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养伤，同年复员回到海南琼海家乡。

1939年海南岛沦陷后，妻儿从家乡到新加坡寻找王云峰的下落，杳无音信，最后妻子只好与一位善良的乡侨成家，在新加坡生儿育女。而王云峰的母亲也以为王云峰已牺牲，便在1942年按海南家乡的习惯为他修坟、立神位，没有想到1952年他却活着回到家乡，从此，家乡流传他是死而复活。当改嫁的妻子最后得知，王云峰竟然还活着，并且已经回到了故乡琼海，痴情的阿莲便带着新加坡的孩子们回到了王云峰的身边。这就是被人们诵传为“破镜重圆”的传奇故事。

报效祖国的热情激励着每一位年轻的华侨。其中，瞒着家人改名应征的海南籍南侨机工谢章农，就是其中的一个。

2006年10月7日上午10点，在谢老儿子的引领下，我来到海南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在一栋低矮的海南老式瓦房内，见到了这位87岁的老人。谢老戴着一副老式花镜，拄拐杖行走，虽年事已高，但身子尚很硬朗。让我更为惊奇的是他的记忆力。他对往事的回忆滔滔不绝，仿佛是在昨天发生的故事一样。

谢章农，1919年出生在海南省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34年跟随母亲南下漂洋过海和父亲团聚。谢章农因家境贫困，年幼时便被迫自谋生路，此时通过亲人介绍在新加坡长泰街的一家书店打工，当一名售货员。谢章农的真名叫谢锦善。他19岁那年，适逢南侨总会招募机工回国服务。为能达到参加抗战服务团回国的条件，他把自己长期积蓄的40元零用钱拿了出来，到汽车教练所当学徒，苦练三个星期后学会了开车。尽管豪情万丈，热血沸腾，但年轻的谢章农遇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他是家里的独子，全家人都指望着他传宗接代，父母是绝不会同意他回国参加抗日的。于是，他就悄悄地到新加坡筹赈分会报了名，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谢章农。因为所招募的机工都必须在20岁以上，在报名时他还将自己的年龄多报了一岁。 一切如愿以偿，谢章农参加了第九批“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谢章农让姑妈替自己向父母告别，姑妈抱着他痛哭了。他对姑妈说：“我这一走，等抗日胜利了就会回到你们身边的。要是不能回来的话，父母就权当没有生过我这个不孝儿吧！”

1939年8月14日天刚蒙蒙亮，谢章农就和五百多名机工一起，从新加坡乘坐“丰庆”号轮船出发了。在甲板上，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告别南洋》、《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等歌曲。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8)

8月23日到达云南昆明。训练结束后，谢章农被分配到短途运输队，负责从昆明运输桐油等到下关，再从下关把军用物资运回昆明。“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谢老这样概括当年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的情形。滇缅公路蜿蜒于海拔500至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中，经过苍山、怒山、高黎贡山等高山，穿过漾濞江、澜沧江、怒江等大河，一路上的悬崖陡坡险谷，处处都是“鬼门关”，车毁人亡的事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有一次他亲眼看着一辆装满油料的车，因为急转弯的时候轮子打滑而翻到悬崖下去，在坠落过程中车辆打了约十个筋斗才摔到悬崖底下。他自己也有一次踩急刹车时车子差点摔下悬崖，幸亏旁边有一个土坎挡住了。他下车来一看，大半个车头都已经伸出悬崖之外，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

在这样的路况下，司机们还得时时小心日军的轰炸。在运输途中，日军的飞机经常在头顶上盘旋，看到汽车就投炸弹，很多司机就这样惨死了。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机工们还是毫无畏惧，为祖国的抗战日夜奔驰在滇缅公路上。一些有文化的机工还谱写了一曲《马达进行曲》来鼓励自己和机工兄弟们。

历经风雨，饱经沧桑。如今87岁的谢章农和儿孙们安静地生活在万宁龙滚镇青山园村。 1995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给谢老颁发了《荣誉证书》。当年回国的海南籍南侨机工只有少部分回了海南。回海南的这些南侨机工中，很多已经去世。他非常想念这些一起战斗过的海南籍南侨机工。

当我回到北京制作他的录像光盘时，谢老在录像带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当年我们从南洋回来，就是一个目的：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不当亡国奴。我对国家的贡献不大，能活到今天，无怨无悔。”

到2006年10月，海南岛上还健在的南侨机工，仅有三位，他们是谢章农、黄迎风和吴惠民。黄迎风老人，与我父亲有相似的经历，同是海南文昌人，同在马来亚太平埠，同赴印度参加中国驻印军，最后反攻缅北日寇而胜利回国。

2006年10月6日中秋节这一天，我在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东海路北街3巷，找到了已有92岁高龄的黄迎风（别名：黄万全）老人。当我见到这位老机工的时候，他已耳聋和口哑，无法与我们直接沟通，只是通过女儿和儿子，将他的故事转告给我。还好，黄老是个有一定文化的南侨机工，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把自己回国抗战的经历写好存放在柜子里，“文革”中的一些相关档案也都一一保留。据他儿子说，他现在可以通过书写的方式，进行简单的交流。当我在纸上写上“西南运输处、芒市、遮放、保山、腊戍”时，黄老的眼泪不禁潸然落下。他并没有遗忘这些他曾经洒下热血的地方，也是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为了不让他过于激动，我终止了与他书写对话，把话题转向其儿子和女儿。

黄老的儿子黄良慈，今年46岁，是一位下岗的农机厂工人。他将父亲存放在柜中的照片和手写的资料全部放在我的眼前，其中，一份15页方格纸、由黄老亲自手写的抗战回忆录，吸引了我。

黄迎风老人在他的抗战回忆录中，开篇即这样写道：“我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归国抗日的第七批华侨机工服务团机工，名为黄迎风，又名黄万全。现年已过古稀，是东方县农机厂的退休工人，我在这日暮西山的余辉里，与儿孙们共享和平年代的宁静，美好时光，安居乐业的生活。看到我下一辈这么幸福、欢乐、无忧无虑地工作与生活，我常常禁不住地想起过去，想起我的青年时代——战火纷飞的年代，想起那抗日时期救国救难的岁月，想起那些与我同生死、共患难的英勇牺牲的战友们。虽然时间已过半个多世纪，但岁月的变迁，却磨不掉那往事的记忆。”

不难看出，黄迎风老人是一个有文化的南侨机工，在十年前就用文字写下了自己难忘的南洋机工回国抗战的史实，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在回忆录中，他是这样描写回国前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的：“为了建成滇缅公路这条运输线，祖国当时紧急号召海外侨胞，凡有开车与修车经验的青年机工，愿意者归国服务，共赴国难。这是海外赤子报国的机会，这是考验侨胞是否爱国的试金石。果然，在很短的时间内，侨胞机工报名者愈几千人，我与公司的另一名司机何启富报名时，落在第七批回国。

“在报名前，我也有过深深的思考：（1）我这一次去，便是切断了我目前满意的工作与生活，将来不可能复得，万一有失，家庭由谁管？国是五亿人的，多我一个人、少我一个人不见得要兴亡；而家是我一个人的，无我不堪设想。（2）我是一个年轻力壮的炎黄子孙，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应该为民族的生存贡献个人的一切，这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有国才有家，国亡家难存，即使是国亡后家尚存，也只能当亡国奴，有何幸福？（3）我爱国吗？眼看着祖国沦陷而无动于衷么？我贪生怕死吗？只想到个人的享受吗？不！经过深刻的思考，我认定只有打败敌人，才能救国救家，所以，我决定报名归国抗日。南洋生活虽好，但我的心已为祖国患难所占据，能为祖国开一车士兵上前线抗敌，能开一车军火上前线杀敌，不也是英雄么？

南侨机工多少往事可以追忆(19)

“公司为我们二人送行，专做了二枚纪念金章，大家都勉励我们要为祖国立功，要为侨胞争光，最后挥泪而别。”

这就是一个爱国赤子的情怀。他的思想，同样也代表了3193名南侨机工的思想。

黄迎风老人的回忆录还写道：“1939年秋天，我们第七批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到了昆明，在西南运输处不久便到后勤部汽车第三团第八连，驻地在贵阳唐家山。

“1940年日军占领南宁，想攻我贵州，切断川滇运输线。我军组织反攻，集中动用了在贵阳一带的华侨司机，包括八连在内。这场战斗异常激烈，经过生死的搏斗，1941年我军收复了南宁。这次胜利却让我们付出重大的代价，有不少华侨司机，为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上级高度赞扬了华侨司机如此英勇杀敌之精神，交给每人几百美元，以资鼓励。

“1942年，为了反攻缅甸，中国扩充了驻印军力量，我从汽三团八连被调到汽六团去印度参加驻印军，担任翻译员。在印度，要经常与美军联系，从领新车、领油、领料、修理、行车、装载、问路，件件都要翻译员先行，甚至上市场购物也是如此。由于早年我在新加坡专学英语，想不到竟然在这里应用，实在令人欢喜。有时，遇到印度华侨，他们都是广东、福建人，我也能说通他们的乡土话，因此，全团官兵对我非常尊敬、热情及友好，团中提拔我为三级英语译员，领校官驻印军的津贴。我这一特长能被器重，使我感到万分的荣幸，为祖国我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坐在我跟前的黄迎风老人，静静地看着我在阅读他的回忆录。这时，我抬头看到黄老发红的眼睛里，充满着泪水。黄老的女儿，给父亲递上一块纸巾，轻轻地擦去脸颊的泪痕。可以想象，就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黄老的记忆已经回到那遥远的滇缅公路、印度和缅甸战场，回忆着战火纷飞的中缅战场。那儿，有战友倒下时的悲痛，也有胜利时的喜悦……

陪同我而来的妻子张符山和妹妹符月、同学饶丽敏，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也情不自禁地眼圈发红。

3193名南侨机工，从1939年至1945年六年，在滇缅公路的抗战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他们当中的每一位机工，就是一部动人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述不尽。

2006年，我在云南省档案馆查阅有关南侨机工档案时，偶然发现了一位与我父亲的抗战经历非常相似的海南籍南侨机工，他就是谢川周。他和他的哥哥谢森周，兄弟俩就是瞒着伯父，参加第八批的回国机工服务团，在滇缅公路进行抗战运输。兄弟俩抗战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对父母所尽的义务，一片赤子情、爱国心，将生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祖国，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从马来亚太平埠回到国内抗战的海南籍机工有罗开瑚、谢川周等上百人，而海南万宁籍机工谢川周和我父亲，却是同在太平埠“合美”咖啡茶室打工谋生的海南同乡，回国后又同分配在第九大队26中队。他们都到过缅甸仰光和印度兰姆伽，有着相同的抗战经历。抗战胜利后，命运安排父亲继续走向内战，随炮四团参加鲁南战役，最后投向解放军，参加淮海战役，渡过长江，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四纵队的战士。随后，他又参加中国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曾经是我们抗战时期的盟军——美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生死较量，三年后带着美国人留下的伤痕，回到了故乡海南岛，最终叶落归根、魂归故里。而谢川周叔叔，选择与傣族姑娘结婚，成家立业后定居芒市，生活曲折艰难。抗战胜利后，他在云南芒市街头摆摊做手工五金维持生计，一直到1949年解放。1960年，他到潞西县五金厂工作，直到1986年2月退休，2003年1月3日因病逝世，享年82岁，最后安葬在云南芒市，与他战亡的1800多名南侨机工战友们一道永远长眠祖国西南边陲了！他一生献给了祖国，献给了西南边疆的各族人民。

谢川周最后的归宿，使我突然认识到，这些海南籍的南侨机工、未能魂归琼崖者，其实比我父亲更加伟大，因为他们永远魂守西南国门，是真正的无私奉献！

2006年5月，我沿着父亲抗战的足迹重走滇缅公路直达缅甸腊戍。路过芒市时，很想请当地侨联的同志带我去见谢川周的家人。但非常遗憾，因途中延误，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多，我放弃了这次寻访，只好回到昆明南侨机工联谊会查找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据南侨机工云南联谊会资料和云南省档案馆档案（档案号：92-4-143- p162）记载：

谢川周，男，1921年7月出生于广东海南岛万宁县一个贫苦的家庭。1935年他14岁时，从海南岛海口乘船前往马来亚，在太平埠古打律合美号咖啡茶室谋生；15至17岁在马来亚太平联华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学会了开车和修车。1939年，18岁的他毅然放弃南洋的生活，参加了第八批机工回国服务团。他从新加坡上船，经两天三夜的航行后到达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