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化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的措施，让越人读书认字，学习礼仪，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提高他们的文化知识，使越人“渐见礼化”。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很早就使用了汉文，这对越族文化的发展和越汉间的文化交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赵佗积极提倡学习文化、发展教育，以及中原先进文化的有力促进下，岭南地区的文化艺术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考古发掘表明，岭南地区出土的陶器，其色彩和造型，具有相当高超的水准，其铜器、漆器、玉器、银器等，不但产量大，而且工艺精细，造型美观，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其中尤以漆器为突出。如广西贵县汉墓出土的大批打有“布山”戳记(“布山”古地名，今贵县地区)的漆器，说明秦汉时期这里生产的漆器，艺术水平甚高，盒的内外都有漆彩画，其画有奔马、手持武器的战士和各种花鸟等，形象生动，富有真实感，可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生产的漆器相媲美。出土文物中还有秦汉时期越族人民的住房模型，即“栅居式”的陶屋和“黄釉阁楼”。它设计新颖，名曰“干栏式”建筑，这种建筑风格，岭南一些少数民族至今还保持并沿用着。

正因为赵佗对南越国采取了较为合理、现实的民族政策，也就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民族关系，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他不仅“和辑百越”，使得岭南“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同时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在赵佗的有效治理下，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这种和睦的民族关系为增强南越国的整体实力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赵佗的绝秦关道及称王建国，对于中原与岭南都是有益的。就当时的中原而言，加速厂秦朝统治的瓦解，对岭南而言，则不仅保证了汉越人民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而.且保证了汉越人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赵佗的划岭而治是有一定的进步作用的。

出使南越

南越王国在中原战火纷飞的大动乱中建立起来了，而作为继秦之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刚刚稳住了中原霸主地位之后，对这个偏处东南一隅的独立王国，既不予承认，又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西汉王朝，其内外形势相当严峻。就国内来说，呈现出一种凋敝、窘迫的景象，人口锐减，经济凋敝。经过秦朝内征外伐及秦末战争的消耗，汉初的人口较之秦时有大幅减少。据史料载:秦朝两千万人口的主要消耗有:“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陈、项又肆其余烈，故新安之坑二十余万。彭城之战，唯水不流，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东方之六国，五损其二。”当刘邦灭项羽后，大封群臣，陈平得封曲逆〔今河北定县)，后来刘邦过曲逆，看见曲逆的人口甚众，不由连声赞叹，认为曲逆是个“壮哉”之县，于天下惟洛阳可与比也t秦时曲逆有户三万，至汉初仅存五千，这么一点人口居然能获得刘邦的称赞，可见，汉初人口的锐减已到了何种程度。

人口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经济凋敝。从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来看，经过秦末农民起义，特别是长达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使很多农民成了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而且粮谷缺乏，谷价腾贵，战乱最激烈的荣阳和关中一带，饥荒严重，每石米高达一万钱。。史学家班固概括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白天子不能具醇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在长达4年多的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忙于逐鹿中原，未对匈奴进行抗击，而匈奴此时在冒顿单于的统治下，势力鼎盛如日中天，“控弦之上三十余万”，对汉朝的北部边境地区，乃至帝都所在的关中地区都造成了极大的威胁。楚汉战争后，刘邦将注意力开始转向匈奴，并在国穷民困、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于公元前2的年，仓促率领20万大军往征匈奴，结果被敌军围于平城白登山，七天七夜后用陈平之计方才解围。这次出征，使刘邦认识到了汉初国力的真正水平，之后他果敢采用娄敬的“和亲”之策，对匈奴采取了守势，不敢轻言攻战。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减茶、长沙王吴茵。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沁2年，燕王减茶反;公元前1 }}年，赵相国陈稀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的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这个棘手的关系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刘邦是如何看待和处理的呢?

史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在南越国赵佗统一南越两年之时，刘邦传下诏书:“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五郡立番君吴苗为长沙王”这份诏书表明:一是刘邦不承认赵佗的南越国，他要像秦始皇一样，把岭南百越统一到他的江山社稷之中。二是由于自己无暇、无力顾及南越国，便利用封侯的方式，即通过侯王的势力进行控制，依靠长沙王昊苗吞并岭南的南越国。

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1年)只月，刘邦又传诏，封齐信侯摇毋余为海阳侯，食一千八百户。海阳之地，属赵佗的南越国所辖的县地，自然这也是虚封。当时，齐信侯摇毋余握有重兵，本人又勇猛善战，自小熟读《太公兵书》，自谓刘邦属下文韬武略的全才。汉高祖刘邦的用意是故意给赵佗树立第二个敌人。让他的这个齐信侯率兵攻打南越国，进而把南越的疆土划归汉室所有。

刘邦的这个主意想的可谓不错，但现实情况就没有他想的那样美妙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赵佗立国后，占据了得天独厚的岭南之地，生产逐步发展，百姓的日子也慢慢好起来，军事方面已有带甲兵百万之众，天时、地利、人和都对赵佗有利。仅凭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又怎么敢向南越国诉诸武力呢?对汉高祖刘邦的虚封，初时长沙王吴筒和齐信侯摇毋余受宠若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齐信侯先悟出了其中之意，汉高祖想借他的手去夺取海阳之地。可当他权衡一下自己和南越王的实力，方感到南越的强大和自己的渺小，明白决不可自讨苦吃，拿着鸡蛋去碰石头，做赔本的买卖。至于长沙王吴莆，在受封的五郡中，有三郡已被赵佗占有，他实际只得了两个郡的封地，以这两郡的军事实力他是不敢率兵攻打南越国的。相反，他还担心南越王赵佗会逾岭夺取他的封地。更为不幸的是，吴菌在受封长沙王的第二年，突发恶病，医治无效，一命归天了。世袭的王位由他的儿子吴臣继承，汉高祖封他为长沙成王。吴臣继位后，按照先父吴药临终时的密嘱，一方面加强与南越国接壤的边境防御，一方面大肆招兵买马，防备南越军队逾岭北侵。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工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已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d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人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哪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唤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在农民起义军中从此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秦王朝在农民战争的疾风骤雨中裹灭了，代之而起的西汉王朝究竟采取什么政策来进行统治，对这个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汉高祖刘邦，似乎并没有认真地考虑过。刘邦的内心深处，本来就是一个流氓无产者兼法家思想的祟拜者，在思想意识上并没有超出秦始皇时代的法治体系，重武轻文的文化传统在他的思想深处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他平时最看不起儒家，甚至鄙视到将尿撤在儒生帽子里。而陆贾却深谋远虑，对治国之道胸有成竹。围绕着如何治国兴邦的问题，陆贾以天下为己任，不顾个人安危，面折廷争，同刘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描述当时的情况:“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tr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很明显，陆贾的这番议论，道出了一个夺取政权与巩固政权，必须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的深刻哲理。先秦的法家思想是适应了当时社会变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同旧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以及为实现全国统一的兼并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法家思想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它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只强调进取，而轻视守成，好比钟表的发条越上越紧，易致崩裂。它使人形成一种崇尚武功、贪狠强力、寡义趋利、刻薄寡恩的价值取向，忽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规范、调节与稳定功能。而儒家思想则是在充分吸取了商周文化精华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它提倡仁义道德，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实践，主张德行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个人奋斗的最高境界。这套理论虽然很难用来夺取天下，却可以用来守成天下。正如汉初政论家贾谊在《治安策》中指出的那样:“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

作为流氓无产者出身的刘邦，本人没有什么理论修养，但他也有他的英明之处，这个英明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审时度势，及时采纳臣民的建设性主张。所以，他听了陆贾的严辞批评后，不仅不恼，反而显得很惭愧的样子说:爱卿说得有理，那就请你写下秦王朝所以失败，我所以成功的原因，以及古时候国家兴亡的故事，拿给我看看吧。

陆贾见刘邦愿意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将自己的理论见识作了概略的论述，以f一二篇成书，名曰《新语》。其书主旨在于崇王黝霸，归本于修身用人，多引<春秋》、《论语》之文。每成一篇，陆贾就讲解给刘邦听，刘邦听后对每篇都大加赞赏，左右侍从们见主子赏识，也就跟着高呼“万岁”，陆贾由此作为一颗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理论新星在西汉王朝的早期升起了。

通观陆贾的《新语》，不能不让人感到作者确实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政治家。他蔑视那些“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的隐士者流，整个理论继承了荀况反对大命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并明确地指出:“世道衰亡，非天之所为也，乃国君者所取也。”他强烈地抨击了泥古守旧、重古轻今的思想，主张“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为法，因世而权行”，这些充分反映了陆贾锐意革新、进取的思想倾向。

陆贾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复比较和总结，认为凡“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治国的，其结果都是国灭身亡。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这样的例子:“昔晋厉齐庄，楚灵宋襄，秉大国之权，仗众民之威，军师横出，陵栋诸侯，外骄敌国，内克百姓，邻国之仇结于外，臣下之怨积于内。……故宋襄死于私水之战，三君狱于臣子之手，皆轻用师而尚威力，以至于斯……此乃去事之戒，来事之师也。”陆贾对秦亡教训的分析准确而深刻。他指出:“秦始皇帝设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因此，陆贾认为，自春秋而至秦，“恃坚甲利兵，深刑刻法”是导致国家败亡的基本原因，值得警惕。与此相反，“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然无治国之意，漠然无忧民之心，然天下大治。周公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贡来臻，越棠之君，重译来朝。”这就是陆贾提出“无为而治”治国方略的历史依据。经过将近十年战乱破坏而建立起的西汉王朝，其时社会经济极端贫困。这种破败不堪的局面，决定了缓和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力必然成为汉初的突出任务。陆贾认为，“无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