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今，而且有着超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在我成年之后，和父亲之间的长谈短叙，又何止千百次。而每一次都能让我回味无穷。我喜欢和父亲讲我内心的苦与乐，凡是能让我愉快的事，父亲都能与我分享，并为我骄傲；而凡是让我困扰的问题，父亲又能及时地替我排忧解难，让我豁然开朗。和父亲谈心，可以免去许多无谓的解释，省掉许多拐弯抹角的麻烦，永远是直来直去，一点即通。他真能称得上是我一生的名副其实的心理医生。

如果说，古往今来，人们总是把“严”与“父”连在一起，我家则没有“严父”，有的只是“慈父”。慈父的爱是平实而厚道的。我于2005年春节时分，回京小住两个月。不幸的是，刚下飞机的第二天，父亲就因高血压而不得不住院治疗，为期整一个月，其间正好是合家团圆的一年一度的中国年。我和妹妹几乎天天往医院跑，父亲见了我们，除了高兴以外，别无要求。他是那种从不愿给女儿们增加心理和身体负担的父亲。他坚持不让我们给他送饭，说是医院里伙食很好的。其实，大凡住过院的人都知道，医院的伙食十有八九难以下咽。可是拗不过父亲，也只好顺其自然。我在京的第二个月，父亲出院了，回到家的父亲仍带着一脸的病容和疲倦。他却一定要自己下厨，为我烧几个他的拿手菜。他做的红烧肉，肥中带瘦，油而不腻；他做的焖牛肉，既嫩又鲜，美味十足。而他最拿手的是素烧豆腐，则是外焦里嫩，且清淡可口。为了让父亲高兴，我总是一改淑女的风范，狼吞虎咽地吃，心里却一阵阵地发酸。

两个月的光阴只不过是急景流年一瞬间。很快就到了我告别年迈的父亲返回地球那端的日子了。临别之时，父亲赠给我十条座右铭，工工整整地写在一张极普通的纸上，我拿在手中，却觉得有千斤重，因为那上面记录下的全是父亲对女儿一生平安的愿望。

父亲一生尊重他人，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之多，范围之广，到了令我吃惊的地步，上到同行或非同行的知名教授，下到传达室看门送报的老先生，应有尽有。这完全是因为父亲不仅是一个研究理论的专家，同时更是一个生活实践的专家。他对生活的大事小事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年轻因病长期住院时，曾对口表和腋下表的相差数值做过专门的对比研究。他在博士生的面试时，会突然问上一个问题：“市场的黄瓜卖多少钱一斤？”把只注重读书的学生问得目瞪口呆，而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谛。他以为一个搞社会科学的人，首先必须立足于了解社会，懂得生活，不脱离实际才行。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是一个能将理论和实际融为一体的专家。

六、蓦然回首(11)

在平日的自我生活中，父亲总是以追求平实为主。他一生不穿皮鞋，原因是他的两只脚受不了皮鞋的“管制”，不能顺其自然地舒展。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授课、讲学、参加会议、出国访问，总是一双布鞋陪伴着他，他觉得这样才走得平稳踏实。父亲也从不穿西装打领带，而是家里家外都以便装为主。他的穿着打扮完完全全就像他的为人，来得那样实在而毫无虚假。

父亲今年七十有余，到了这个年龄的人，大多因为吃力地活了一辈子，举手投足之间，渐渐地蒙上了“灰尘”。然而，他却不！他的所作所为中仍旧透着一种清新、智慧和乐观。父亲在我心目中永远是伟大的，这种伟大是有别于母爱的一种伟大，是近乎于神圣的一种伟大，是父女之间的、你心知我心的、和着爱与理解的一种伟大。我相信女儿绝对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我爱我的父亲，我为今生今世能做他的女儿而感到无限的自豪和骄傲。

5姐妹情深其乐融融

我的父母尽其一生的努力，生养培育了“二千金”，我和妹妹。

我和妹妹相差八岁。我是在“大跃进”战鼓中出世的，而她则是在“文化革命”的号角中诞生的。这使我们姐妹俩的性格各异，每个人都带着历史的烙印。我总有着一种“吃不饱穿不暖”的自卑，而她则常常带着一种“造反有理”的勇气。

年龄的差异让我们总会在相同的岁月里做着不同的事。当我已经能写会读一个个方块字时，她却仍在摇篮里津津有味地“研究”着她的奶嘴；当我已经懂得倚窗赏雪时，她刚好能够自己站立；当我能够“文情并茂”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写在一篇日记中时，她还为不能在幼儿园里参加跳舞而哭鼻子。再后来，当我的恋爱谈得如火如荼、方兴未艾时，她还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学里啃书本。终于，当我结婚生女时，她才尝到了男女相爱的甜美。

年龄好像把我们划分到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去了，岁月好似将我们彼此的情感淡化了。实际上，我们姐妹俩仍旧有着相互热爱、相互怜惜、相互关照、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一种浓浓的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一份姐妹情。

妹妹刚一从母亲肚子里爬出来，就有着一种惊人的、与众不同的美。真的，她是个难得的漂亮宝宝。她长着一头柔细黑软的卷发，摸摸像缎子似的，却始终卷着，卷得天真，卷得自然。齐耳的短发勾画出一张粉白色的小圆脸，一双又大又圆的眼睛，闪着憧憬的、可爱的、嫩雅的光。陪伴着这双大眼睛的，是一个娇小的鼻子和一张爱笑的小嘴。

人人都夸妹妹长得可爱，这让我既骄傲又嫉妒。我那时是一只其貌不扬的丑小鸭。丑小鸭姐姐陪着美丽的天鹅妹妹无论走到哪，妹妹的光辉都将姐姐遮住了。在妹妹的光环里生活，我很不快乐。但我能拿她怎么办？她是我妹妹，我还是决定爱她。

爱的记忆里，永远挥之不去的是，我和表弟每人手里拿着一块松软、柔黄的蛋糕，边吃边兴致勃勃地观看母亲为妹妹换尿布。我们不光看，还品头论足的，好像我们小时候都比她“高明”多了。现在想起来，当年那种雅兴和享受，绝不亚于如今坐在美国现代的电影院里，边吃爆米花，边欣赏朱莉亚?罗勃兹的演技。

幼年时节的妹妹很可怜的。由于我祖母早逝，外祖母又终年疾病缠身，父母都忙着“闹革命”，所以，只好把妹妹托到别人家代为照料。妹妹一周六天吃住在别人家里，只有周日才接回来。所幸的是，这是一个五口和睦之家。儿女都大了，丈夫依旧工作，妻子便在家带我妹妹。妹妹生性随和，她的加入，无疑给那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准确地说，在我求学期间，只是一个人忙，我和妹妹的生活毫无接轨之处，除了我们同在一个屋檐下吃饭和睡觉。直到我20岁由护士院校毕业后，才突然发现身后还有个12岁的妹妹。这一“发现”，让我如获至宝。原来，在除了父母、同学和老师之外的世界里，还可以找到一个“衷心崇拜”我的小人。

六、蓦然回首(12)

妹妹虽然年少，但她极聪明，悟性又强。于是，她便很快地成了我的忠实听众、追随者和生活上的参与者。她在我那些轰轰烈烈的、惊天动地的恋爱生活中，起着衷心相伴、排忧解难的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尽管她那时还是个中学生，她却十分成功地扮演了一个知心朋友的角色。年龄对于我们姐妹来说，从来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彼此用“爱”和“心”编织出一条五彩缤纷的纽带，她将我们姐妹的心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我和妹妹虽都处在花样年华的黄金岁月里，不幸的是，我们爱美的年龄正好赶上了灰蒙蒙的年代。男人是一色的中山装，女人也只有在假领、围巾上做一点点小小的花样翻新，来点缀和满足一下少女爱美的心。但只要是有亲朋好友送给我们姐妹一两件新颖一点的时装，她都主动地让我先挑选，她只心甘情愿地穿那件挑剩下的衣服。

因为我父母没生儿子，而我又自幼体弱多病，但妹妹却总是无病一身轻的样子。所以，无论是我，还是父母，都把妹妹当“男孩儿”用，家里有点重活脏活，都是妹妹责无旁贷地胜任了。有时，倒像她是我的姐姐。

20岁以后的妹妹，出落得颀长纤细，长发披肩，头发虽不再像儿时那样卷曲了，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流线型的美。最让人砰然心动的还是她那双柔情似水的大眼睛，媚而不俗。和她这美丽身影相配的是她那甜润而清晰的歌喉，她唱的歌总是飘飘洒洒，似有若无，可以把人带进一个美妙的梦乡。除了有歌相伴的日子，妹妹对绘画、摄影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妹妹的动手能力极强，她学的虽是图书馆专业，但她却以精通计算机而著名，她曾担任了多年的北京市委党校的网页设计的工作，并且承担着一部分计算机的教学任务。然而，让我最羡慕的还是妹妹有个十分美满幸福的家，有个爱她的丈夫和非常乖巧的女儿。

如今，我和妹妹虽然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半球上，然而时空就像我们的年龄一样，它从不会阻断我们姐妹之间的那份真情。天地再广，人间再杂，我是她唯一的姐姐，而她则是我唯一的妹妹。这一个共同的“唯一”，就足以让我们彼此珍惜到永远。

6自我素描往事再现

我因为母亲的缘故，而想到自己是一个有着高贵血统的人；而因着父亲的缘故，又想到自己是一个书香门第的后代。由此，在我自己求学和发展的路上，我以为会有着许许多多不同的选择。然而，人不光是属于家族的，更是属于历史的。我所生的时代，规定了我一条别无选择的人生之路。

我出生在1958年1月。从我出生到1965年，除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以外，我接受过极其正规的幼儿园早期教育。

1965年9月份，我正式入学读书。那时的政策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就近入学。当时，我随外公外婆住在复兴门外的国务院宿舍内。他们认为住家周围没有好学校，而坚持将我的户口转到我外公的亲戚家。这家人住在西单民族宫附近，故此我可以经过考试，就读于五年制的北京试验二小。

入学的第一年，我每天由家里的保姆接送，搭乘公车往返于学校和住家之间。当年北京试验二小的教学是十分严格的，从一年级开始，功课就出奇地多。所幸，我的成绩一直良好，并很快戴上红领巾，成为少先队员，而且在老师的指定下，任中队委员一职。

好景不长。入学的第二年，即1966年“文革”开始，所有的大、中、小学一律停课闹革命。

我也就此转入住家附近的南礼士路的育民小学。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于是，从11月份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返校。

由于停课一年，返校之后，糊里糊涂地就上了三年级。不过那时的教学多一年少一年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亿人口疯狂的年代。对领袖的忠诚渗透在全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中，小学生也不例外。记得那时上课的标准坐姿是，挺胸抬头，左手背后，右手将毛主席语录本放在胸前来听课，只有到写字时才将语录放在桌上，用当时的时髦话说，是“语录”不离手，“主席教导”不离口。

六、蓦然回首(13)

当时，三四年级两年的课程除了算术、体育、音乐以外，语文课本多以毛主席语录取而代之了。许多字词、词汇的学习都来自于那本“红宝书”。那时年龄小，记忆力好，学生们都会背诵毛主席语录。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又学会了将“伟大的思想”同生活中“渺小的事物”对上线，那个年代，统称为“活学活用”。

印象中那时的作业，多数是抄写和背诵毛主席语录，每天交上一份学毛思想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就是写斗私批修稿、批判稿、活学活用毛主席语录的讲用稿。好在那时的文章都不难写，写来写去都是统一的套话。我那时担任红小兵排长，写稿的机会自然是要多于其他的同学。两年过去之后，居然也练就出笔头上的一套功夫。所以，直到今天我仍能将我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诉诸于笔端。

除此之外，那个年代，做得最多和最频繁的事就是上街游行了。大凡毛主席有最新指示发表、中央开大会开幕之类的事情，都要游行庆祝的。我们小学生那时多是从复兴门外的育民小学，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学生的装束大多是军装上衣，蓝布肥裆裤，黑色懒汉鞋。这是当时学生的时髦服装，无统一规定，大家都这样穿，没人愿意别出心裁。所以，远远地看上去，灰蒙蒙地一片，虽无色彩，却很整齐，绝不逊色于当今中国孩子的统一校服。

至于去工厂学工，拾麦穗学农，拉练学军，以及挖防空洞备战，那在我们的学生生活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每个孩子都习以为常了。

我真正开始懂得用功读书，是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那时的学校渐渐地趋于正规化，语文有了正式教科书，学校还开了算术、音乐、体育、美术、珠算、大字、常识和政治课。再加上重新分班组合，我们班的孩子大多数来自于国务院、铁道部、煤炭部等各大机关的知识分子家庭，学习的气氛较之以前要强多了。

凭着我的要强、认真精神，成绩一直很好。但即便是在课业增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