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象。武宗生而好动，自幼贪玩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一样文武兼备的旷世圣君，所以对武宗骑射游戏颇为纵容。如今武宗登临龙庭宝座，凭借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自然不用装样子给别人看，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不久，他废除了尚寝官和文书房侍从皇帝的内官，以减少对自己行动的限制。为皇帝而设的经筵日讲，他更是以各种借口逃脱，根本就没听几次。后来连早朝也不愿上了，为后来嘉靖、万历的长期罢朝开了先河。诸位大臣轮番上奏，甚至以请辞相威胁，但小皇帝口头上说“知道了”，实际上依旧我行我素，大臣们也无可奈何。可见少年武宗之顽劣。 武宗在与朝臣斗争得同时，却受到了“八虎”的蛊惑。“八虎”是指八个人，确切的说是指八个太监，包括刘瑾、马永成、高凤等，其中以刘瑾为首。刘瑾为人阴险狡猾，想方设法鼓动武宗玩乐，每天进奉鹰犬狐兔，还偷偷带武宗出去逛，哄着武宗高兴，因此很受武宗的宠信，并逐渐的掌握了大权，号称“立地皇帝”。 正德三年（1508年），武宗的心思已是禁城的高墙所挡不住的了，他不甘宫内枯燥的生活，索性离开了禁城，住进了皇城西北的豹房新宅。豹房并非是武宗的创建，是皇家豢养虎豹等猛兽以供玩乐的地方，蒙元时期已有此风气。另有虎房、象房、鹰房等处，房又称为坊，如羊坊、象坊、虎坊等，北京至今尚存此类地名。 豹房新宅始修于正德二年（1507年），至正德七年（1512年）共添造房屋二百余间，耗银二十四万余两。豹房新宅既非养豹之所，又非一般意义上单纯游幸的离宫，而是武宗居住和处理朝政之地，所以有人就认为它是当时的政治中心和军事总部。豹房新宅多构密室，有如迷宫，又建有校场、佛寺等。武宗每日广招乐妓承应，荒淫无度。豹房之内，美女如云，但武宗似乎仍不满足，令左右广为进献。武宗风流好色，甚至强抢孕妇。其实武宗强占孕妇，另有一番打算。原来武宗虽阅女无数，但无一儿半女。他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于是就想借此瞒天过海，却最终为大臣所阻止。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六日，宫中元宵节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宫中重地乾清宫。武宗见火起，没有下令扑救反而跑到了豹房观看，谈笑风生，顾左右说：“真是一棚大烟火。”世间还有这等皇帝！要知道乾清宫是内廷三殿之首，象征着皇帝的权利和尊贵的地位。

何处豹房觅武宗(2)

豹房新宅中除乐妓之外，还有武宗的义子钱宁、江彬等人。武宗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曾收有一百余个义子，甚至在正德七年一次就将一百二十七人改赐朱姓，真是旷古未闻。在这些义子中，最为得宠者为钱宁、江彬二人。钱宁，本不姓钱，因幼时卖于太监钱能而改姓钱。其性狡诘猾巧，善射，深得好武的武宗所喜欢。豹房新宅的建设，钱宁出力甚多。据说武宗在豹房常醉枕钱宁而卧，百官候朝久不得见，只要看到钱宁懒散的出来，就知道皇帝也快出来了。江彬，原本是名边将，骁勇异常。在镇压刘六、刘七起义时，身中三箭，其中一箭更是射中面门，他毫无惧意，拔之而再战。因军功觐见时，他于御前大谈兵法，深合武宗意，遂被留在身边。有一次，武宗在豹房内戏耍老虎。谁知平日温顺的老虎突然性情大发，直扑武宗。武宗忙呼身旁的钱宁救驾，钱宁畏惧不前，倒是江彬及时将老虎制服。武宗虽然嘴上逞能说：“吾自足办，安用尔？”心里却是十分感激。此后，江彬逐渐取代钱宁而得宠。武宗更是毁京城中豹房西侧的鸣玉、积庆二坊（今厂桥、西四地区）民居，大肆营建“义子府”供江彬居住。 江彬恐钱宁害己，遂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武宗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旷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还有江彬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贴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此时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的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五十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英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反叛。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已无南下的必要，但武宗不为所动，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 然而，到达山东临清后，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黑老婆，殿亦俗呼为黑老婆殿。此次南巡，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何处豹房觅武宗(3)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的安息着武宗。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英州大败小王子，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后人评说了。 （许文继）

西涯怀古道东阳(1)

北京的后海，如今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休闲文化旅游区，各具风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迩闻名。在古代，包括后海在内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构成的内城城市水系，不仅是北京得以营建国都和皇家园林的基础，也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就生长于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后海的人情风物，我们就不能不感怀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古人。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别号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标示了李东阳的出身之地。说起来，今天提起李东阳，人们多会联想到湖南茶陵。这是因为他祖籍茶陵，当时人们多以茶陵称呼他，他的传世文集名为《怀麓堂集》，取怀念岳麓的意思，而后人将以他为领袖的诗人群体称为“茶陵诗派”。其实李东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过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东阳说自己“楚人而燕产”，他真正有感情的故乡还是北京，还是后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东阳为何会生长于北京？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颇有一段周折。据李东阳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肃临洮人，后来迁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来。到了明初，东阳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迁居北京。有一种说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乱中参加了义兵，后随军移驻北京。但这很可疑，因为所谓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军至某地所登记的户籍，一般被视为贱民。况且当时的北京不仅不是首善之区，还是国家的军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动乱的局势下被抓了“壮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论如何，李东阳的家庭出身非常贫贱是无疑的，要不是北京后来成为首都，历史上很可能就不会留下李东阳这个名字了。李东阳的祖父李允兴参与了靖难之役，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他调入禁卫军“金吾左卫”，当了一个制造军器的小军官。大概由于有些工匠手艺，李允兴后来在海子的西岸定居下来，开始做起了小买卖，这时已经是明英宗正统时期（1436-1449年）。这便是李东阳生长在西涯的缘由。 李东阳的父亲李淳并未考取科第，但已经成为了读书人，在北京以教授私塾为生，所以他对东阳的教育很重视。景泰年间（1450-1456年），不足十岁的李东阳成为京中著名的神童，还先后三次蒙受皇帝的召见。关于他小时候跟景帝的见面，传记和野史里留下了不少颇为有趣的故事。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都说，他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能写一二尺的大字，景帝觉得很好奇，就召见他来表演，还赐了他菓钞若干。野史中则将这个故事演绎为景帝让他写“麟、凤、龟、龙”等字，当他写到“龙”字时，手腕没有力气了，最后的一勾便用自己的靴子沾了墨划完，惹得皇帝龙颜大悦。又有一次，景帝召见他和比他大两岁的神童程敏政，在过大殿门槛时，他个子太小迈不过去。于是太监取笑他，说：“神童脚短。”他应声就说：“天子门高。”这个神童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十六岁中举，十七岁成进士，不仅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坛领袖，蜚声中外，还“立朝五十年”，历事三朝皇帝，最终当上内阁大学士。朝堂风云屡经变幻，他都能从容应对，在明中期是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 然而，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历久不衰并非易事，换来的可能是身后的毁誉参半。李东阳在世时，就被很多高洁的气节之士讥为眷恋利禄，死后二百年间人们对他仍然褒贬不一。这都源自于正德年间他对宦官刘瑾委曲隐忍的那些旧事。 明武宗朱厚照是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建豹房、自封大将军，完全不理儒家对皇帝的礼法约束，其中最为祸害的是宠信宦官刘瑾。李东阳与刘健、谢迁是孝宗皇帝的托孤重臣，可是新皇帝完全不顾念先帝遗愿，并不重视他的辅臣。开始的时候，李东阳和刘健等人上疏武宗，请他远离群小（宦官），戒绝深夜游乐，勤于朝政。武宗皇帝还做做样子，表示自己会处理。可是过了不到一年，他干脆对李东阳等人说：“卿等所言，皆为朕忧国忧民之事，朕当从而行之。然群小锢弊日深，不能改也。”这意思就是，我承认错误，但决不改正！

西涯怀古道东阳(2)

面对武宗这种不合作态度，刘健、李东阳、谢迁除了连续上疏请诛刘瑾等宦官，还同时以辞职作为威胁。这给了刘瑾一个上位的机会，将托孤大臣一扫而光，仅仅留下了李东阳一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刘健、李东阳和谢迁等大学士在内阁和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商量要里外呼应逼武宗除去刘瑾等人。结果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夺了司礼监的权，使外臣失了内应。第二天早朝，群臣刚要伏阙请旨，宫中就放出了保全刘瑾的圣旨。刘健和李东阳等人知道事情已经不可为，于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惯例，辅臣乞休，必须等三到四次请求之后才能应允。可是刘瑾等人唯恐刘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长梦多，于是撺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为什么独留李东阳一人呢？其实，大学士们请诛刘瑾的奏疏是由李东阳执笔草就的，不过在内阁议事的时候他的辞令较为缓和，所以宦官们以为他并不是主事之人。况且辅臣尽去必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刘瑾也确实需要一个在朝臣和皇帝之间周旋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李东阳。李东阳又是何等无奈。 事实证明，李东阳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极大积极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