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表示什么不必要的谦逊，就说的确如此。于是他请我们在夜班结束后到他的办公室去。

在办公室里，我们进行了简短而兴奋的谈话。我们是否认为自己可以替代费希尔主管工作？是的。我们能否立即——到明天晚上就完成——把操作过程的每一步完整扼要地写出来？可以。我——本尼·格劳斯鲍姆——能否向大学请假来做日班，并主管这项工作？我回答说我得与凯佩尔校长商量此事，并要求报酬一定要付足。我们同意第二天晚上10时带着搞好的操作提纲、系主任关于我请假的决定以及我的工资要求再到他的办公室来。

第二天像做美梦一样过得很顺利。当我一五一十地把情况告诉凯佩尔校长后，他的脸上洋溢着热情。他很早就热心倡导大学教师从商，我的要求正好同他的主张合拍。“本，想一切办法请假吧。如果你能经过充分准备通过期末考试，我保证你能得到现有各门课程的学分。”学校方面的障碍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消除了。然后我们着手编写操作提纲。这份提纲最终写在一块很大的硬纸板上，并用尺在纸板上适当地划了线，每个操作步骤都由洛用刚健有力的字体写出（要是他也像我一样写字潦草，天知道情况会怎样）。在纲要底下我们写了一句划上两道着重线的话：“为了准确无误，所有步骤都有待核实和再核实。”一到10点，我们就带着纲要图走进泰特的办公室。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太理解，因为他从未掌握这个项目的诀窍。但是我们把每个操作步骤安排得干净利落，合情合理，特别是关于核实和再次核实的话，给他的印象很深。他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很可能他自己的工作正成败未定）。他重复了一遍昨晚提过的问题，我们一一作了回答。然后他问我：“主管这项工作你要多少工资？”我坚定地看着他的目光说：“你得加我一倍工资，先生。”他马上回答：“行！”我意识到要求每月支付100美元工资太客气了——可是现在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了。伯恩斯坦的工资每月增加了50%或75%。但是他不必像我那样要向学校请假。

6大学生(10)

当这些安排作出之后，泰特似乎更加如释重负了。事实上，他的心里对我们充满着脆弱的感激之情。他拥抱着我说：“本，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不用担忧。我可担保，当你回到大学去时，一定会通过考试的。”在我们转身离开时，他又问：“本，告诉我，你多大了？”我还不能对他老实说，我刚过18岁，所以扯了一个谎——那时候和以前我都是很少说谎的——我已19岁，快到20岁了。他摇摇头，喃喃自语道，那么年轻就可拿到一份丰厚的工资了。他对我们的感激之情只有五分钟热度，现在已经减退了。

在我们最后正式接受这项工作之前，是否与费希尔先生谈过话？我记不得了，但是我们后来在某个日子确实为了一件他遗留下来的事同他见过面，他对我们非常友好。然而他心里究竟怎么想就不清楚了。

我担任了四个半月的重要职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技术问题了如指掌，应付裕如，可是我仍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很有效。我把原来纸卡设计中未涉及的某些运输业务数据进行分类制表，由于作出这种新的安排，我受到了表扬。但是作为一大批雇员的经理，我们无疑不够成熟，缺乏圆滑的处世手腕。我们接受工作后的次日来了两个新雇员。他们分别名叫格雷纳和里安，原是会计部人员，都很聪明能干。他们奉命调来彻底学习这个项目，准备以后接管。虽然我和伯恩斯坦对此很生气，可是不能不说这是泰特十分明智的一着棋。

接着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为了消除副总经理普拉特对我们的工作进度的不满，泰特决定我们必须管理三班，而我得管其中的两班——不仅管8时到4时这一班，还要管从半夜零时到8时的深夜班。这样一天只留给我8小时用于吃饭、睡觉和娱乐。不管怎样，毕竟我年轻，能够承受这副重担。对我来说，每天要回到布朗克斯去睡觉显然是办不到了，所以我就在科特兰街人称“史密斯麦克纳尔”的一家历史悠久、远近闻名的招待所过夜。

在下午4时做完日班后，我凑合着吃点食物，大约5时爬到床上睡觉，叫别人到11时半把我喊醒。接着在夜深时又开始我的工作，连续做16个小时，当中有两次40分钟的休息时间。公司章程规定，如果加班，工资增加一倍半，即每月拿250美元。公司每半个月开一张支票给我，对1914年前的人们来说，我第一次拿到的工资支票犹如王公贵族拿到的薪俸。这一点使泰特大伤脑筋。他说这会引起挣钱比我少的一些重要雇员的不满，他要我接受按正常标准支付第二个夜班的工资。我同意了。但是整个安排只又持续了两个星期。深夜班工人的效率十分低下，也许我的督导很不完善，以致大部分劳动都因错误而白费了。所以这项试验不久便取消了。我恢复了每月100美元的工资和正常的生活方式。母亲感到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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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作的进展，格雷纳和里安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职责。到头来他们实际上接管了任务的指挥权，我和伯恩斯坦只能跟踪观察一些操作过程，并对不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行咨询。到1月底，核对工作结束，只剩下最后编制数据和得出结论了。我准时收到最后一张工资支票，连同一封语气十分冷淡的告别信。关于我和美国捷运公司的关系以后我还要再说。

在我工作的最后一个月，我有充足的时间为重返大学作准备。想起凯佩尔校长的建议，我决定参加本学期英语、法语、德语和数学等几门考试。在离开大学前我已开始学习经济学基础知识，但是几个星期对这门“乏味的科学”的涉猎，一点也没有激发起我的兴趣。所以我决定返校后不再攻读它。后来的结果是，我终生都将在称之为“金融”的经济学分支工作，并且在我国最大的两座大学当上金融学教授。

又一场财政灾难突然向我家袭来。利昂早就渴望在沃纳梅克公司（wanamaker）从瓷器推销员的职位上得到提升，迅速发展中的电影业的多种机会打动了他的心。他想用1500美元买下长岛杰梅卡的一座小剧院。当时杰梅卡只有一个村庄的规模。母亲向住在华沙的富裕的姐姐借了1000美元，我拿出为美国捷运公司工作而积下的全部储蓄支付剩下的差额。利昂年轻，毫无经验，也许我们早该预料到他的企业最终会一败涂地。果然，两个月里他把资金都蚀掉了。

现在我没有一点钱，也没有工作。我立即写信给泰特先生，把我的困境告诉他，重新提及他将帮助我从大学毕业的许诺，请他给我安排一个兼职工作。他的秘书答复说，泰特先生向你表示歉意，因为雇佣兼职员工是违背公司政策的，他无法帮我忙。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再也不指望别人帮助我的随便许诺。我到处寻找工作，但都找不到。最后，绝望之中我接受了一份上门推销削价照片的赠券的工作。没有一项工作比这更令人羞惭和伤心的了。按响门铃，迎来一个头发蓬乱、表情难看不堪的妇女，我努力向她作出动听的宣传（通常是徒劳的），无数次未等你把话说完，她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漫长的一个下午的推销，通常以一无所获地回到家里告终——这一切都需要你具备一个坚持不懈的旅行推销员的勇气，可是我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

记得有一天，我毫无成果地回到家里，扑到床上，突然哭了起来——从不泪珠轻弹的人这么一哭心里舒畅多了。母亲悄悄地走进来，抱住我说，情况肯定很快会好转的。她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我想到泰特拒不履行诺言，于是直接写信给美国捷运公司代总经理塞里诺·普拉特先生，尽管非常为难，但我索性干脆地把真实情况告诉他。这一招果真奏效。普拉特先生写回信给我说，由于情况特殊，他同意不照公司章程，作出例外处理。这样我就能担任兼职的提单核查员，每月挣25美元，在暑假期间则可改为整天上班。我感到自己好像重新获得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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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非常单调乏味，但不久我找到了一种消除枯燥呆板的办法。那就是创作十四行诗。我尽量每天创作一首，早上写出初稿，整个下午慢慢地加以润色修改。大多数爱情诗都是对当时我的红颜知己——她的名字叫阿尔达——有感而发的。那些诗稿几乎全都散失了，只有一句仍然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创作出这句诗的那一天我感到特别的自豪，这句诗是：“希望是失望的墓志铭。”

一天，当我忙于处理货运提单和构思诗歌时，在我工作的大房间里发生了一阵骚动，一群公司官员走了进来，其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神情严肃的人我们不认识。不久消息就传开了：此公名叫罗伯茨，是新当选的公司总经理。董事会已决定对企业进行清理，他是为此而来的。我见他看着一长排痰盂，长期来这些都是企业必不可少的东西。事实上，所有职员都嚼烟草。我听到他说“真讨厌”。第二天他下了命令：不准再嚼烟草，不准再放痰盂。罗伯茨对人员的管理确实严厉。

在罗伯茨当选为总经理后的三年里，该公司进行了积极的清理。我离开了大学，正在设法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司的一名雇员。我的老板对我说：“本，据我所知，美国捷运公司仍旧拥有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10万美元永久债券。快去见总经理，问他将采取什么行动。”与罗伯茨的这种新关系打动了我的虚荣心。我轻轻拍拍我的帽子，不久就出现在罗伯茨的办公室里，并且很高兴他把我当成华尔街经纪业派来的使者。当我向他提起利哈伊流域铁路公司（lehighvalleyrailroad）的永久债券时，他说他愿卖掉它们，并想知道报价。这下可羞死我了！由于匆匆忙忙地要去见总经理，我忽视了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即动身前查看一下证券市场上的债券行情。我支支吾吾，说什么需要我们费城的办事处对市场进行专门调查，以此笨拙地进行搪塞，然后慌慌张张地告退出门。我不记得我们是否从罗伯茨那里买过债券，但我记得从那天起，不作好充分准备，我决不再去进行商务面谈。

大约七年后，我与罗伯茨先生重逢。那时，我已在市值低估的证券领域开拓发展自己的业务，特别是正在清算的公司证券，他们的股票很可能支付比市场价格高得多的红利。美国捷运公司的股票正是提供这种机会的品种，该公司的最终解散拖延了很长时间，但看起来它肯定能提供利润。因此我成了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这与1913年我担任地位低下的提单核对员时的身份相比真有天壤之别。我到总经理那里询问下一次现金发放的日期和金额，因为我认为快到发放的日子了。罗伯茨先生的变化很大，现在他已是一个干枯的老人，常常缅怀往事。他坚持要详细地告诉我，数年前他如何卖掉莱克特街2号的美国捷运大厦，取得了50万美元现金。他还详细地叙述了当支票从一个人手里递到另一个人手里时，谁坐在这把椅子上，谁坐在那把椅子上。这个唠唠叨叨的老人难道就是1913年夏天在房间里昂首阔步，而我们在他面前吓得发抖的小暴君吗？在华尔街谋生期间，我还会看到许多人和机构发生这样的变化。同时我还将懂得公司的成长史与公司管理人员的成长史是十分不同的。两者都会变老，失去优势，但是许多衰老的企业获得了新的活力，恢复了青春，而经理一旦老态龙钟，通常就什么事也干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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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得到过一份辅导军官孩子——其中有著名的列奥尼德·伍德将军的一个儿子——的工作。伍德将军与他的家眷一起住在加文纳斯岛上。1920年，列奥尼德·伍德成为芝加哥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的主要候选人。他曾得到过多数票，可是后来的选择和最终的胜利却意想不到地属于参议员沃伦·哈定。我与伍德将军在他雅致的藏书室里见过一次面，对他的举止和谈话印象很深。可惜他的孩子远不如卓越的父亲或端庄的母亲那么讨人喜欢。

每周四次我坐专门的渡船从南渡口码头离开曼哈顿开始旅行。军官及其客人（包括我在内）在上层舱享受比较奢侈的食宿，而士兵都坐在下层舱的长木凳上。有一天，我独自待在上层舱，感到相当厌烦，就漫步走下楼梯与两个士兵攀谈起来。第二天，米彻姆上校来到我辅导他的儿子的书房，对我说，有人看到我在渡船下层舱与士兵谈话。这是绝对违反规定的，我不可再让这种事情发生。这就是1913年美国陆军的铁一般的规矩。

我做得不太成功的一份工作，我称之为“在衬衫硬纸牌上做业务广告”。最后一个学年的某天，哥伦比亚大学就业办公室通知我与一位名叫布克曼的先生联系，他想把洗衣店插在男式衬衫上的椭圆形纸牌上的广告位置推销出去。在与可能愿在这纸牌上做广告的厂商进行联系之前，他必须与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