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同上卷十五《送吴允成运干序》）叶适亦说：“高谈者远述性命，而以功业为可略，精论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为无辨。”（《水心集》卷一《上孝宗皇帝札子》）而对于道学家之存天理，去人欲之言，认为不切实际。人类有欲，不能否认。先王制民之产，就是要使众人均能偿其所欲。然而人类用物以偿欲，欲已偿了，又复由物以生欲。政治的目的是使人人得其所欲，而又不妨害别人之欲。孟子虽说“养心莫善于寡欲”，然其对梁惠王论政，亦谓“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而对齐宣王更明白说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恒产，物也；恒心，心也。心与物固有密切的关系，饥寒交迫，而尚曰物外也，心内也，人民哪会满意。（《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不知出自《水心集》哪几篇）
降至明代，李卓吾攻击道学，不遗余力。他说：“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位，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李氏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嗟乎，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互相推诿，以为能明哲。盖因国家专用此等辈，故临时无人可用。”（同上卷四《因记往事》）“夫世之不讲道学，而致荣华富贵者不少也，何必讲道学而后为富贵之资也。此无他，不待讲道学而自富贵者，其人盖有学有才，有为有守，虽欲不与之富贵而不可得也。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然则今之无才、无学、无为、无识而欲致大富贵者，断断乎不可以不讲道学矣。”（《初潭集》卷十一《师友一》）“故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无用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欺罔济用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噫！孔尼父亦一讲道学之人耳，岂知其流弊至此乎。”（同上卷二十《师友十·二道学》）李卓吾攻击道学，近乎谩骂，唯在明末，道学的势力甚大，一直到清代同光年间尚未小衰。一般儒生读了“明明德”三字，即以卫道者自居，若问以目的何在，只是禄蠹而已。梁启超说：“宋明诸哲之训所以教人为圣贤也。尽国人而圣贤之，岂非大善，而无如事实上万不可致……故穷理尽性之谈，正谊明道之旨，君子以之自律，而不以责人也。”（《饮冰室文集》之二十八《中国道德之大原》）韩非说：“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行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韩非子》第四十九篇《五蠹》）道学家用玄之又玄的无极、太极等等概念，希望国人惩忿窒欲，岂但听者不解，而言者亦不能自圆其说，乃硬拉出孔圣孟轲以作护符。其说无救于国，有害于民，宋代学者老早就知道了。宝玉反对道学，我极同意。
宝玉于历史方面，尤其文臣死谏，武臣死战，认为这只是沽名钓誉，不足以为训。但他所注意的是文臣死谏之一事。他与袭人的对话如次：
（宝玉）笑道：“人谁不死？只要死的好。那些须眉浊物只听见‘文死谏’‘武死战’这二死是大丈夫的名节，便只管胡闹起来。那里知道有昏君方有死谏之臣，只顾他邀名，猛拼一死，将来置君父于何地？必定有刀兵，方有死战，他只顾图汗马之功，猛拼一死，将来弃国于何地？”袭人不等说完，便道：“古时候儿这些人，也因出于不得已，他才死啊！”宝玉道：“那武将要是疏谋少略的，他自己无能，白送了性命；这难道也是不得已么？那文官更不比武官了，他念两句书，记在心里，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倘有不合，浊气一涌，即时拼死，这难道也是不得已？要知道那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可知那些死的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的大义。”（第三十六回）
宝玉这一段话，我所赞成的，只有二三句：“若朝廷少有瑕疵，他就胡弹乱谏，邀忠烈之名。”苏轼有言：“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东坡七集·续集》卷十一《上神宗皇帝书》）是时王安石秉政，“好人同己，而恶人异己”，“与之同者援引登青云，与之异者摈斥沉沟壑”，“人之常情，谁不爱富贵而畏刑祸，于是搢绅大夫望风承流，舍是取非。兴利除害，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而且朝廷考课人才，“袭故则无功，出奇则有赏”（《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十五《应诏言朝政阙失状》、卷四十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于是人臣之躁进者朝呈一策略，暮献一计划，花样百出，人民莫知所从。闭关时代，最多不过引起民众暴动，朝代随之更迭；若有外敌窥伺于侧，尚可招致国家的灭亡。在这种局势之下，忠梗之臣何能不苦谏而至于死谏。要是“朝廷少有瑕疵”，而即“胡弹乱谏”，以“邀忠烈之名”，我也和宝玉一样，大大反对。明代士大夫往往毛举细故，借以沽名钓誉，而奏章多伤过激，指斥乘舆，则癸辛并举，弹击大臣，则共鲧比肩，迹其事实，初不尽然。武宗下诏南巡，盖欲假巡狩之名，肆其荒游之欲。群臣恐千骑万乘，百姓骚驿，争相谏阻，犹可说也。至于世宗时大礼之议，不过天子个人私事，与国计民生毫无关系，而廷臣竟然伏阙哭争，至谓“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明史》卷一百九十一《何孟春传》）。史臣斥其“过激且戆”（同上卷一百九十二杨慎等传赞），良非虚语。案明代言官往往借端聚讼，逞臆沽名，“然论国事而至于爱名，则将惟其名之可取，而事之得失有所不顾”（同上卷一百八十张宁等传赞）。此后张居正时夺情之议以及再后三案之争，均是不必谏而强谏，宝玉反对“文死谏”，当属此类。李卓吾曾言：“夫暴虐之君淫刑以逞，谏又乌能入也。早知其不可谏，即引身而退者上也。不可谏而必谏，谏之而不听乃去者次也。若夫不听复谏，谏而以死，痴也。何也？君臣之义交也，士为知己死，彼无道之君曷尝以国士遇我也。然此直云痴耳，未甚害也，犹可以为世鉴也。若乃其君非暴，而故诬之为暴，无所用谏，而故欲以强谏，此非以其君父为要名之资，以为吾他日终南之捷径乎。若而人者设遇龙逢比干之主，虽赏之使谏，吾知其必不敢谏矣。故吾因是而有感于当今之世也。”（《初潭集》卷二十四《君臣四·五痴臣》）“昔者，齐宣王问卿”，孟子分之为两种：一是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二是异姓之卿，“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孟子注疏》卷十下《万章下》）。古代常以君父并称，君父二字合为一语，不知始自何时，莫非是始自道学流行之后？然而父子之情固与君臣之道有别，父子的关系是天然的，君臣的关系是人为的。凡事物由天然而发生的，不能毁，亦不宜毁。至于人为事物，在必要时，能毁，亦宜毁。就谏诤言之，《礼》云：“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去之。子之事亲也，三谏而不听，则号泣而随之。”（《礼记注疏》卷五《曲礼下》）明代大臣以事亲之礼事君，或廷杖，或下狱而死，这岂可谓为忠？谓之痴臣，可也。再进一步观之，乱臣与贼子绝不相同，贼子之可杀，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乱臣是否可杀，则要看人主之行为。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即君以礼待臣，而后臣才以忠报君。孟子之言，更见明显，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注疏》卷八上《离娄下》）臣既视君如寇雠，则君有大过，何必谏？而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革命可也。“礼时为大，顺次之。尧授舜，舜授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礼记注疏》卷二十三《礼器》）即孔子虽称尧舜之禅让，亦甚赞成汤武的革命。柳宗元说：“汉之失德久矣……曹丕之父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也。”（《柳河东集》卷二十《舜禹之事》）即由柳宗元观之，禅让与篡夺相去无几。曹丕得到帝位，与尧之禅舜，舜之禅禹，殆无不同。何况汤武之伐桀纣，动师十万，血流漂杵，而后人美称之为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魏之代汉，却无用兵动武之事。到底孰有利于百姓？王船山说：“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兴亡之修短有恒数，苟易姓而无原野流血之惨，则轻授他人而民不病。魏之授晋，上虽逆而下固安，无乃不可乎？”（《读通鉴论》卷十一《晋泰始元年》）李卓吾之言稍嫌偏激，然亦有些道理。他说：“孟子曰社稷为重，君为轻。信斯言也，道（冯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养民也。民得安养而后君臣之责始尽。君不能安养斯民，而臣独为之安养，而后冯道之责始尽。今观五季相禅，潜移默夺，纵有兵革，不闻争城。五十年间，虽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而百姓卒免锋镝之苦者，道务安养之力也。”（《李氏藏书》卷六十《冯道》）余引了许多先哲的话，不过证明宝玉谓“文死谏”只是沽名钓誉。但宝玉只劝人臣不要作“痴臣”，未能更进一步，发表革命的思想，此即宝玉所以为宝玉，不能与古代思想家相比。
第12节 凤姐的专权及其末路(1)
在荣府之中，管理家务的是贾琏。贾琏乃是纨袴公子，只知斗鸡走狗，终日优游。其妻凤姐能够揣摩贾母心理，先意承志，博得贾母信任，于是管家的权就归属于凤姐。
吾研究中国历史，凡妇女掌握大权的，往往发生问题。所谓唯物史观、唯心史观对于中国历史都套不上，最多只能应用唯性史观，以说明中国历史的变迁。三代之亡，亡于女祸。西汉之亡，亡于元帝之后王氏。她寿命太长，信任娘家子弟，王氏一门前后有五大司马陆续辅政，终则王莽造作符命，篡取汉的天下（《汉书》卷九十八《元后传》）。东汉之亡，亡于外戚与阉宦的斗争，外戚之能秉持朝政，由于幼主即位，权归母后（东汉自章帝始，皇统屡绝，外藩入继，故母后并非幼主之生母）。母后欲巩固自己的政权，无不委用父兄，以寄腹心。及至天子壮大，要收归大权，就与宦官结合，诛戮外戚。最后由于十常侍之凶恣日积，引起党锢之祸，人心由思汉变为恨汉，汉祚遂亡。（参阅拙著《中国社会政治史》）晋虽统一天下，但武帝有季常之癖，杨后受贾充妻郭氏之贿，坚持要立贾女为太子（惠帝）妃（《晋书》卷三十一《武元杨皇后传》）。惠帝即位，王衍贵为三公，妻子郭氏为贾后之亲，常借中宫之势，聚敛无厌，好干预人事（同上卷四十三《王衍传》）。政事败坏，遂有八王之乱，及后来五胡乱华。经南北朝而至隋唐，隋之亡也，亡于独孤后废太子勇，而立炀帝（《隋书》卷三十六《文献独孤皇后传》及卷四十五《房陵王勇传》）。唐之衰也，因玄宗宠杨贵妃，任用杨国忠为相，激成安史之乱，自兹而后，藩镇跋扈，唐室式微而至于亡。（参阅拙著《中国社会政治史》）由五代而至于宋，宋之党争开始于宫廷问题，仁宗欲废立郭皇后，一方有吕夷简一派之赞成，他方有范仲淹一派之反对，交相诋毁，而朋党之论兴矣。经英宗、神宗而至哲宗、徽宗，朋党之争虽与女祸无关，而均由母后听政与天子之意见不合而起哲宗初立，英宗宣仁高皇后（神宗母，哲宗曾祖母）听政，起用旧党，罢黜新党。每大臣奏事，皆取法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哲宗心甚怏怏；亲政之后，就驱逐旧党，起用新党。哲宗崩殂，徽宗（神宗子）入承大统，神宗钦圣向皇后听政，废除新政，而用旧党。此时徽宗年已十八，看到大臣唯太后之意见是视，所以亲政之后，又起用新党，而逐旧党。参阅拙著《中国社会政治史》。。由元元自成吉思汗崩后，皇位往往虚悬至数年之久，此盖皇后与宗室关于继统之人为谁，意见不能一致。自是而后，每一帝崩，无不发生继嗣问题，而引起宗室内讧及大臣争权之事。参阅拙著上揭书。至明明在宪宗时已有万贵妃之扰乱内庭（《明史》卷一百十三《万贵妃传》），神宗末年以后，三案之争则与郑贵妃及李选侍有关，参阅拙著《中国社会政治史》。，由明至清清光绪年间慈禧太后之乱政，众所熟知。，政治问题多少均与后宫有关。
这不是说妇女握权，必生祸乱，而是说祸乱之生常起源于皇后或皇妃之握权。然则妇女握权，何以发生祸乱？古代妇女与今日妇女不同，今日男女平等，女子可与男子受同等的教育。古代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言，妇女多不读书。凤姐谓探春“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利害一层了”（第五十五回）。贾母告诉巧姐：“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