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华里，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个县的农民运动，广泛接触了群众，研究了群众的呼声，群众的创造，群众的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总结了当时农民运动伟大实践经验，热情地赞颂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创造，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批评了党内的右倾错误，驳斥了诬蔑和攻击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提出了正确对待农民运动的意见和发动农民斗争的方针。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每到一个地方，总是不放过一切机会接触群众，同工人、农民、教师、妇女等各界群众进行交谈，召开各种座谈会，调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情况，城镇、商业、手工业的情况。1930年至1933年，毛泽东在革命根据地写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为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提供了实际依据。毛泽东在1964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回顾说：土地改革纲领(1933年文件)，我在这前后费了10年功夫。不费10年功夫，是搞不出来的。在大革命时，我办了两次农民运动讲习所，广州一次，武汉一次，也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解决。还是以后在兴国和其他地方进行了8个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才解决了问题。这是群众教育我的，说应该这么办。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黄金时期，也是他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跟群众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的最好时期。比如，一次，陕甘宁边区一位劳动模范与毛泽东谈话。劳动模范心里好奇怪：毛主席怎么啥都知道呀?莫说世界大事，就连延安县有多少巫神，咱乡开了多少地，他都一清二楚呢，哎呀，可真了不起!毛主席的眼睛看到每一个地方，每一件事情呢，他真是啥都操上心了!毛泽东是这样注重农民，他说：“只要把中国农民的事情办好，中国的事情就办好十分之八九!”他和劳动模范一同商议：怎样能使农村的生活过得更美好?这位劳动模范为他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这种对人民的亲切、诚恳、和蔼的态度所感动。毛泽东对中国农民和农村有特别深切的了解，有特殊的感情。他在延安杨家岭和农民作朋友，同劳动模范交往、亲切谈话，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榜样。在建国初期和随后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尽管日理万机，工作极其繁忙，仍然多次巡视祖国大江南北，深入到工厂、工地、田间、连队、街道、学校、商店、托儿所、食堂等许多基层单位调查了解情况，同各方面的群众保持了密切的联系。毛泽东为了更多地具体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党的农村各项政策贯彻落实的情况和问题，曾积极鼓励在他身边工作的中央警卫团战士回乡调查。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亲自给他们讲解调查研究的意义、好处，以及调查什么，怎么调查，等等，还亲自写了“出差守则”。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后，他又亲自听取和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详细询问农村各方面的情况，农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并对他们所作的社会调查给予热情赞许。他在听了湖南、湖北两省籍的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了解两省6000万人口的情况，用了三个钟头。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他伸出三个指头比喻说：你们见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他建议战士们今后两个月写一次信，了解家里有没有吃的、生产情况和合作化情况。他说：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他把这种间接进行调查研究，作为自己联系群众、了解实际情况的一种辅助方式。

1960年底，我国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刻，全国城乡严重缺粮，许多地方出现了浮肿病，有些省份出现了人口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情绪沉郁，忧心如焚。在12月26日这一天，他又找了身边的6位工作人员说：现在全国人民遭了灾难，人民生活困难，我很不放心，你们6人到河南信阳专区去调查研究，了解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农村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存在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群众有什么意见，都如实地反映上来，不能隐瞒。他们下去半年后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说大办食堂并不好。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的错误，在1960年3月，毛泽东先后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八届九中全会和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向全党着重提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问题，实际上也是倾听群众呼声，不脱离群众的问题。他说，最近几年，我们有许多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大概是官做大了，调查研究工作不大做了，或者不那么认真了，不到下面去了解情况，研究问题，不去接触群众和干部，或者接触他们的时候，老是教训人，而不是跟他们商量、交换意见。这是很不好的，是很危险的。毛泽东在对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人忙于行政事务工作而不作调查研究、脱离群众的毛病提出批评的同时，也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我自己的毛病当然要坚决纠正，也希望同志们从此改正。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把1961年搞成一个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1961年1月中旬，毛泽东决定派三个调查组去浙江、湖南、广东搞农村调查，组长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毛泽东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给以指导。1961年4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任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请他为中央起草一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并要求参加会议的同志应利用会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10天至15天功夫，向群众寻求真理。在中央发出这个通知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少奇于4月初至5月中旬带领调查组到湖南长沙、宁乡县农村进行调查；周恩来于4月28日至5月14日期间，带领工作组到河北邯郸农村蹲点调查；朱德于3月24日至5月5日期间到四川、陕西、河南进行调查；邓小平、彭真率领5个调查组在北京市的顺义、怀柔县进行调查；陈云于6月下旬到7月上旬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作调查。在广泛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的基础上，又在1961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召开了北京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作了重要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了分配上供给制部分的规定，停办了食堂，从而进一步解决了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规模问题、公社内部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解决了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要求、呼声、情感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拥护。

毛泽东的伟大之处是深刻了解群众，时时、处处、事事都同群众相结合。他的一系列富有独创性的著作、思想、政策，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绝不是他一个人头脑中空想出来的。事实上，这些都是中国人民在各个时期的情感、要求、呼声和经验的集中反映。向群众学习，调查群众的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吸收群众的经验，这是毛泽东思想、政策的来源。他说过，“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宣传)，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38]毛泽东的思想、政策、办法都是从广大人民群众中间来又回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也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作宣传解释，贯彻到群众中去，检验它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

毛泽东是中国人民利益、人民情感的最好的体现者、代表者。他的天才、聪明、智慧是中国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的高度集中的反映。他把人类几千年科学思想结晶下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丰富生动的实际相结合，也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中国实际情况之中，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要求和呼声相结合，因此他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能够把广大人民的天才、聪明、智慧高度集中起来，化为自己的天才、聪明和智慧，以指导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泽东在1960年3月一次会议的插话中说：《毛泽东选集》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代价的。这就是说，毛泽东著作是在广大人民群众流血牺牲的伟大斗争中写成的，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坚持同群众相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这是毛泽东的胜利之本，成功之路。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最根本的问题，是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原则，脱离群众，没有很好同群众相结合。

第三，向人民负责，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

毛泽东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向人民负责，为人民的利益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他曾指出：“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39]他还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40]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为人民利益可以舍得一切，只要对人民有益的批评意见，理所当然地要虚心采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对人民负责，就应该善于听取批评，接受批评，就必须有勇于改正缺点、修正错误的这种大无畏精神。只有善于接受批评，勇于修正错误，才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消除自己身上的“病苗”，防止腐败，不断完善自己。毛泽东既是我们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们党的楷模。

毛泽东重视党外人士的“精兵简政”意见，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向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连续“扫荡”，实行了“三光政策”，国民党反动派也加强了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内，解放区遭到了极大的困难，部队给养不足，群众的负担也很重。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在延安大礼堂开幕。米脂县参议会会长李鼎铭先生在会上提出了一个“精兵简政”的提案，其主要内容大致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胜量，提高工作效能。“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这一议案提出后，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提倡精兵主义，部队就不能发展。”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先生提出这个方案的动机，而毛泽东对这个提案却非常重视。他反复看了这个提案，拿起红笔把重要段落圈了起来，旁边还加上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当“精兵简政”议案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鼓掌走到台前，深刻地阐述了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并对一些不正确的批评进行了反批评。他说：在抗战初期，采取精兵主义自然是不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全面抗战已经四、五年了，人民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我们的大机关和不精干的队伍，又不适合今天的战争环境。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环境变了，还是死啃不合时宜的条文。我们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评论“精兵简政”提案在参议会上获得通过，把它提高到政策的高度来推广实行。在两年多时间里，就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在精兵方面，部队内部精简，裁并了一些机关，一部分人民充实到战斗单位；一部分人员送到学校去学习提高与深造；一些老弱残废人员转到生产战线及地方机关工作。在简政方面，精简了机构，精简了人员，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内部机构裁并了四分之一，直属机关从35个单位减少至22个，边区减少了13000多人的经费粮食预算，边区政府建立了合署办公制度。合署办公前，各厅局共有700来人。合署办公后，只有280来人，占原来人数的百分之四十。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有效地解决了各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