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轨道，无法在死后得到后代的香火祭祀，他们对于这一点，都是充满了遗憾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对宗教，尤其佛教具有一种亲和感。佛教对于传宗接代的不同观念，使太监们找到了自己人生方式的理论支持。所以，明朝太监往往在生前十分积极地参与佛教事业，比如修筑寺庙等。而对于死后葬地的安排，也往往倾向于选择寺庙附近。因为这样的地方不仅风景清幽，符合风水的观念，而且在他们看来，能够沾到寺院香火旺盛的光，也能够得到佛祖的保佑，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引荐魏忠贤进宫的本管太监孙暹，与御马监太监，魏忠贤的照管老叔刘吉祥，死后都选择在京师西郊香山碧云寺附近埋葬。

香山碧云绕魏阉(3)

香山地处北京西郊，山峦起伏，风景清幽，由于山顶有石，状似香炉，故有此名，是一处名胜之地。据明朝内阁大学士商輅在《香山永安寺记》中的记载，永安寺在唐朝时便已经建立了。历金、元两代，香山的地位更加重要，不仅皇室与名流经常来此，而且永安寺也香火旺盛。而碧云寺的前身碧云庵，便是由元人耶律阿勒弥所建。香山逐渐成为北京附近一个佛教名山。 到了正德九年（1514年），明朝御马监太监于经在碧云庵的基础上，修缮而成碧云寺。碧云寺的地位逐渐超过了永安寺，成为明朝皇帝、太监们拜谒佛祖、求香还愿的重要寺院。明神宗为碧云寺题写扁额，称“苍松古柏，水天一色。”碧云寺附近也成为太监们首选的墓地之一。 魏忠贤也正是看中了香山碧云寺的环境清幽、木铎阵阵，将碧云寺后选为他的墓寝之所，并从天启三年（1623年）开始建造。为了修筑陵寝，魏忠贤耗费了国库大量存银，这在许多明人的奏疏中是可以看到的。魏忠贤的陵寝规格是远远超越他的身份的，是仿照皇陵的标准建造的。不仅有石马、石羊、石虎，还有石人。按照《明会典》的规定，三品以下官员是不能有石翁仲的，而魏忠贤的官职仅为四品，却有石翁仲，并且高达3米，与十三陵皇陵3.2米的石翁仲相差无几，远远超过明朝大太监田义墓前的高2米的石翁仲。而且通过这次出土的石翁仲看来，雕刻装饰非常精细，十分罕见，也是违反规制的。而在石翁仲鞭的手柄与鞭的连接处，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二龙戏花”图案，而非“二龙戏珠”。因为龙的图案一般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魏忠贤陵墓用龙与花的结合，代替龙与珠的结合，一方面是要比附皇帝，另一方面，又不敢明白地表达出来，所以做了折中，这些都反映出魏忠贤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的自诩。 尽管魏忠贤为身后世做了详尽而奢华的安排，但造化弄人，天地无情。在熹宗去世后，魏忠贤很快失势，自缢后被戮尸于河间府。他的尸体自然也未埋葬到那豪华的墓寝中。清军入关后，魏忠贤的党羽葛九思等随清兵入关，将他的衣冠葬于碧云寺后，立了一个衣冠冢。但由于魏忠贤臭名昭著，为了防止人们发现，未写祠额，也未在墓碑上刻字。 尽管如此，在康熙四十四年（1701年），魏忠贤的衣冠冢还是被人发现，康熙帝下旨“魏忠贤墓，着交与该城官员，什毁铲平。”这一豪华坟墓从此变成残碑断垣、蒿草丛生的荒凉之地。 一代权阉，生前何其显赫，死后却惨遭戮尸，甚至衣冠冢也未敢书写姓名，即使这样，陵寝还被后世铲毁。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造化弄人，世事沧桑。这些恐怕不是魏忠贤踏入宫门那一刻所能想象的。在明末那个动荡之世，魏忠贤成为时世的创造者，但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一颗棋子，受到历史无情的摆布与嘲笑？如今，一切都已成过眼云烟，香山碧云依旧在，枭雄豪杰何处寻。游玩的人群往往过寺而不入，径自上山，去眺望远方的风景。而历史的风景，却逐渐褪去，一如那木铎声声，余音绕梁，却匿于群山了无痕。只有历史被再次翻开时，才惊醒了春梦。(赵献海)

海淀一勺米万钟(1)

在颐和园慈禧太后居住过的乐寿堂前的庭院里，横卧着一块海青色的大石头，上面刻着乾隆皇帝的手书：青芝岫。这块大石长8米，宽2米，高4米，重达20吨，“漏透且瘦”，就象立在当院的一架屏风。据说这块巨石原来长在房山区的深山里，那它是如何迁移到西郊的呢？这还得从明末著名书画家米万钟说起。 米万钟（1570—1628），字友石，又字仲诏，自号石隐庵居士，陕西安化人，后移居顺天宛平县(今属北京)。宋代著名书画大家米芾（米元章）的后裔。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仅25岁的米万钟考中进士，进入仕途。虽然称不上少年得志，也算是学途顺利。只是斯时的明王朝已是大厦将倾，一派颓废之状。满超文武不思救国良策，一味的争强斗气，结党营私，腐败横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年轻的米万钟没有力挽狂澜的壮志，于是继承先祖衣钵，以书画为命，大隐于朝。他的书法以行草最佳,直接师法先祖米芾；画作以北宗为楷模，山水细润精工，而且深得先祖泼墨真传，善画巨幅长卷。目前收藏于苏州博物馆的《刘景孟八十寿诗轴》，书于天启元年（1621），凡5行，806字。长达171.1厘米，宽40.6厘米。陶宗仪《书史会要》中称其"行得南宫家法与华亭董太史齐名，时有南董北米之誉。尤擅署书，擅名四十年，书迹遍天下。"与董其昌、邢侗、张瑞图并称为"明末四大书画家"。 米万钟一生酷爱收藏奇石。书画家以石为友，是中国的传统。明代的沈周、蓝瑛、王纯，清代石涛以及现代的齐白石、傅抱石，等等，都是著名的藏石家。奇石、山石就是中国画主要描绘对象之一，书画家们能从奇石中获得空间艺术美的感知与共鸣,从心灵深处有所顿悟,并将其转化成艺术创作。与一般文人墨客收藏奇石自适其意不同,米万钟收藏奇石更多的是寄托不平,当世人称“仲诏先生独嗜石,亦其胸中磊块。李白所谓‘五岳起方寸’,隐然诅能平者耶”。出于对实事的不满，米万钟从进入仕途伊始，即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书画创作和搜求奇石，并因此得了个“石痴”的绰号。早在初入仕途，外放六合县县令时，米万钟即“自悬高赏”搜购雨花石，且"衙斋孤赏，自品题，终日不倦"。他先后收藏了18枚奇石，并分别以诗句命名，如“三山半落青天外”、“门对寒流雪满山”等，还请画家吴文仲作成《灵岩石图》，请胥子勉写成序文《灵山石子图说》，这是照像技术发明以前，中国最早的关于奇石的图片记载之一。 大概是这种“大隐隐于朝”的作风发挥了作用，米万钟的仕途倒也很顺利。天启初年他已经做到了江西按察使的位置，成为一方大吏。天启年间阉党得势，大肆打击以忠正自命的东林党人。米万钟虽然没有参与到党争之中，但他超然事外，不媚阉党的态度还是惹怒了魏忠贤一伙。天启五年（1625年），阉党党羽倪文焕上书弹劾，米万钟被削去官籍，赶回老家。 崇祯皇帝即位，铲除阉党，平反冤狱，米万钟被召回，封太仆少卿。太仆寺主持马政，是明代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民间养马的政策在明朝后期已经废止，但官方养马仍然存在，而且掌握着一大笔民间改折征收的马银，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太仆寺的副首长，米万钟可谓大权在握。崇祯皇帝有励精图治的雄心，满朝大臣当时也颇怀抱负。米万钟则不然，他似乎已经看透了明王朝行将就木的命运，依旧是寄情山水，纵性于奇石。 当时的皇亲显贵有营造私家园林的风气。在西郊有一块原始沼泽湿地，既海淀。当时的海淀分为南、北两部分。在北淀，武清侯李伟首先建起一座清雅园。米万钟随后在其侧建起一座勺园，“取海淀一勺之意”，又名“风烟里”。勺园方圆不过百亩，但构造奇特，路径幽曲，时人有“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的说法。勺园建成后，前来游玩的士宦很多。米万钟考虑到勺园地处西郊，往来不便，于是又制作了很多花灯，把园内风景尽数绘在灯上。京城人士更觉玄妙，名之曰“米家灯”。时人有诗云：

海淀一勺米万钟(2)

春城何用踏郊原，双炬悬来景物繁。 金剪裁成西麓锦，玉绡叠出上元村。 天工暂许人工借，山色遥从夜色翻。 恍惚重游邱壑里，米家灯是米家园。 米万钟喜欢奇石，勺园中自然不能少。《帝京景物略》称其中“乱石数垛”，现今颐和园中的蕴含“峰虚五老”之意的五块太湖石既是从勺园中移去。只是米万钟没想到，他一生寄托不平的奇石却成了他丧家的元凶。 一次，他在房山地区发现一块通体透漏的大青石，非常喜欢，准备运回，“置之海淀勺园中”。可是这块石头实在太重，米万钟雇用了100多人，用了40匹马，拉了7天才把它运出山。后来有人建议仿效秦始皇修长城，在冬天沿路挖井，把井水泼到路上冻成冰，把石头置于冰上滑行。米万钟采纳了这个建议，倾其家财修了一条大路，并在路旁每隔三里凿一眼小井，五里凿一眼大井，等到冬天起运。只是这项工程实在是过于庞大，米万钟耗尽了家财也没有完成这项计划。巨石最终只运到良乡，米万钟即已倾家荡产，不久抑郁而亡。后人因此称此石为“败家石”。 米万钟虽然死掉了，可败家石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而且在民间传说中与那位足智多谋的刘墉刘罗锅联系到一起。乾隆年间，皇帝谒拜西陵，路过良乡，见到这块奇石，非常喜爱。于是问随行的刘墉此石的来历，刘罗锅很会揣摩皇帝的心思，见他看上了这块石头，就说："这是明朝米万钟在房山发现的一块灵石，他想运回海淀，但是这块灵石嫌到米家去是大材小用，就蹲在良乡不走了。"乾隆一听大喜，立即下旨将其运往圆明园内的清漪园乐寿堂。当时乐寿堂正门已经修好，只有1米多宽。奇石太大，要运进去只能先拆墙破门。可皇太后对此很不满，认为此石"既败米家，又破我门，其石不祥"。母亲发话，乾隆不敢违拗，可又不甘心，于是又向刘墉问计。刘墉请他对太后说：此石形似灵芝，会给皇家增添瑞气，昭示着人寿年丰，皇基永固！如果弃置荒野，那是很不吉利的。太后听后大喜，马上命令把奇石运进乐寿堂。为了讨母亲高兴，乾隆皇帝又给这块历经磨难的奇石取了个典雅吉祥的名字：青芝岫，并题写了"神瑛""毓秀"四个大字。青芝岫从此名满天下。 奇石和刘墉是否有关无从得知，但其在乾隆年间运进乐寿堂确是千真万确。只是此时的清帝国已经是行将日落，运一块败家石回来，实在是不太吉利。因此后人开玩笑说这块败家石是既败私家，又败皇家。 不管怎么说，这块青芝岫的发现人还是要归到米万钟名下。米万钟留下的遗迹还不止一块石头，北京大学中的未名湖、湖中的石舫、勺园都与米万钟有关。只是当时勺园的水面宽阔，现在则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小池塘。 （张金奎）

玄扈先生徐光启(1)

北京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有一天主教南堂，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南堂，乃建于光绪年间。但是，这一建筑的历史，可以远溯及十七世纪初年。明朝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出生于意大利的耶稣会士利玛窦在此地建立了他的一座小教堂。后来，他的传记作者裴化行说：“在北京南城门附近的居留地，利玛窦也开办了他的天主学堂，除了上述之外，还打算建立基督国家高度文明教养中心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的永久密切联系，片刻也不怀疑只要争取到知识分子，全中国也就争得了。”利玛窦的这种通过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沟通以达到传教目的的传教策略，在晚明基本上是成功的。据称，“一时好异者咸尚之，而士大夫如徐光启辈，首好其说”。因此，在南堂周围，就自觉不自觉地有一批中国的基督教徒在活动。南堂之东，就曾有徐光启修历的历局。 徐光启（1562—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在接触西学之前，徐光启无疑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是阅读着四书五经而长大的。他也不具备什么叛逆的性格，但却具有钻研的精神和讲究实际的学问风格。当时，在宗奉朱熹学说的人和宗奉王阳明学说的人之间，门户之争很厉害。徐光启虽然曾师从阳明学的学者焦竑，但是却仍然认为朱熹的学说是学习孔子的唯一途径。不过，另一方面，他对于事功显赫的王守仁却也深表崇敬之情。也许，在徐光启取舍的标准中，讲求实用是最为重要的。他说，学问最终归于两种，有用或者无用。从这种标准出发，徐光启对于天文历算、军事兵法和农政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有些学者说，徐光启的学问说到底是一种“实学”。有实学，就必得有实行，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实学。古人说，国家的大事主要有两种，战争或者祭祀。练兵和城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