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却在皇帝的手中。明代中后期，皇帝多有数月、甚至数年不上朝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皇帝（如武宗者）此时正是通过宦官来传达圣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利其实是皇帝给予的，是代皇帝执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情势将危及皇权时便会采取强力措施来收回这种权利。正如刘瑾、魏忠贤势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话就束手被擒。事实上，刘瑾事后，武宗依然宠信宦官，如张永，只是张永并不贪心，倒也相安无事。 正德三年（1508年），刘瑾曾在京师朝阳门外斥地百顷修建了玄明宫，供奉玄天皇帝，费银几十万两，极其富丽堂皇。刘瑾为了维护“天”的神秘，还禁止人们说“天”，但这也未能保佑他，最终被千刀万剐，玄明宫也随之灰飞烟灭。 ( 许文继)

四郊分传世宗名(1)

在今日北京城中，原明、清帝王祭祀大典用的天坛、地坛等场所己开辟为公园，成为供游客游览参观和普通市民休闲锻炼的场所。这些坛墒象征着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念，在分布上极为对称。其中的天、地、日、月四坛，处于今天北京城内环城地鐡线外围的四个方位：天坛位于南面的正阳门外，地坛位于北面的安定门外，日坛位于东南角的朝阳门外，月坛公园则位于西南角的阜城门站外（月坛在民国初已严重损毁，今在原址上建了月坛公园，而坛已不存）。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及帝制时期政权和神权象征的遗存，天、地、日、月坛和社稷坛（位于天安门广场）、先农坛（位于正阳门外，与天坛隔街相望）等已经失去了帝制时期的功用，不再有昔日那份神秘和神圣的光环，显现历史变迁及人类社会政权形态演化的历程。 北京郊祀建筑本来是在永乐十八年修建起来的。原建于京师南郊，名天地坛，将天地祭祀合在一起举行，而没有现在的地坛、日坛和月坛。现有的方位格局，是在明嘉靖皇帝朱厚熜（1521-1566在位）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中经过天地分祀的讨论后确定，并据此兴建而成（四郊与先农坛）；而今日天坛中之祈年殿，本是永乐十八年用来举行天地合祀场所，原先为方形。现所见圆形构制，是经历嘉靖十七年明堂（用来祭祀皇帝的生父或祖先）配享争议后，在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确定为明堂配享场所后改建而成的。 由明嘉靖皇帝在嘉靖朝（1522-1566）主导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二者紧密联系，是作为旁支入继的明嘉靖皇帝，出于追尊生父朱佑杬（1476-1519，宪宗朱见深〔1465-1488在位〕第三子）心思，为从未君临天下的生父建立起一个虚构的睿宗帝系而积极加以推动的结果。 作为继统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1505-1521在位）的嘉靖皇帝，是按照洪武祖制“兄终弟及”的原则继位。但嘉靖皇帝实为武宗堂兄弟，武宗的父亲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1488-1506在位）仅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嘉靖皇帝在即位之初，朝廷大臣按照继统兼继嗣的原则，给他拟定尊孝宗为皇考的方案，但嘉靖皇帝执意要尊自己的父亲（宪宗第三子朱佑杬）为皇考，而称孝宗为伯考。直到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皇帝才完成为自己亲生父亲称宗祔庙的心愿。他自即位起就在为从未拥有过皇帝名份的生父建构“宪宗──睿宗（嘉靖皇帝的生父）──嘉靖皇帝本人”这样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帝系，花了较长的时期。嘉靖皇帝的举动遭到了朝廷大多数官员的反对，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见到“宪宗──孝宗──武宗＋嘉靖皇帝”这样一个符合正统观念的帝系的中断。群臣和嘉靖皇帝的抗争引发了震动整个朝野的“大礼议”事件。在嘉靖三年七月的左顺门哭谏事件后，明嘉靖皇帝通过锦衣卫对众多朝臣的廷杖逮系，以武力赢得了议礼的阶段性胜利，终于如愿地称自己的生父为皇考，而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然而，这离嘉靖皇帝希望把自己生父灵位名正言顺地置于太庙，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以后，嘉靖皇帝继续以坚持不懈的努力和超出常规的热情，着手一系列的礼制改革，伺机逐步清除为完成生父称宗立庙的心愿所面对的障碍。在嘉靖九年修建和改建起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就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导下，为自己推尊生父所进行的一个步骤。 从嘉靖六年（1527年）起，嘉靖皇帝就一直在关注明堂礼制、庙制，以及作为大祀的郊祀礼仪，希望能够从中找出某种联系，以便为他尊称生父寻求到礼制上的突破机会。嘉靖六年五月，他与当时首辅大学士杨一清进行了讨论，首次提出原来的天地坛中的大祀殿即是明堂的想法。嘉靖八年（1529年）二月，嘉靖皇帝对各种祭仪发生了强烈兴趣，开始与大学士张璁探讨祭祀仪式。在嘉靖九年（1530年）的讨论中，他认为，由明太祖制定并已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合祭天地的礼仪把明堂祭祀和郊祀混淆在一起，而且特意指出，在南郊大祀殿举行的祭祀皇室祖先的仪式，类似于周代的明堂。并提议天坛与地坛应在南郊和北郊分开修建。官员夏言事先结交宫中道士，探知嘉靖皇帝心意，于是上疏建议天子应亲耕南郊，皇后亲耕北郊为古礼，这道奏疏正好于嘉靖皇帝提倡南北郊分祀的意图暗合。在皇帝授意下，廷臣进行了讨论。并最终将天地坛分开，在北郊建起了地坛，又在东西郊分别建起了日坛和月坛。

四郊分传世宗名(2)

其实嘉靖皇帝分建起天坛、地坛，撤去大祀殿中太祖、太宗（永乐皇帝）的配位，本意是想将从未当过皇帝的生父的牌位配享明堂。但廷臣虽然按照他的建议同意修建起天坛和地坛，但却不肯附和他的心意。世宗只得暂时搁置以生父牌位配享明堂的心思。心意未得满足的嘉靖皇帝，随后就对郊祀表现冷淡，在嘉靖十一年（1532年）春举行的圜丘祈榖礼及五月间举行的祭祀皇地祇的仪式，嘉靖皇帝都托病遣武定侯郭勋代祭。 嘉靖皇帝的真实心意，可谓昭然若揭，在地方政府任职或致仕的官员中，也有希图进幸之徒屡屡有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代言的奏疏。如嘉靖十一年（1532年）广平府教授张时亨上疏请更定庙号称宗，并建议自嘉靖皇帝诞生之年，追改钟祥年号，不用正德纪年，建议嘉靖皇帝的母亲改穿皇帝的服装，正位内廷，而皇上应执太子礼，关决政事。嘉靖十二年，山西蒲州诸生秦钟上疏称孝宗之统在正德时已终结，应将嘉靖皇帝生父牌位放入太庙。他们的建言十分荒谬和可笑，颇似对嘉靖皇帝的讥嘲。故嘉靖皇帝颇为恼怒，对他们施以惩处。 嘉靖十七年（1538年），致仕官员丰坊（1492-1563）以《孝经》中“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的话，为嘉靖皇帝生父称宗的心意提出理论依据。嘉靖皇帝在得到丰坊上疏后，即命“礼部会官议了来说。”礼部会同各官从五月开始，先后在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一日展开廷议。礼部尚书严嵩以多封疏奏报上廷议结果，廷议结果显示出，廷臣得出部分共识，即认为永乐时修于天地坛上的大祀殿应作为明堂配享场所。但对明堂配位，面对嘉靖皇帝明白表示出来的心思，廷臣之间产生很大的争议，不过大体认为应以太宗永乐皇帝的牌位配享明堂。 嘉靖皇帝对礼部官员模棱两可的意见很不满意。他在六月初五日下诏让整个朝廷都加入到讨论之中。廷臣唐胄（1502年进士）的奏疏坚持应以太宗配享明堂。嘉靖皇帝一怒之下将他投入监狱，后贬斥为民。他后来亲自撰写《明堂或问》一文，对群臣反对的理据条批驳，力图以此压服群臣。从嘉靖皇帝这篇《或问》中君臣问答可见，群臣强烈希望以太宗配享明堂，并担心嘉靖皇帝会有进一步为生父称宗祔庙的举措。群臣如此强烈地为太宗报不平，是希望以太宗的名分来对抗嘉靖皇帝为自己生父称宗这种不合礼法之举。但嘉靖皇帝则气势汹汹地对文臣叫骂，指控文臣种种罪状，又称文臣残狠无比；对自己生父称宗祔庙，则百般辩说。不过，最终嘉靖皇帝为了达到尊崇生父的目的，还是对大臣做出了让步，以改太宗的称号为成祖来弥补整个的天地分祀和明堂配享争议中太宗名位神圣性受到的冲击。并使得嘉靖皇帝生父有朝一日称宗祔庙之后，“成祖”的配位得以百世不迁，不会因嘉靖皇帝生父配位的祔庙而迫使太宗配位迁出。 君臣经过长达四个月的争论和商讨，在嘉靖皇帝施加的压力下，君臣达成了一定的妥协，在嘉靖十七年九月，嘉靖皇帝下诏书，为父称宗，并将牌位配享明堂，这同时也给了太宗加了一大堆神圣的称号，并改谥称成祖。 配享诏下之后，嘉靖皇帝赐宴群臣，并让礼官上贺表。因明堂本为以父配享天帝，成礼之后，又有朝臣为天帝上尊号，以渲染天帝的礼圣，同时衬托出配帝的神圣，从而迎取嘉靖皇帝的欢心。如朝臣王立道（1533年进士）即上《拟上天帝尊号表》，建议改称天帝为“皇天上帝”等。而另一朝臣陆深（1505年进士）则上《贺景云表》称配享之事，感应天地，故有祥云显现。这显示出在嘉靖皇帝威慑下，嘉靖朝中晚期的朝臣，已远未如嘉靖初廷臣那样敢于抗争；而不少朝臣为持禄固宠，也在利用天人感应的观念，为明嘉靖皇帝尊崇生父，建立睿宗帝系的合法性渲染造势。时任礼部尚书的严嵩因在这次明堂配享争议中顺从嘉靖皇帝意旨，满足了嘉靖皇帝心愿，顺利地铺平了他入阁的道路，并奠下了得到嘉靖皇帝二十余年恩宠的基础。

四郊分传世宗名(3)

嘉靖十七年明堂配享的争议，嘉靖皇帝通过各种权术的运用，终于达成了为生父称宗、并让其神主有资格迁入太庙的心愿。因此，嘉靖皇帝亦稍作让步，并未坚持明堂具体配享场所定在大祀殿，而是暂拟于奉先殿，但在以后又有变动。最终在二十四年，在大祀殿原址上建成大享殿，在这里举行明堂典礼。这个大享殿就是现在天坛祈年殿的原型。 明嘉靖中修建起的天、地、日、月坛四郊的格局为清代皇室继承，成为明中叶以后明清两朝政府共同遵守的郊祀制度，直到清末代皇帝退位，这种祭祀天地的礼仪才告中止。 （胡吉勋）

兴漕先有张孚敬(1)

明嘉靖三年（1524年）三月，桂萼接到嘉靖皇帝的谕令：“大礼已定，诏桂萼等不必来京。”此时的桂萼与张璁已经到了明代的中都凤阳。 “大礼已定”，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嘉靖皇帝是已故正德皇帝的堂弟。按照当时大臣们的意见，嘉靖皇帝是应当作为他的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入继大统的，所以应当称孝宗皇帝为“皇考”，称正德皇帝为“皇兄”，而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但是嘉靖皇帝不同意，渐渐闹得臣下间也产生分化了。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新科进士张璁首先提出应当以孝为先，尊重皇帝尊崇亲生父亲的意愿，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皇考”。嘉靖皇帝看到这样的奏疏，自然非常高兴，说：“这样的议论一出现，我父子之情就可以保全了。”于是，不久后即命张璁、桂萼两人进京与京城的大臣们来议礼。大臣们自然是极力阻挠二人入京，所以一方面与皇帝妥协，一方面攻击张璁和桂萼两人心术不正。到嘉靖三年（1524年）的三月，皇帝与大臣之间达成了和局，就是尊称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这回皇帝似乎也满意了, 所以便命二人不要再来北京了。但是，对于张璁和桂萼二人来说，本来当初这样的议论就犯了众怒，如果再不得一些实质性的好处，不免亏大了。于是，两人在凤阳停是停了下来，但却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说,称自己的父亲为“本生皇考”，其实还是把自己当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儿子，与称自己的父亲为“皇叔父”其实没有多大区别；那些大臣们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见，其实暗地里还是割裂了您作为儿子对父亲的孝情。皇帝看了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们商量了，就下诏：“萼、璁来京。” 嘉靖三年（1524年）六月初，张璁到达北京。张璁（1475—1539），字秉用，号罗峰，浙江永嘉人，后改名孚敬，字茂恭。后来，皇帝在召对时好几次叫他“张罗山”，所以张璁干脆又号“罗山”。据说，张璁身材高大，相貌秀美。二十岁左右就中了举人。然而，参加会试七次，都没有考上进士。于是，他就干脆想以举人的身份向吏部谋一份差使。但是，一个名叫萧鸣凤的御史很会相人，看了张璁的生辰八字后就说：“你还是别去参加吏部的选试了。再过三年，你就可以成进士了。一旦你成了进士，你就和皇帝好得像一个人，天下人没有谁能比得上你了！”张璁勉勉强强地回家了。三年之后，即正德十六年（1521年），张璁终于中了进士。也许，他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