切征战厮杀都会取得成功。故当君主一听到钟声响起时，就想起了军队的勇武与武将们的功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五行》中，对钟的作用和象征意义则诊释得更加明了，在这部著作中，曾有“昔黄帝以其缓急，作立五声，以政五钟…”等句。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昔日的黄帝根据眼前政事的缓急轻重确立了五种声音，以这五种声音来校正判别不同的五种大钟之声。同时，根据确立的五种声音，为五种大钟订立了名称……如果这五种声音调和了，就可以确立五行和五官。五行确立了，就可以校正天时。五官确立了，可以校正人的体位。只要人和天都在五种大钟的声音中调正了，则天下也就相安无事、太平和谐了。由此可见，钟声的偏正，在古代人们的思想中，对于“天时、地利、人和”是何等的重要，此种重要性司马迁在<史记·乐书》中也有所描述:“夫古者天子诸侯听钟磐未尝离于庭……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这或许就是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喜好钟的最初原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钟这种乐器，在表面上看来已成为古代统治者治国兴邦的精神依托。而作为礼乐中群器之首的钟，凡一切与它相关的音乐与社会现象，都将为他们的政治服务。因此，在统治者看来，只有治国安邦的钟鼓乐舞在一个国家得以充分发展，才能扼制住淫邪放纵和不祥的音调。

当然，这种外表的象征意义只不过是历代统治者的一厢情愿和自欺欺人罢了。同象岗山古墓发现的编钟一样，这种用青铜铸就的乐器，在钟的主人面前曾无数次地被敲响，它的声音在粉饰着封建帝王将相骄奢淫逸、糜烂堕落的生活的同时，也粉饰着统治者虚伪面丑恶的面目。同中国历代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一样，他们只知在那辉煌灿烂、铿锵作响的黄钟大吕面前做着一个又一个美梦，却无法知道正当他们浸淫在那浑浑噩噩的美梦之中时，那成排成组的编钟渐渐演变成一种丧钟，并最后一次为它的主人鸣响。象岗山古墓的编钟想来也是以其凄婉悲壮的音调，奏响了最后的一曲苍凉挽歌，面它的主人也正是在这挽歌声中走进了这座黑暗的墓穴中。

宴乐场所神秘的主人

在青铜编钟的旁侧，由耳室的前部往后排列着两套共18件石制编磐。石磐的排列顺序由小到大，依次平放在地面上。考古人员通过粗略的观察，发现石磐通体成曲尺形，两面光素，股边短而宽，鼓边长而窄，股鼓相接处上部成角状，下边呈弧线形，顶部各有一圆孔，以作悬挂之用。不过在石磐的上下左右，考古人员并未发现可供悬挂的木架或木架的痕迹。看来石磐人葬之初就没有打算要悬挂而是摆放在地面上的。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两套石罄不但未见丝织物包裹的痕迹，且石质较差，大多都呈灰白色，可能由于墓中长期浸水以及墓底酸性土的侵蚀，石罄整体上保存相当差，尤其是贴于地面的那一面，腐蚀极其严重，甚至有的地方已成粉末状。

当考古人员依次清理石罄、铜编钟时，发现在青铜钮钟和甫钟之间，还放置着铜瑟柄、铜琴较等乐器，这两种乐器皆已腐朽，根据古代一瑟四柄的编制可以推断，墓室内还有霖漆木瑟2件。而铜琴秒的琴木早已朽毁，仅存37个铜构件分散在3处，其中一处有7个翰并列，另一处有}4个转堆放在一起，又一处有6个珍散乱不堪，已看不出当初的顺序。考古人员对照此前在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十弦琴和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七弦琴来分析判断，得出了如下结论:那一处有7'}并列的遗物，应是一件七弦琴。至于其他3o个珍，至少应有十弦琴3件或五弦琴6件。遗憾的是，由于这两种乐器的漆木胎早已朽毁，对于此种乐器人葬时的形状以及数量也只有作一个大体的估计了。

在东耳室所有的青铜器物中，形体最大也最为显眼的，当是室内后半部中间位置的一套铜提筒，从形制上看，这套提筒是古代岭南人用来盛酒的器物。提筒分3件，按大小顺序相套在一起。3件提筒均保存完好，只是缺少顶盖，出土后经考古人员分析，可能_仁面分别有木盖，由于年久日深，木盖腐烂无痕了。

相套在一起的3件铜提筒，外部的一件最为硕大，通体像人们平时见到的圆桶，只是头部比圆桶还要大，外有形纹图案，通高5o厘米，日径46.5厘米，筒壁口部厚0. 2厘米，底部圈足部分厚达0.35米。大提筒内部的两个小提筒，其形状基本与外部的大提筒相同，只是形纹图案更显得别具特色。只见这组图案有饰羽人船4只，形象大同小异。4船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鹤首鹊尾。首尾各竖2根祭祀用的羽族，船头两羽施下各有一只水鸟。中后部有一船台，台下置一鼎形物。中前部竖一长竿，竿上饰羽蠢，细腰，下着羽毛状短裙，跳足。其中一人高立于船台之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持箭，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船台前三人，头一人亦左手持弓，右手执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右手执一物;第三人左手执一裸体俘虏，右手持短剑，好像正在杀人。船尾一人掌槽，每只羽人之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等水生动物。从主要人物活动看，似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在相互攻伐，得胜的一方杀俘虏以祭河(海)神。岭南临海，山林密布，除生活在这里的各种部落相互攻伐外，海盗时常出没丛林大海，形成了岭南一大隐患。这个提筒以及图案的发现，为研究岭南冶金史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据考古人员研究，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类铜提筒，是一种极具地域特色的器物，考古发掘证明，这类铜提筒仅发现于中国的云南、两广和邻近的越南北部地区，在象岗山古墓发掘之前，以上所列的中国西南部三省区共发现23件，越南共发现3o多件。从器物的造型和纹饰上看，两广和越南出土的基本相同，但从时间上推断，越南开始使用铜提筒的时间可能更早，延续的时间也较长。而两广出土的铜提筒则大多集中出现在南越国时期，并目都是提筒发展中的早期形式。由此历史渊源便可基本断定，这类铜提筒的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厂’‘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据考古学家麦英豪先生考证，南越国的统治势力已达今越南北部地区，两广铜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输人进来，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领用以盛放贡品进献到南越王宫的。

除提筒这种专门用来盛酒的器物以外，在东耳室的后半部还出土了铜壶、钻等同样是用来盛酒水的器物。在铜仿之下，有两套共12颗长方形的棋子，一套为水晶做成，另一套为青玉做成，每套6颗，经考古人员分析，这就是占代被称为“六博”棋戏的棋子。“六博”棋戏在汉代十分流行，且经常用于宴会中作戏，可惜现在关于这种棋戏的弈法已经失传了。

从整个东耳室出土的大多数器物看，很明显，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兴的钟、磐、琴、瑟和用于娱乐的“六博”，都标志着这是一个盛大豪华的宴乐场所，也折射出这个场所的主人所具有的高贵的身份。尤其在钟、磐旁边那个早已腐烂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带进来的一名“乐师”，当主人进人另一个世界后，也依然让这位“乐师”一同进人这幽暗的墓穴为自己的享乐奢华服务。看来这位墓主人确是气派非凡、霸气十足，具有惟我独尊，视天下人如草芥的派头。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人们干百年来苦苦探寻的南越王赵佗?如果不是赵佗，谁会有这番气派?

当考古人员在东耳室清理到最后一种器物时，蒙在墓主人脸上那块神秘的黑色盖头终于揭开了一角。

考古人员最后清理的是存放于东耳室后壁的一套青铜句镶，这套句耀共由8件组成，在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此器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形基本相同。主要特点是器体硕重，胎壁较厚，柄、身合体铸出，且柄作扁方形实柱体，上宽下窄，舞面平整作橄榄状。从外形卜看，器体上大下小，口呈弧形，一面光!衍无文，另一面则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造”，其文分为两行，其下每件又分别阴刻“第一”至“第八”的编码。一号为“第一”的句耀最大，通高醉厘米，重40公斤，以下依次递减，到号为“第八”的句摧时，通高只有36.8厘米，重10.75公斤。句耀，作为吴越的一种乐器，在象岗古墓发掘前，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均有出土，个别铭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