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在一时不受重用的情况下，便忧愤而死，实在是“志大而量小”。项羽的失败自刎是发人深思的。毛泽东在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他提出：“项羽有三个错误，如鸿门宴不听范曾的话，放跑了刘邦；（楚汉订立的）鸿沟协定，他认真了，建都徐州那时叫彭城。”毛泽东对项羽败走乌江时，以“与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今天一人还”为由，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于是自杀而死，是不赞成的。

对屈辱的人生逆境考验和挑战，毛泽东说“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把在北京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共13个人，叫到自己的家里，搞了一个聚餐会。毛泽东先讲了一大段战国时张仪和苏秦两个纵横家交谊的故事。说张、苏二人本为同学，苏秦先在赵国做了相国，张仪却在楚国混不下去，跑到赵国来投奔苏秦。苏秦怕他在赵国依靠自己，安居下来，不求上进，做不出大事，便有意冷淡他，使张仪决心要赌气到别的地方去，苏秦又暗中出钱并派人把他送到了秦国，还为他打通了升官的各种门路。后来，张仪果然在秦国当了相国，一提起苏秦还是咬牙切齿。这时，苏秦派来帮助张仪的人对他讲了实情。讲完后，毛泽东把自己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体会告诉聚餐的人们：“你们看，苏秦对张仪是好意还是恶意？……人就是要压的，像榨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毛泽东接着这个话题，说开自己的历史：

“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的，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掉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过话吧！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也不是生来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讲的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指《战争论》——引注）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讲一次课，整整要花一个星期的时间作准备，而且其中还要有两个通宵不睡觉。准备一个星期，讲上两个钟头的课，就卖完了。课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作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

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讲了一大段自己在中央苏区挨整的经历。得出的结论是：“可以锻炼革命意志。”

毛泽东用自己的经历要说的道理，无论是“人没有压力不会进步”，还是“锻炼革命意志”，意思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在挫折、屈辱、逆境面前，必须信念坚强，知难而不避难，逆境而进，把坏事变成好事。

这个意思，或许毛泽东在女儿李讷大学毕业时送给她的四句话里表达得更详细：“1.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3.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4.在命运的迎头痛击下头破血流但仍不回头。”毛泽东送女儿的，无疑是自己的经验，是对自己的经历的反思，以及自己的现实心态。在屈辱面前信念坚强，逆境而进，进而不退，知难而不避难。这又是毛泽东在荣辱观上遗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值得恢宏光大的。

[1]《管子·牧民》。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5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5]《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872页。

[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7—68页。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8—89页。

[8]《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页。

[9]《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0]《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

[11]岳飞，南宋时抗金民族英雄，为主和派秦桧诬陷杀害；文天祥，南宋时的文学家、政治家。在抗金战争中，为叛徒引兵击败，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曾静，清研究程朱理学的学者，因策动反清被杀害；戴名世，清史学家，因著有《南山集》、《孑遗录》造成文字狱，被杀；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被国民党杀害；方志敏，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创始人之一，被国民党杀害；邓演达，国民党左派，被蒋介石秘密处死；杨虎城，西北军领导人之一和西安事变主要发动人之一，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秘密杀害；闻一多，著名诗人、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因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支持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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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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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参见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02页。

[13]《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

[14]《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15]《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16]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和长征，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6队队长，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17]《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

[19]《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7页。

[2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2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7页。

[2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07页。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2页。

[2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1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2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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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毛泽东的幸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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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幸福观，是无产阶级对幸福的看法和态度。毛泽东强调人民是幸福的主体，坚持个人幸福与人民幸福、社会整体幸福的统一，坚持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坚持创造与享受的统一，认为劳动、斗争是幸福的基础和源泉，把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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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是幸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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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人们在生活中对人生的感受和评价，是美好的象征。人类对幸福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外的思想家们对幸福作出过多种的解释，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基本回答：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禁欲主义，鼓吹弃绝尘世，追求“天国幸福”。中国宋明时代的理学家，把“理”与“欲”对立起来，认为人的追求幸福是邪恶的“人欲”，是“天理”——封建等级的伦理秩序不相容的，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一种是把幸福归结为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1]；还有一种是介于以上两种对立的幸福观之间的。应当肯定，历史上各种形态的幸福观，从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人类对幸福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对旧唯物主义幸福观评价时所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现实的幸福。”[2]但它们毕竟是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从唯心史观出发，离开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而抽象地谈论人的幸福问题，既无法理解幸福的社会的和阶级的内容，不懂得实现幸福的正确途径和方法，也不能正确地说明幸福的真正意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之后，才真正得出了关于幸福的科学认识。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存在着对自己生活境遇的感受和评价问题。在阶级社会里，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每个人都站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上去感受生活，认识生活，去理解和评价生活，谋求幸福，从而形成了对人生目的和追求的不同，对幸福内容的不同的甚至根本相反的理解，这就决定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和集体，有着不同甚至相反的幸福观。封建地主阶级追求的幸福是维护封建等级特权，榨取农民的血汗，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娇妻美妾等等。资产阶级追求的幸福是金钱，正如恩格斯说的，“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3]他们可以不择一切手段地去榨取工人的血汗，以获得更大的剩余价值，去赚更多的钱，在生活上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腐朽糜烂；而无产阶级则把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

在阶级社会中，在一般情况下，幸福观是带有阶级性的。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的幸福，都是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的基础上，都是以极端利己主义为核心的。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则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坚持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的幸福观，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把个人幸福建立在阶级、集体幸福基础上，认为幸福的主体是人民。早在少年时代，他就提出怀疑：为什么《三国演义》、《水浒传》中没有农民的主人公呢?为什么地主豪绅占有土地，自己不耕种，却过着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替他们种地的穷人，反而忍饥挨饿?这是对剥削者、统治者把个人幸福建立在劳动人民痛苦之上，这种不合理现象的直观否定，也是对幸福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人问题的朴素思考。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观察问题，明确认识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也理应成为幸福的主体。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4]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为了人民群众从被剥削、被压迫的不幸生活中解放出来，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真正成为幸福主体。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他经常教育共产党员，要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改造社会，为“人民自由幸福”而战斗，要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幸福。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艰苦奋斗，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毛泽东一生为革命，一生为人民，一切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一切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把人民群众视为幸福主体，把人民的利益和全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舍己为公，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