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等十人，就分别追封为妃殡并加溢号;对死者的父兄，也施以优恤，授给官职，子孙可以世袭，称为“朝天女户”。

对未被封溢的宫女，朝廷实录中大都不记载她们的名字和生前的片言只语，致使后来者无法得知其本来面目。当然也有例外，<明史》中就曾有过这样的记载:凤阳有一少女名叫郭爱，出身书香门第，天真美丽、聪颖而有文才，14岁时被选人宫为宣宗缤人。当她怀着满腹的希望和幸福的憧憬，离开凤阳这块大明帝国的崛起之地，欢笑着来到北京去找她的凤阳同乡时，却没有、也无法预料到，死神正向她走来。在她进宫刚二十天，就传来宣宗驾崩的消息，而且她己被指定为这位凤阳老乡的殉葬者。

旨意传来，这位豆范年华、活泼可爱的少女悲痛欲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满怀悲愤与哀怨，写下了一首绝命诗，托一个要好的太监送出宫外，给世间留下了一曲深宫冤魂的千古绝唱:

修短有数兮，

不足较也；

生而如梦兮，

死则觉也；

失吾亲而归兮，

惭余之不孝也；

心凄凄而不能已兮，

是则可悼也。

诗中饱含血泪，哭诉了梦一般的短暂人生，未报父母养育之恩却早归黄泉的遗恨，以及对命运的哀叹，对青春的痛惜，跃然纸上，其真挚哀婉的情感令人肝肠寸断。

这首诗是真的出自宫女郭爱之手，还是后人伪造，尚需考证，但却真实地道出了明朝从殉女性那无声的呐喊和对封建王朝残酷野蛮制度的痛恨与诅咒。这无疑是封建帝国女性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而历史就是这样残酷无情地重复着一幕幕人间悲剧。龙的传人、炎黄子孙，自诞生那天起，就带着叹急、流着汗水、淌着血泪。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艰难地一步步离开蛮荒和愚昧，寻找着文明的曙光。这是一种多么沉重痛苦的脚步?这是一条多么漫长和遥远的人间栈道!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象岗古墓的殉人制度是怎样的状况，从清理的迹象看，大多数是死后人埋的，而且都有随葬品。其中有的器物相当精美。这些殉者是墓主的妃妾、近幸、仆役，而并非从事生产的奴隶。殉葬的表现形式与封建社会殉人葬俗的一般特点相吻合。上面已经提到，封建社会中用人殉是中央帝王的一种政治和社会等级特权，象岗古墓的殉入，当不例外。此一殉人现象，在岭南无独有偶。汉初曾是南越国一辖地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座西汉早期大型木撑墓的棺掉底下，也发现有七个殉葬坑保留;辨其性别，则为一男六女。这些不幸者，当是墓主生前近身的侍从与奴婶。据报道，这些殉葬者的盛尸棺具分有长方形与独木棺形两种形状。其独木型棺在岭南，与独木舟的形制相似。在今海南岛黎族群中，既用于藏尸(称独木棺)，又用作水上交通用舟(称独木舟)。在贵县罗泊湾毗邻的广西横县，据《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南宁府杂录》载，乃是古代以善于“剖木为舟”而驰名的地方。据此，其中以独木棺殉葬的不幸者，可能属于越族人。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在象岗古墓的殉人中，有六人是可以确知用铜镜覆面的，其余的人骸因为骨殖腐朽已无从分辨了。这种用铜镜覆面的葬习，在其他地区未曾见过，不知这是南越人特有的一种葬习，还是具有某种宗教意识，此点尚需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七名女人之死

就从纯粹的考古发掘方面而言，东侧室的收获颇为丰硕，尤其是那枚龟钮金印的出土，令考古人员在大出意料的同时又惊喜万分。由于东侧室和西侧室几乎是同时开始发掘的，那么这个西侧室的收获又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西侧室位于主棺室西面，与主棺室并列，并有一门道相通。此室为长方形，经测量，长7米、宽1. 62米。考古人员清理时，首先在过道内侧中间和北面中部墙根处，发现了两个铜环。由此推断，过道原有木门，但不知是由于年深日久还是另有原因，竟没有发现安设痕迹。考古人员将过道内遗存的器物作了清理后，开始进人室内工作。在此之前，大家己从录像资料中观察得知，西侧室内覆盖的土层很少，故随葬器物多暴露在外，不难辨别，且四周尚有空隙可落脚清理。针对以上情况，考古人员采取了从上而下，由外及里，先易后难，保留重点的清理方法。在清理过程中，除发现较少的金、玉、银、铁以及漆木器之外，还发现了七个殉葬人遗迹。从安葬的位置看，其中有五人位于室内的南半部，另外两个殉葬者在北半部，部分骨骼和牙齿己混在其他随葬品之中，由于两人的残骸己被水浸后产生浮移，出土时考古人员只是根据人牙、铜镜和小玉饰等器物确定了殉人的大体位置。从室内的遗迹推断，以上七个殉葬人均无棺具，都是直接放置于木板之上的。木板的黑色朽灰厚约1厘米左右，呈南北走向铺就，根据这些殉葬人的随葬品比较简单且质地较差等特点来看，殉葬人生前的身份可能是墓主的奴仆隶役之类。经后来鉴定得知，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其余六名年龄在20一35岁左右。从其随身陪葬的小玉饰、带钩及铜镜等饰物看，这几个人属于女性的可能性较大。

继七个殉人之后，考古人员在室内还发现能辨明字样的封泥5枚，印面皆方形，其中打印“厨承之印”的3枚，形状为小篆阳文，有田字格。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詹事属下有厨，厨有长垂。詹事的职责是“掌皇后太子家”，顾名思义，厨垂当是掌管皇后太子家饮食之事的长官。“厨巫之印”的出土，说明南越王国也设有厨官署，置厨承。这个室的随葬器物应是厨承检验缄封的。

在此之前，广州考古队曾在广州1120号、1121号两座汉墓出土的陶罐、陶瓮上发现过“大厨”的戳印。经研究，这两座均为南越国高级官吏墓。戳印“大厨”的陶器，应是南越王国少府属下司陶工官专为“厨”官署所监造，后由南越王室赐与或蹲赠于墓主的。而贵县罗泊湾l号墓随葬针刻“厨”字和烙印“布山”的漆器，则又说明南越王国册封的西匝君家也有厨官署的设置。

除“厨垂之印”外，西侧室还出土了2枚“泰官”封泥，其大小书体皆同，阴刻篆书，印面有竖隔。有边框。

据考古学家麦英豪、黄展岳等人研究，泰官即太官、大官。古籍中，泰、太、大三字互通但以写作“太官”为常见。《通典·职官·光禄卿》载:“太官署令承，于周官为膳夫、危人、外赛，中士、下士盖其任也。秦为太官令垂t属少府，两汉因之。”《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少府”属下有太官令承，颜师古注:“太官主膳食。”(续汉书·百官志三》载:少府属下“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汉旧仪(补遗)》载:“太官令一人，秩六百石，掌鼎姐撰具。”《汉官仪》载:“太官主膳懂4”由此可证太官是掌管皇帝饮食的职官，其衙署称“太官署”，其长官称“太官令”。从出土文物看，大多写作“大官”，少数作“泰官”、“太官”。

南越王墓出土的“泰官”封泥，表明南越国也有“泰官，’设置，其职责也掌管南越王的饮食。挂有“泰官”封泥匣标签的器物，应是南越国泰官令署检核缄封，然后放人墓中随葬的。

“蕃禺少内”与乘舆之谜

与东、西两个侧室齐头并进的，是后藏室的清理。当主棺室内“头箱”和“足箱”的随葬器物全部起取之后，在靠近后藏室门道处已腾出一小块地方，从而大大方便了后藏室的清理。

后藏室略呈方形，东西宽1。8米、南北长2米，与主棺室之间仅用两条石柱分隔。作为门道，从残留的痕迹看，门道原来安设木门，只是当发掘时早己腐朽成灰，仅有2个铜门环遗落在两根石柱的附近。从门环扣有铁片折叠而成的销钉以及钉上残留的木痕推知，门板原厚4厘米。

据初步观察，后藏索曾数次进水，并使一些小型器物浮漂移位，散落在室内各处，东壁顶卜一块条石断裂并塌落一「来，将一件越式大铜鼎的口沿砸塌变形，一些陶瓮也被砸破::由于此室面积较小，随葬的大小铜、陶器等100余件堆叠在一起，塞满全室，已无立足之地。所幸的是此室因未受人十扰，顶部落下的泥土也不多，器物全部露出，稍加清扫即可绘图、拍照。

清理工作开始后，主要考古队员杜玉生、冼锦祥决定先起取门道位置处3—5厘米厚的木炭，然后按白荣金创造的老办法，搭起木架伸人室内，把从东墙头上断落掉下并砸在越式大铜鼎上的那块断石移出室外，然后由外至内渐次向前推进。

后藏室地面纵铺木板，清理时可见到少许的朽木与板灰痕迹，随葬器物以炊器、储盛器和盟洗器为主，如鼎、烤炉、提筒、鉴、盆以及陶瓮、陶罐等相互叠置，共有130多件。从各种器物的用途推断，此室应为储藏食物、放置炊器和储容器的重要库藏。以此类推，那最早在门道边清理和后来在室内东南角地板上发现的木炭堆，应是与其他随葬品一同放进墓内，作为象征性烧煮食物的燃料而储备的。

在出土的器物中，最有特色的当属盖刻“蕃禺少内”的几件铜器。据推断，铜器上的“蕃禺”应专指南越国时期的称谓。根据《汉书·地理志下》关于南海郡的记载，班固自注:“秦置。秦败，尉佗王此地。”辖县六，番禺居首，班固自注:“尉佗都。”由此得知番禺在秦汉时为南海郡治，南越国时为都城。但是，明确写作“蕃禺”地名的仅见于此前发掘的广州1伪7号南越墓出土漆仓烙印和象岗古墓出土的部分铜器铭刻。<淮南子》、<史记》、《汉书》及以后各种版本的书籍都写作“番禺”，此前在广州、九龙东汉墓出土的墓砖模印文字也写作“番禺”。看来上面加草头的“蕃禺”似乎只用于南越国时期，汉武帝灭南越后，便通用“番禺”两字了。

至于“少内”铭刻，在后藏室出土的5件铜器之上全部为阴刻古隶体，与“蕃”、“蕃禺”互见或连文，这表明它们是南越国少内官署所使用或专门为少内官署所制作的器物。

从史料记载看，少内为秦置，属内史，分掌财货，有中央少内和县少内之分。汉因之，若周之“职内”。《汉书·丙吉传》载:“少内音夫白吉日:‘食皇孙亡诏令”，，颜师古注:“少内，掖庭主府减之官也。”《周礼·天官·序官》职内，郑玄注:“职内，主入也，若今之泉所人，谓之少内。”据《史记》，<汉书》载，南越国有内史藩，这批刻有“少内”的铜器，进一步揭示南越国的百官制度如同汉朝，少内也应是内史的属官。

除铭刻的铜器外，还有一件上刻“乘舆”的银洗一件。此器物出土于东墙根下层，出土时与铜钥放在一起，并压于一个铜鼎之下。其形状为直口、平沿、折腹、圆底、素面。底部划5道波线，平沿处的正面和背面都有铭刻，其中正面刻“三”字，背面刻“六升界(共)左今三斤二两、乘舆”等共11个字，从字面上看，刻划浅细，不规整，考古学家麦英豪对其书写内容的释解为:某地(或某官署)共(供)献的“乘舆”用器，重“三斤二两”，容“六升”。“共”下右侧刻一“左”字，似为“左工”省文，口沿上的“三”字，应是器物编号。

至于铭刻“乘舆”两字，原指皇帝、诸侯乘坐的车子。《孟子·梁惠王下》载:“今乘舆已驾矣。”贾谊《新书·等齐》也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曰乘舆”的记载。随后泛指皇帝用的器物，并作为皇帝的代称。蔡岂《独断上》中曾有“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又“天子至尊，不敢谍读言之，故托之于乘舆。乘犹载也，舆犹车也。夭子以天下为家，不以京师宫室为常处，则当乘车舆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舆以言之，或谓之车驾”等句。此银洗鉴刻“乘舆”两字，表明这是南越-} r的专用器;“乘舆”喻御服器械百物，也袭用汉廷称谓。

继铜器、银洗器的铭刻之后，后藏室还出土了一枚字样看起来有些特别的封泥，封泥近长方形，长2，3厘米、宽3.5厘米、厚[.5厘米，出土时一角崩损，泥块底部有木匣痕和穿绳凹沟。右侧隐约可见指纹痕迹。印面方形，田字格，边长2甲1厘米，印文篆书“粼榔候印”四字，其中“候印”两字较清楚，“粼”字右侧残损，而“榔”字几被抹平，只从残痕中隐约可辨。“粼榔候”到底代表或说明了什么，史籍无征。据考古学家黄展岳推断，“粼郑”当为地名。候，《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卫尉、中尉、将作少府、属国都尉、城门校尉属官皆有候，掌武职，司守卫，与此封泥“粼郑候”皆不合，故疑为南越国自置。十几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陈直先生据传世封泥“临苗守印”、“济北守印”、“即墨太守”等郡名皆非汉廷设置，故推定为齐国自置之郡，并谓西汉初中期王国，皆分割各县，自置郡名。陈氏又据汉印有“胶西候印”、“苗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