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中队的队长。

问：回来后还与两位侄子在一起吗？

罗：没有，训练完编队就分开了。

问：何时开始出车？

罗： 1939年10月。因我们训练完后暂缺车辆，待新加坡南侨总会捐助了一百多辆车子过来，我们就到缅甸腊戍接车，及时装上物资，就开始了滇缅路上的运输。

问：与您在一起的南侨机工，海南人多吗？

罗：我们队里三十多人是海南人。从分队长、中队副到队员，虽然我们在路上很辛苦，但停下来聚在一起就很愉快。

问：回来后生活上适应吗？

罗：刚到昆明时不适应，后来沿途都开了咖啡店，还有卖咖哩的。

问：当地人对南侨机工的看法如何？

罗：南侨机工爱打抱不平，当地百姓对南侨机工的印象不错。举个例子，当年的云南王龙云部队的士兵欺负一个经营“新时代”咖啡馆的店主，他告诉我们华侨，我们十多个人去找他们评理，那些卫队巡警知道华侨来了都跑光了（笑）。我们华侨对老百姓讲信誉，不欠债，百姓对我们的印象是好的。

问：在滇缅路上都运输些什么物资？

罗：机油、军火、平车炮等，出口的几乎都是桐油。

问：这些物资运往何处？

罗：当年西南运输处有几个大仓库，我们往返于缅甸腊戍、龙陵和下关之间。

问：回来后看到滇缅路上的险境害怕吗？

罗：这个在国外就有准备了。回来就不准备活着回去了，对于死是不在乎的。第一次飞机来炸昆明，我们也坦然对待。日本飞机几次轰炸惠通桥我都碰上，开始惠通桥下午三点钟才放车，后来炸多了，也就不在乎了。

问：把生死置之度外？

罗：是。

问：惠通桥被炸时，抢运物资是否特别紧张？

罗：当然紧急，各自的车子都装了很多货。我刚过桥，到老鲁田段桥就被炸。我一生都是幸运的。

问：日本飞机轰炸保山您知道？

罗：我在。我们在一山口煮饭，飞机飞得很低。天黑，我们进城，在南门看到很多烧焦的尸体，真是惨不忍睹!那都是我们的同胞呀!第一次闻到人被烧焦的味道，的确难闻！

问：知道中国远征军吗？

罗：知道，大部分是我们南侨机工驾车送出去的。

问：驼峰航线开辟，有部分南侨机工到印度您知道吗？

罗：知道，庄镜波等好多老乡，分两批到印度汀江机场，后来的一批更加艰苦，到印度兰姆伽，就像与我同一批回国的陈邦兴、谢川周他们。

问：知道华侨互助会吗？

罗：知道，在昆明。

问：机工复员一事呢？

罗：1947年才知道。1946年开始登记时我不在昆明，1948年最后一次复员我在下关，来不及了。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3)

问：新中国成立以后做何工作？

罗：一直在下关盐务局工作。

问：您认为现在还需要发扬南侨机工精神吗？

罗：当然需要！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我们民族的那种觉醒和凝聚力，让再强大的敌人也不敢小看我们。华侨的爱国热情更是少见。那种精神，永远需要。我们的下一代，需要爱国主义精神。国家要宣扬，爱国主义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永远倡导的！

一次不寻常的访谈,使我进一步了解了华侨华人,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南洋华侨。记得我在一本史书中读到，日本侵略军在占领南洋各地后，对华侨“检证”的对象主要包括：南洋华侨筹赈会中的活动分子，陈嘉庚的追随者，还有就是海南人——被认为有问题的华侨立即拉去枪决。

南洋华侨为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可谓付出了巨大牺牲！

遗孀想走滇缅路

2005年8月下旬，由云南省交通厅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重走滇缅路”活动，在昆明西站滇缅公路零公里纪念碑前举行发车仪式，场面热烈隆重，新闻媒体对此进行了宣传报道。在读到其中一段：沈桂英向记者讲述了六十多年前她丈夫和滇缅公路的那段不解情缘。沈桂英的丈夫叫李大勋，三年前在昆明去世，享年83岁。沈桂英还告诉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大勋和其他南洋华侨青年一道，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毅然从海外归国，参加到了抗战之中。抗战期间，李大勋在云南驿机场开汽车，专门负责军用物资的运输。她和李大勋在滇缅路上相爱，后来，她丈夫还将她接到云南驿小住过一段时间。那天她路过省交通厅门口时，看见很多人在那里，上前打听后才知道都是重走滇缅路的。沈桂英红着眼睛对记者说：“要是能早一点知道重走滇缅路活动，我一定会来参加的。提到滇缅路，我总会想起他。”简短的一段文字，留住了我的视线，勾起我对他们点滴的记忆。

李大勋夫妇是父亲生前常来往的同乡之一。

李大勋、李大林兄弟俩同为南侨机工，海南琼海人。他们的父亲早早地就离开家乡到泰国，待到回家探亲时，带回同父异母的男孩李大林。一年后，生下又一男孩李大勋。

年少时，兄弟俩一起随叔父到马来亚新加坡埠南奥汽车厂学技术。1939年3月又一起报名回国，服务于滇缅路上。抗战胜利，哥哥李大林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回到新加坡，弟弟李大勋与妻子沈桂英留在了云南昆明。

印象中，李大勋言语不多，而他的妻子较善言谈。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位想重走滇缅路的机工遗孀，我特地前去拜访她。已80岁的沈桂英老人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敏捷的思维，清晰地梳理起记忆中的往事。

1941年起，昆明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常拉警报。当时，年方16岁的沈桂英经同学母亲介绍认识了机工李大勋。一见面，她就被对方潇洒的气质吸引了，为之怦然心动：西装领带，铮亮的皮鞋，梳洗整齐的头发。最吸引她的，还是同学母亲对他的评价：“勤恳，能吃苦，一套行李就是他的家，经常工作在外。”

沈桂英老人爽直地讲述着，她的介绍人就是机工黎家明的岳母，即同学周琼英的母亲。

黎家明中等个子，浓眉大眼，皮肤白皙，加上他说话温和，看上去比较内秀。那是他生前我对他仅有的一点了解。在我查阅整理南侨机工资料过程中,在机工复员登记册中，载有黎家明的那一张历史档案，他一家三口的合影留给我深刻印象。妻子怀抱一未满周岁的孩子，丈夫右手紧搭在妻子肩上，俩人的双目既柔情又充满对未来的向往；丈夫的手臂揽住了妻儿、揽住了一个家庭。

黎家明，海南琼海人，1932年到马来亚，侨居新加坡。1939年3月报名回国，在西南运输处训练所接受军训以后，派往仰光装配进口汽车；1940年调入昆明西南运输处二十一大队直到抗战胜利。在此期间，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周琼英。周的父亲是一名中医师，在家自开医馆，其母在家主持家务；花季之龄的周琼英在文林小学毕业后就读于昆明女子中学。周家在昆明小普吉有三间房屋，其中一间租给几名南侨机工居住，因南侨机工在那里有一分队。住在那里的几名机工是黎家明、李大勋、陈宋义、沈代成、刘家汉等。周的母亲是个有心人，她仔细观察着出入家门的这群帅小伙子。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待人礼貌，勤恳耐劳，仪容潇洒，个个拥有技能；工作早出晚归，常常是清早五点多就出门；虽言语不太通，但没有给她找半点麻烦，休息天还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事。周母看在眼里,乐在心上,何不让女儿在这群帅小伙子中相上一个做女婿？言语不多，埋头做事的黎家明被周母相中了！在以后漫长的日子里，女儿周琼英不得不佩服母亲确实有眼光，给她选中的这名南洋来的小伙子是她一生永远的依靠。

而那时的沈桂英只有一个单纯的念头：若与机工李大勋结为夫妻，就可以跟着他，如果遇到日军飞机来轰炸，还可坐着丈夫的车子跑，那样安全。于是，他们在不太通畅的语言交流中相知、相识，最后结婚了。至今仍然使她难以忘怀的是，丈夫一回家，就带着她上影院，看了不少影片，如《夜来香》、《马路天使》等，还到昆明南屏街南侨机工到昆后才新开的“海天咖啡店”喝咖啡。遗憾的是她当时不会喝。“是苦的！”若干年后，她才适应了丈夫引领她品尝的咖啡味道。她说，那时候不知他们是华侨，只感到他们个个仪表堂堂，对人好，勤恳耐劳，这与本地人有着明显的区别。

岁暮时才认识他们(4)

1942年底，滇缅公路中断，南侨机工多数无以为业。李大勋兄弟俩分别带着他们的妻子到了云南驿美国陆军运输部队工作。在云南驿生活的那一段时期，沈桂英与嫂嫂莫彩玉一起用降落伞的布料缝制衣服，经常是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很艰苦。云南驿留下了她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她当时的信念是：丈夫人好，就是再苦、再穷也要跟着他走。在那里她认识了很多海南籍的南侨机工，也包括我的父亲。她说：“你父亲个头高大，对人很好。特别是50年代初，生活困难，你父亲经常送一些东西给我们。你有一伯母不断地从新加坡寄回物件，你父亲常常毫不吝啬地将领到的东西拿去帮助海南同乡。”

1987年，留在昆明的机工李大勋夫妇在与哥嫂分别四十年后，在昆明相聚了，哥哥李大林夫妇专程从新加坡回来探望他们。见面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让我们等得好苦啊！”机工复员时，沈桂英因怀孕行动不便，与其哥嫂说好他们先回去，等她生了孩子就回南洋。孩子是生下来了，可回去的机会也没有了。1990年，哥哥李大林的孩子寄来两张机票，让他们回新加坡去看一看，他们启程前往。回来后她一番感慨：新加坡城市干净、漂亮，我的哥嫂及几个孩子生活也不错。他们有三个孩子在新加坡，两个在美国。当初，要是我忍着点痛也就过去了，还可以躲避“文革”中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冲击。不过，现在政府已承认历史，承认华侨对抗日是有功绩的。如今兄弟俩都已作古，九泉之下，他们可以安息了！

南侨机工黎家明在2003年病故。据说，他的妻子周琼英先他而去，离别时告诉他，她在天国的路上等着他……

我不禁想起三年前李大勋病故后，我去向他遗体告别时的情景。在低沉、缓慢的哀乐声中，我们送走了又一名南侨机工。出来抬头看看布满乌云的天空，还飘起一阵零星小雨。上天是否也洒泪送机工？

留在西南边陲的梦

2000年10月下旬，我第一次踏上滇缅路的行程。在几位老机工的带领下，我来到与缅甸仅一河相隔的畹町九谷大桥旁，找到已故南侨机工王亚文的家。

热情接待我们的，除了他的儿子外，就是其遗孀板晓安，一位地道的傣族妇女。

在她的带领下，我们找到了当年被日军活埋的机工陈团圆之子叶晓东，还有一年迈的傣族妇女。这位傣族妇女的家就是当年南侨机工陈团圆等四人的藏身处。日军知道后疯狂扑来,她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抓走机工陈团圆等四人，挖完土坑，将他们四人活活埋入！她是日本侵略军残害南侨机工的目击者，历史的见证人！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认识了机工王亚文的妻子板晓安。在以后几次重走滇缅路的行程中，我都会去拜访、探望这位热情的老人。在她的家中，认识了她的几个儿女，从中了解到他们已故的父亲——从海南到南洋，再从南洋来到抗战中的滇缅路上，最终留在西南边陲的南侨机工王亚文。

在他们家的厅堂中间，挂着王亚文青年时期着一身军服的像片，看上去非常的英俊。王亚文的小儿子王春林对我说：“知道吗，我父亲一直以来最大的梦想就落实在我身上。”具体说来，机工王亚文的梦想就是能让他三个儿子中的一个穿上军装。

1913年出生的王亚文在南洋时侨居新加坡水仙门105号，是一名优秀的汽车驾驶员，曾担任新加坡英国皇家消防队消防车的司机。在一次救火现场，他把被火困在四楼的一名年轻女子背起从楼上跳出，有惊无险地救下了这名女子。之后，姑娘家在经过一番考察后，确认王亚文是一靠得住的人，决定将姑娘嫁与王亚文，招他为上门女婿。就在即将成婚之时，国内发出召唤，需专门人才往滇缅路服务。王亚文毅然报名，并说服了女孩及其家人。就这样，王亚文放弃了这门亲事，离别新加坡回国了。他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在滇缅路上冒死完成了回国支援祖国抗战的重任。抗战胜利后，他未能赶上机工复员的队伍，留在了祖国西南的边陲小镇——畹町，后与当地的傣族姑娘板晓安成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出国到缅甸的王亚文再次回国，积极投身到祖国建设中。在畹町农机修造厂，他充分发挥技术特长，利用战后废旧的汽车部件拼装出能正常使用的汽车、拖拉机，直到被隔离审查。大儿子王春树在最有理想之时，最大的向往就是报名参军，加入到部队的大熔炉中去锻炼。无奈，其父王亚文因为是南侨机工的身份，“文革”中被诬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