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请业南关市铁器，并派兵攻打南越，佗坚守大胜，兵不能逾岭，自此以兵威边，自尊号为南越武帝。

汉十一年，孝文帝遣陆贾使南越，佗上表自罪称帝，并说原委，自此至孝景帝时，都称臣朝贡，便是佗在国势范围内，仍以帝王自居，窃国如故。

二、赵胡是佗的孙子，死后溢为文王，恰号文帝，在位有二十年以上，死亡时也并不年轻。

三、文帝的太子婴齐立，藏其武帝玺，汉书且云:亦藏文帝玺，是则武帝、文帝玺，此时尚藏而未随葬，但二书中并无提及婴齐在位若干年，如果他死时年在三十五至四十岁、而藏父与祖父之帝玺同葬，想亦大有可能。

四、至于第四代王赵兴，却是年少在位而死的，且是被谋害而投。死时定不过四十。

墓于《史记》所载，推断第三代王婴齐可能是墓主，再其次第四代王赵兴虽然被害死，但吕嘉在朝粉饰升平，立第五代王巩固相位，嘉已历事三朝，把这位被害君王循例厚葬也未可料，而证不出赵睐是何人，则有待异日了。

面对世人的瞩目和学界多种不同的意见，以麦英豪、黄展岳等为首的南越王墓发掘人员，不得不对自己以前发表的观点认真思考和检查。经过深人细致的研究之后，麦、黄等人觉察到在过去编写的《初步报告》和发表的文章中，存在着沦证不足、漏误不实等缺憾，但他们确认的“文帝”与赵昧应是一人，赵昧即(史记》、<汉书》所称的赵胡。于是，麦英豪、黄展岳等人在经过长时间冷静而细致的思考研究后，于1991年在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广东省博物馆等三家共同编写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西汉南越王墓》中，再度抛出了结构严谨、证据充实的长篇论文《墓主和年代》，就在这篇长文中，对南越王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从三个方面作了详细的考查论证，其主要论点是:

第一，墓主身上的玺印及有关封泥(“昧”、“帝王”)、铭刻(“文帝九年”)，其所有者都应是墓主本人，这是判断墓主是谁的不容争辩的内在物证。(史记》、《汉书》中《南越〔粤)列传》所记述的南越国世系，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史料，又是我们结合物证立论的基础。《史记》、《汉书》两传都说南越王国“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岁而亡”，如果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足以修改两传中的这句话，我们不能轻易改变对两传的信从。这是讨论墓主是谁的前提条件。根据内在物证和对史汉两传的信从，我们认为，“文帝行玺”金印与“赵昧”玉印同出，二者应是一人。

有的学者把藏印和葬印分开，认为婴齐在位时藏“文帝”玺，等到自己死时才把“文帝”玺放在自己墓中，从而推定此墓为婴齐墓。这是一种猜测。《说文》:“葬，藏也。”可见藏印可藏在密室中，也可以藏人墓中，实在没有理由加以区分。

第二，出土名章“赵昧”与史书“赵胡”不符，这点我们已考虑到，并在《初步报告》中作解释。应该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许多音义通假，一人多名，一名多字多号，以及传抄失实等事例。

总之，出现赵眯、赵胡两名，其原因或出自传抄致误，或出自一人两名(一越名，一汉名)，或出自名、字、号的歧异，或出于音义通假。虽然目前还不能找到最直接、最合理的解释，以后也可能永远无法究明，但都不能妨碍墓主赵昧即《史记》、《汉书》中的赵胡的结论。

至于2枚“泰子”印，因其质料钮式书体均不同，有人便认为分属赵胡、赵昧所有，并说二人都曾为太子，睐、胡是父子关系或兄弟关系，甚至说象岗南越王墓的墓主是赵胡，死时携其“文帝”金印及其父兄昧的私印人葬。这实在令人费解。墓主既然随葬了自己的官印却不随葬自己的私印，而把早已去世的父兄辈的私章人葬，实在于理欠通;再说墓中有“昧”字封泥同出，如果“昧”是墓主的父兄，这就无异于说，父兄生前已为子弟检封葬品了，这岂不成了天大笑话。

第三，墓主是南越二主还是三主，是赵佗之子还是赵佗之孙?除了上述因出土2枚“泰子”印和赵昧与史载赵胡不相符而引出不同的意见外，有些学者又从“赵佗年寿有问题”出发，坚持墓主赵昧是赵佗之子，进而武断赵佗子曾继任王位。

据《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咤南越列传》，始皇三十三年略定南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时佗为龙川县令。说明从始皇二十八年时，赵佗一直留居岭南。假定始皇二十八年，赵佗已二十岁，至文帝元年相隔有39年;历文帝、景帝至武帝建元四年，又经43年，实足年寿应是1}岁。逾百岁者不多见，但是不能因为不多见而否定其存在。所以，我们认为《史记》记佗“至建元四年卒”一语不误。今本《汉书》记文帝元年佗上书自谓“处粤四十九年，.之四十九应是“三十九”之讹。汉代简书“四十”常作“”;“三十”常作“十”或“早”，由此，我们颇疑今本《汉书》的讹误非始自班固，而极可能是后代的误抄。

以上论证墓主赵昧即《史记》、(汉书》中的第二代王赵胡，剩下的就是墓葬的年代了。《史记》、《汉书》对第二代南越王的在位年数没有明确记载，仅知第二代即位于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第三代到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已段，这中间共24年，是为第二代、第三代在位年数的总和。《史记·南越列传》记:“赵佗建元四年卒，佗孙胡为南越王，后十余岁，胡实病甚，太子婴齐请归。胡薨，谥为文王。《汉书》夺“卒”字，余同。出土铜勾翟刻铭“文帝九年乐府工造”，说明《史记》、<汉书》记胡(昧)在位十余年当可信。由此椎定，第二代南越王大约死于元朔末元狩初，估计在公元前122年左右，入葬年代亦以死年或稍后一二年为宜。

对照墓主遗骸的鉴定研究，也有助于说明墓主与赵佗的祖孙关系。

从墓主遗骸的鉴定，可以判断死亡年龄为35一45岁。今以4o岁估算，知墓主约生于文帝末年，是时赵佗应有八九十岁(照王鸣盛算已近百岁)7之年生子，实为奇谈。故墓主决非赵佗之子，甚明。把他看成是赵佗的孙子，则符合实际情况。从古代帝王早婚，祖孙岁差又达八九十年这两个方面估算，墓主赵昧不会是赵佗的长孙，而应是赵佗的次孙中的一个。《汉书·南粤传》载，汉文帝元年陆贾出使南越，赵佗上汉文帝书称“于今抱孙焉”。按文帝元年即公元前179年，至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佗卒，相隔有43年，就退一万步来说，汉文帝元年赵佗的孙子刚出生，到佗死之年这孙子已是43岁的壮年了，再加上南越二世在位约16年，如果二世是长孙的话，死年己是58或59岁将近老年的人了，这个岁数与墓主遗骸鉴定的年岁迥异，所以，这是论定墓主是佗的次孙的又一力证。

再说墓中出土不少药物，反映了墓主生前多病。这一点与上引“后十余岁，胡实病甚”的墓主健康状况也是相符的。

由于麦英豪、黄展岳以大量的历史典籍和考古资料，对象岗古墓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作了严谨和较为科学的论述，所以当这篇长文抛出后，认同麦、黄两人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学界原来那极其热闹的争论渐渐沉寂了。

最后的秘境

根据文献记载，南越国共传5主93年，第一代王赵佗在位长达67年之久。第二代王赵胡是赵佗之孙，在位十余年病死，葬于象岗，其陵墓已经发掘。第三代王赵婴齐是赵胡之子，在位只有八九年。第四代王是婴齐之子赵兴，即位不久便被承相吕嘉所杀，最后的亡国之主赵建德在位不久也死去。若把南越国第四、五主在位时间合起来，前后也只不过仅三年多，从两人死亡的结局看，生前和死后不可能建造起与前辈匹敌或与自己身份相符的大型陵墓。而有精力和财力建造大型陵墓的，只有前三主，现在第二主赵胡的陵墓已被发掘，那么整个南越国五主中就只有一主赵佗和三主赵婴齐的陵墓尚未找到。

关于三主婴齐的陵墓，文献中已有被三国时吴主孙权派兵盗掘的记载。与这个记载有些关联的还有，1983年5月，也就是在象岗大墓发现之前的一个多月，广州市考古队在西村车辆段宿舍工地曾清理了一座汉代大型木撑墓。墓坑长13米，宽6米，全部以河沙填实，这座墓堪称广州所见的汉代规模最大的一座木撑墓，遗憾的是墓室早已被盗。在发掘中，考古人员于盗洞内发现了玉舞人、玉璧、玉瑛、玉剑饰等精美玉器若干件，当象岗古墓发掘后，将出土文物与之对比，发现木撑墓遗落的器物，不论是玉质还是雕琢工艺，都不在象岗古墓出土器物之下。据此推断，木撑墓的这些器物当是盗墓者在慌忙之中遗落的。过去广州也曾发掘过一些汉代大墓，但从未出土过如此精美的玉佩饰，这表明墓主有较高的身份。另外，从墓中出土的玉剑饰推断，墓主应为男性。根据以上种种迹象，考古人员推断此墓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南越国第三主赵婴齐的陵墓。

如果考古人员对木棒墓的推断确属实的话，那么在南越五主中，就只剩一主赵佗的陵墓没有找到。赵佗在位67年，且是南越国的鼎盛时期，他的陵墓一定比象岗赵胡的陵墓规格更高，内中的随葬品也一定更加华丽和壮观。那么，赵佗的陵墓到底秘藏在何处?这成为岭南考古中一个最大的谜团。为解开这个谜团，广州市考古人员在发掘象岗赵胡大墓之后，经过查阅有关地方史籍和整理考古资料，终于得出了一些较为合理的推论，从而为寻找赵佗墓的秘所提供了新的线索。

据晋代裴渊《广州记》云:“〔番禺)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岗，谓之马鞍岗。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山岗，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岗受厥称焉。”《蕃禺县志》卷52杂记云:“城北五里马鞍岗，秦时常有紫云黄气之异，占者以为天子气，始皇遣人衣绣衣，凿破此岗，其后卒有尉佗称制之事。”据此分析，马鞍岗在今广州越秀山与象岗相连凹处。

北魏哪道元《水经注》引王氏《交广春秋》云:“越王赵佗，生有奉制藩之节，死有秘异神秘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垄莹可谓奢大，葬积珍玩·一佗虽奢偕，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处。”此记载没有明确指出赵佗的陵墓何在，却由此可知，赵佗在生前就为其陵墓作了十分填密的安排，因山为坟，地面不留痕迹，十分神秘。

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禺山在县西南一里，尉佗葬于此。”禺山在何处，这是广州古史上仍在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蕃禺杂志》载:“佗死，营墓数处，及葬丧车从四门出，故不知墓之所在。惟葛蒲漳侧，古马知上有云:‘山掩何年墓，川流几代’人。远同金骡裹，近似石麒麟。’时莫解之，但疑其墓不远。蔡如松云:‘旧说即悟性寺也。’今蒲涧之南，枯家数千，人犹谓越王疑家。”葛蒲涧在广州白云山，此记载把赵佗陵墓说成在白云山上。

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南越王赵佗，相传葬广州禺山，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山接岭，皆称佗墓。”

清梁廷桥《南越五主传》云，赵佗死“葬都城东北，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岗接岭，葬时多为疑家。丧车从四门出，棺棚无定处，当时人莫知所在。孙胡嗣立，私上谧日武帝”。此记载与《广东新语》基本相同，只讲出赵佗墓的一个大致范围。

在广东民间故事传说中，唐朝贞元时期，有一个姓崔的人居南海，一次不小心跌人鲍姑井，这里竟通赵佗的陵墓。崔某从陵墓中拿了一颗宝珠，给波斯商人。此波斯商携珠返国时，珠落于广州大江，变为大石，珠江由此得名。此传说虽然神异荒诞不可信，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鲍姑井本在越秀山的三远宫，编此传说的人可能认为赵佗陵墓在越秀山上。

另外，在《广东通志》、《广州府志》、《蕃禺县志》、《羊城古钞》、《广东考古辑要》等地方史籍中，均有赵佗陵墓的记载，但都是互相转抄上面史籍，均大同小异。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南越王赵佗的确在生前就对陵墓作了周密的安排，他死后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但赵伦的陵墓何在，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根据以上史料透露的信息，可能在“白云山”、“马鞍岗”、“县东北八里”、“悟性寺”等地。

考古学家黄淼章结合以上几个地点的地形和考古调查材料进行排比考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一、赵佗陵墓在“白云山之说”，其所依据的史料较少。广州考古队曾调查过白云山，但至今还未发现过西汉前期的遗址和墓葬。第二代南越王墓在象岗，离当年南越国都城仅二三公里，从南越国已发现的坟墓一般都是合族而葬来看，赵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