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爱因斯坦，晚上临睡前讲拿破仑，在公共汽车上还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早年学校里的教育，也总是强调要做一名“人民的勤务员”，做革命的“普通一兵”，批判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说“将来要当工程师”都可以算是一种罪过，不像现在可以公开“叫嚣”“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野心”的形成，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生活逼的，二是读书读的。所谓“生活逼的”，就是在农村时有一种强烈的改变生活现状的愿望。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优越的人不一定没有“野心”，但从一种较恶劣的条件中走过来的人更容易不安于现状，力求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生活环境。现在大学里从农村来的学生刻苦，而城里的学生比较随意，容易懒懒散散。我想这种现象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想人活着是应该有点“野心”的，特别是青年人，“野心”不可没有。有“野心”不一定将来就能有成就，天时地利、个人能力等等因素多了；但若从一开始就没有“野心”，便很难会有成就，因为你就不会在那一个较高的目标下去吃苦耐劳、克已奋斗，你就会觉得吃那份苦不值得。干一件事是如此，活一辈子也是如此。在经济学里，这叫作“目标”不同，“路径!”不同；从一开始的每一步，都与最终的效果有着内在的联系。比如做学问，你若从一开始就仅想混个教授当当，那你就可以只把该考的试考好，该教的书教好，每年想办法发表两篇文章，过几年翻译一本外国人的著作，仅此而已；但你若是想真的搞通一些问题，提供一点创见，从一开始你就得把“摊子”铺开，把知识基础打得牢些、伸得广些，不能眼睛仅盯住那几门考试，否则你将来就不可能走到前沿去。因为知识就像一座金宇塔，底子不大，顶不会很高；你打下了一个大的底子，将来不一定就能爬到很高的顶上去。但若没那个底子，你就压根儿别想爬上去。再比如“做官”，如果仅想混一官阶，那你尽可以想法进入国家大机关，把视野放在本职工作、本单位人际关系上，不必学很多的知识，不必去提什么创见冒什么尖，老老实实、安分守已，作出一副忠诚样，到时也许有人提拔你；但若想真的做点大事，当个大政治家，你就得熟读《资治通鉴》，广交八方朋友，不贪图大机关的舒适，早早下到基层去从地方官做起，吃苦耐劳，几上几下，该韬晦时韬晦，该冒险时冒险。这样做也不一定就成大气候，但你若不如此却绝对成不了大气候，至少做了大官也不会成为名留青史的大政治家，做出些与众不同的事业让大家记着你。克林顿要不是一开始放弃了在华盛顿大都市舒舒服服当一个挣大钱的律师的前途，回到偏僻的阿肯色州“从基层干起”，也就不会有今天大总统的风光。“发财”的道理也是一样，若一开始不过就想混碗饭吃，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老来有一笔稳定的收入，子女有一栋像样的房子，你就可以找点没什么大利润、但也没什么大风险的买卖做做，早早就开始吃喝玩乐，进入“守成”阶段；但你若真的想“大发”，成一番大业，从一开始就得读书看报，学习管理，研究市场，想办法创新，干一些别人还没干过的事，兢兢业业、勤勤俭俭，把积累资本这件事本身当成事业、当成生活的乐趣，而不是一心想着挣了钱去怎么花。你这样做了仍免不了出现赔本赚吆喝的事，可能一辈子到头来还是小店一间，但若不如此，你就不大可能摘掉“小商小贩”的帽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已成了句特有所指的历史笑话，但此话也不能说全错。你有了大胆，不一定有大产，胆大得无边无际，完全没有现实基础，当然就更不会有那么大的产；但若没有一个大胆，却一定不会有大产。“大胆”不是“大产”的充分条件，但仍不失为一个必要条件。
人要有点“野心”，当然首先是指青年人，主要是指青年人。在生活之初，我们都既不了解社会，也不了解自己，不知道上帝究竟给了自己多大的“潜能”，而这种潜能不在一些“野心”的刺激下，可能就不会被调动起来，发展起来，弄不好就一辈子被埋没掉了。都说青春宝贵，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青春之所以宝贵，就在于那时你要想“闲在”，“机会成本”极高——多一份闲暇，你所损失掉的可能是你这个人一生的潜能、一生的成就、一生的“名利”。人一辈子长着呢，你先在年轻时奋斗一番，看看自己究竟能干什么，到了50多岁，知了“天命”，能进便进，不能进则退，闲在下来，享受生活，也不算亏，也不算迟，不仅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上帝，它没白白给了你一份天赋，你这辈子曾试图把它发掘出来加以利用。
当然年轻时不去玩而是去发奋读书干事业，机会成本也不小，因为青春美好，时光不再，此时不玩，更待何时，老了玩着都没大劲，那种时不我待的诱惑是致命的。看着现在的青年人有这么多好玩的玩法、好玩的去处，我经常想我的青少午时期要是放在今天会是什么样子。我们那会儿，反正也没什么玩的，没有郊游，没有电影，没有舞会，没有party，男女界线划得死清，闲下来只剩下光棍汉们实实在在的“穷欢乐”，相比之下读书就算是一种大乐趣了，你还能从书中知道天下竟有那么许多的乐和。直到大学时代也基本如此，所以我玩得不多也觉得损失不大。但现在需要明确：现在我们尽可玩他个轰轰烈烈，将来却也不要再抱怨得不到成功的机会。机会是为有准备的人预备的，没有办法。我们不能抱怨，因为你在当初玩过了、闲过了，已经在年轻时“赚”了一笔，这一笔只好留给别人去赚，你也并没有亏许多。经济学里解释许多问题时都要用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时间偏好”，即你更注重现在的享乐还是更注重将来的满足。更重视当前的人，对未来不大在于或不大乐观的人，往往会选择吃光喝光、及时行乐；而对未来较重视的人，则会存钱置家业，少时多读书。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问题，都不是当前一时一事上的最佳选择，而是整个一生“总满足”的最大化，要把问题放到一生的长时间去加以“算计”——在这里我们又“俗”一回：不是谈什么“远大理想”、“宏伟抱负”，而是谈有关“一生总满足”的“算计”。
“野心”一词，颇有些贬意，褒义词应是“雄心”。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所以称鸿鹄有“野心”；但在鸿鹄自己，野心就是雄心，不必忌讳。鸿鹄为了那雄心而卧薪尝胆、长期苦心经营的时候，总有些燕雀在一旁叽叽喳喳，“野心”之类的贬义词不绝于耳，倒是有点可厌又可恶，可算是对鸿鹄们的一种特殊考验。不过，“野心”一词，毕竟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对自己期望过高，能力有限而实际上达不到目标所要求的程度；此外还会因各种外在条件的限制、机遇不好等等，本来有能力却也无法实现目标，本来的雄心，最后沦落得“野”了一点。但我想即便如此，也一点不亏什么，只要能及时发现、及时承认、及时调整、不再去一条道走到黑就行。无论是“野心”还是“雄心”，两个词里头都有点冒风险的意思。谁能在一开始没有奋斗的时候、没有尝试过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行?试过了，不行，放弃，一点不丢人，合情合理，将来也不会后悔。我曾看到小说家王朔在他的一本集子的序言里说过这么一句话(大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这么一种信念，弄得许多本来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要来当作家，白费了半天功夫；同时说他不喜欢那种对信念过于执著的人，等等。我最欣赏王朔的地方就是他能把一切“胜子”都撕破了之后讲话，因此也欣赏他自己承认是天才的勇气。但对于没有那么高天分的人来说，我想在一开始仍然应该有当将军的“野心”，因为没有这份“野心”，不去尝试一下，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知道自己究竟是不是块当将军的料，只不过试过之后，一旦发现确实不行，要及时承认，以便及时回到安安稳稳过日子的道路上去；过于执著，一条道上走到黑，太累了，又没什么收益，不“合算”。想当将军是一种勇气，及时承认自己不是当将军的料，也是一种勇气，都是值得称道的。
(本文作者：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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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裙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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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并未深交的坏人朋友，可可竟然穿上了那条紫裙子。狂风撕打着她的身躯，也撕打着我的灵魂。
初中毕业毕业以后我就不再上学，准确地说是没有哪一所中学敢收留我这个手臂上有四处刀伤的学生。于是我正式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涯。先是学着拜了大哥，紧接着就是无休无止的打架、酗酒，不时地惹是生非，还经常去偷别人的自行车。总之所有小混混干的坏事我几乎都干过。
就这样混了四五年，派出所所有警察的生辰八字我都了如指掌，我甚至知道我的“事迹材料”就放在所长办公桌的右边的第二个抽屉。那一年我还不到二十岁。
每天晚上我都去“金三角”夜总会打发时间，把各种渠道上挣来的钱肆意花掉，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简直没有一点人性，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喝的价格昂贵的酒中，也许浸透着别人的血和泪。因为那时的我整天就和我一样坏甚至比我更坏的人混在一起。
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又在“金三角”喝得头晕目眩，正打算回去睡觉。但我总觉得这一次酒吧里有些不和谐。与平日里相比，我感到有一点刺眼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人很注重直觉，好几次有便衣公安在场，我就是靠直觉化险为夷。所以我不肯相信那是酒精产生的幻觉，努力地在四周寻找这刺眼的东西。我终于发现了不和谐的因素来自一个女孩子。她明显和我以及酒吧里自以为很酷或很前卫的人们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我看不见她的眼睛，只看见那条反射着霓虹灯色彩的紫色裙子，很简单的学生裙，应该是某个中学的制服。女孩子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斜眯着眼睛。
那时候我已经在和第三个女孩恋爱，但我仍然对这位女孩子产生了兴趣。不仅仅是因为她漂亮，我想更可能是因为看腻了红头发露脐装加破牛仔裤，我有些喜欢这条紫色的学生裙，就像过年吃腻了大鱼大肉，很想吃点新鲜蔬菜一样。看看，那时的我就：是这样一个坏人。
我挨着女孩坐了下来，她没有理我。我又掏出一支烟叼在嘴上，摊着烟盒问她：“你要吗?”女孩子毫不犹豫地接了一支过去，我忙帮她点燃，又回头大声喊：“两杯啤酒。”我的动机显然是不纯的，但女孩子仍然接过啤酒就猛喝。
过了不多会儿，女孩子突然抬头对我说：“你能帮我砍一个人吗?”我听了之后居然有些脸红，我原打算在这个女孩子面前尽量装成良民，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她识破了。于是我也不再掩饰，说：“行，你要砍他的左手还是右手?”女孩子紧紧地咬着嘴唇，狠狠地说：“不，我不想再见到他，只要你肯帮我，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我明白了，她一定是感情上受了伤害，才跑到这种不入流的酒吧来发泄一下。我没有半点迟疑地答应了下来。尽管我也不是一个好人，但我却痛恨和我一样的坏人。
那天晚上，若不是女孩子的父亲找到她，也许第二天我就会去找她的他了。我正打算问出那人的地址，女孩子的父亲就匆匆找了进来，连哄带劝把她带走了。
我有点不甘心；我接触过很多女孩子，但这种女孩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于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我琢磨着那女孩子一定住得不远，所以就天天在路口等着她。等了一个星期，终于在站台上看到她从—辆巴士上跳下来，紫裙子在阳光下非常好看。我迎了上去，说：“喂，你还没告诉我那人的地址呢。”女孩子发现是我，有点吃惊：“是你!”我笑了笑，说：“讲吧，他在哪儿，明天我就帮你把事办了。”女孩子也努力笑了笑：“不了，我想通了，由他去吧!”顿了一下，女孩子突然说：“你真好!”
我发誓自我记事之日起，她是第一个说我好的人。我爸妈被我气得把我扫出了门，从小学到初中，我几乎成了流氓、坏人的同义词。连隔壁邻居教育小孩也是说：“你要不好好学习，长大了跟黎云一样当混混。”但今天，居然有一位女孩子，而且是漂亮女孩子对我说“你真好”，那天晚上，我破例没有去喝酒，早早地回了家，享受那句“你真好”带来的温暖。
从那以后，每天下午女孩子放学时，我都在巴士站等着她回家，反正我有的是时间。每次看见她那紫色的裙子从车厢里飘下来，我就觉得眼睛特别舒服。然后我一路送她回家，再吹着口哨去干自己的坏事。从那时起，我觉得我不再24小时都是坏人，至少在和她在一起的十来分钟内，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好人。这时候我才知道女孩子叫可可。相处了一段时间后，我和可可已经相当要好了。可可甚至把我带到她的家里，手把手地教我玩电脑。我有些感激她的这种信任。因为没有人这样信任我，于是我对她说：“你不怕我把你家洗劫一空吗?我可不是个好人。”可可说：“我们是一伙的，你总不会吃窝边草吧。”
后来天凉了，女孩子不再穿紫裙子了，但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我们共同语言其实并不多，她讲的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只好先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