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怎么说，我想，坐在那堵屏风后面，通过听、学，也许使我成为一个幸运的人。眼下我不敢肯定。这里面分门别类列了那么多情况，但没有触及深一层的困惑。”他喝干了自己的那一杯。“也许你说得对。也许我从来没有爱过。也许我一直害怕。”他陷于沉思，转动着手中的空杯子。

“我不知道那会发生在男人身上。”

“当然会。即使是那些结婚的男人也难免。”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上面。”

他继续转动手中的空杯子。“我说得太多了。”

“很合乎情理。你有彻底了解我的优势。”

“那是公事，这才是乐趣。”

“你是说你不喜欢与各种各样的女人进行引起共鸣的性谈话吗？”

他看得出，她是在责备他，不过他仍然保持着严肃的表情。“它很快就毫无意义了，那引起共鸣的部分。我作为……作为一名调查者还是喜欢这项工作的。看见统计数字有了新发展真使人高兴。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摇了摇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难言的苦衷。”

她凝视着她的杯子。“那也包括我吗？”

“还有我。”他审视着她的带有几分伤感的甜甜的脸。“你的丈夫——我正在想——是不是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鲍拉德？”

“是。”

“我常常想到那些名人的寡妇。例如，总统的遗孀。那情况一定和失去一个普通的男人的感觉不一样。它准是像失去了一颗行星，一颗密密麻麻居住着人的行星，一直在呼呼地运转着，可突然之间被带走了。”

他等待着。她的脸上毫无表示。

她想，不像是行星的逝去，而是像占领军最终返回家去了。

“有点像。”她说。

“你已经适应单独一人生活吗？”

“要适应单身生活，你必须把兴趣注意到自身上。我不敢肯定我能做到这一点。”

他在她身上感到有某种他不理解的利害关系，他不可能完全了解，“眼下你如何打发自己的时光？你干些什么？”

“我做大多数女人做的事，不光是寡妇和已婚的妇女。”她顿了一下。“我在等。”

“等什么人？”

“等什么事情……等待生活对我作出自己的解释。”

那位侍者返了回来，突然之间他们俩人都意识到这个饭店里充满了人。凯思琳谨慎地点着菜，细心挑选那些她认为他可能期望她喜欢的——一份浓味鳍鱼和一份法国烤面包。保罗要的也完全和她点的一样，因为他想让她知道，她喜欢什么他就喜欢什么。当侍者填写订菜单时，保罗决定，在他们分手时，他要请求与她晤面。他定不准她是否表示同意。

贝尼塔·塞尔比的日记。5月30日，星期六。“……大家坐在会议室的一头用餐，谈到了卡斯。卡斯早餐未露面，查普曼博士发现他闹胃病。查普曼博士认为病状像是食物中毒，因而坚持让他休息。他接替了卡斯的会见工作。我收到妈妈的一封短信。她想换医生，因为她感到鲁宾弗尔没有在她身上花足够的时间，而要钱倒不少。再说他一点也没有使她的关节炎病痛减轻。我早上给她回了信，要她在我回家前不要做任何举动。你既然从出生开始一切让母亲照料，你就要经常想到照料母亲，尽管这可怜的人儿注定要失去活动能力。鲍顿·布什先生刚刚从电视网打来电话，确认一下与查普曼博士星期一的约餐事项。布什先生提醒查普曼博士，别忘了带一张问题单，以备他坐在那张‘热板凳’1上别人提问他时用。电视从明天开始会从西海岸到东海岸转播一周。三个月前在纽约就定好了，借此庆祝查普曼博士妇女调查的结束，尽管查普曼博士对此处之泰然，可我仍是激动不已。还有15分钟就要开始工作了。我想，我要读新出的《家庭生活》杂志，看看人工授精的婴儿是怎么回事，了解一下为什么那位女伶为了上帝而放弃了事业和货店。”

1热板凳是指人们所处的任何难熬的位置时的比喻。

厄苏拉·帕尔默跪坐在旅馆门廊的杂志架前，把最近一期《家庭生活》杂志未卖出的12本，从部分遮盖着它们的一分竞争性的刊物后面取出来，将它们放在架子顶上显著的位置。重新安排《家庭生活》杂志工作，是自她被伯特伦·福斯特雇佣后所从事的一项长期工作。这项任务使她很感慰藉，因为她感到，“她”的每一本杂志的卖出，无异于为她的未来增添了一份保障。

她站起来，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看有没有人注意她。门廊内只有几组男人，都穿着赛璐翻领制服，这表明另一种时尚已经席卷全市。她向电梯望过去，紧张地等待着福斯特，不过所有电梯都在空中运行着。

她在宽敞的门廊内烦躁地徘徊着，心上正思考着她对他说什么。后来，她站在一棵巨大的盆栽橡皮树旁，竭力想理出个头绪。她与福斯特先前约定在昨夜会面，他需从棕榈泉驱车过来，单独见她并看她的记录。当她意识到她还不能搞好那份记录时，便给在棕榈泉的他打了个电话，解释一下拖延的原因。接电话的是阿尔玛。厄苏拉便问阿尔玛·福斯特生活过得可好，从电话上得知，她过得并不愉快。接着厄苏拉又询问福斯特先生如何。原来福斯特在打高尔夫球，然后在洛杉矶有一项特别的业务要办。“正是为这事，”厄苏拉脱口而出，“他千万别来——我还没有为他准备妥贴。我希望你能挡住他。”有一阵可怕的沉默。厄苏拉也意识到自己忙中出了大错。“甭着急嘛，”阿尔玛不自然地说，“我一定挡住他。”厄苏拉不顾一切地设法弥补这无法估量的损失。“它是关于一系列文章的事情，福斯特夫人。您能告诉他我还没有把笔记整好吗？一旦搞好，我一定给了打电话。”

这个战术上的错误是昨天早上犯下的。今天一早，电话又响了，是福斯特打来的，并不是长途。“阿尔玛和我已经回到旅馆，”他说——话音硬梆梆的，厄苏拉这样认为。“关于你没有准备好的情况，我从她那里只得到一些篡改了的口信。我想你最好过来，直接把它解释清楚，我大约中午时间在。”

她坐在盆栽橡胶植物的旁边椅子上，储量这种并非有意撒谎的真实情形。她能告诉他会见中所做的笔记只打出1/3吗？她能告诉他，每当她继续往下打时，她读了一遍又一遍，想到过去，想到她与哈罗德的私生活，从而一搁再搁进行不下去吗？她能够解释在她的整个事业中，她所遇到的第一个写作障碍吗？他能理解吗？如果她办不到的话，他怎么能够呢？可不可以把责任归咎到哈罗德身上——她从阅读中知道，现在到处是流行性感冒——使自己保持精力并且不受感染。

“喂，你到啦。”是福斯特的说话声，他一边说着，一边摇摇晃晃地朝她走过来，她简直是一跃而起。

“哦，福斯特先生——如果我给你带来诸多不便的话，实在抱歉。我希望你不会因为我来到城里吧。”

他用鼻子很重地哼了一声。“是为你来的，阿尔玛也来了。”

“真抱歉。”

“别介意。对我来说，生活永远不是野餐。我想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你在电话里告诉她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我告诉她我必须跟你讲话，而她说你在打高尔夫球，然后去洛杉矶。我说这正是我打电话要和他说的事情。我们预定要检查一下的工作延期了。因此，待我回电话前你不必来。”厄苏拉流露出某种迷惑不解的神情。“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很自然。可你不是阿尔玛。我说我有项特别的业务，我没有说同谁在一起。她一旦发现——阿哈——任何穿裙子的人都是毒物。她像作贼似地开始跟踪我。你看这有什么用？我们还不是都在这儿吗？”他端详着她，狭窄的眼睛几乎成了一条缝。“没有笔记是怎么回事？你去给他们讲了你的全部性生活，是不是？”

“是，讲了，福斯特先生。”

“讲了一个多小时，是吗？”她点了点头。他耸了耸肩膀。“笔记在哪儿？”

“我做了。不过——”她见附近有一伙男人，毫无疑问被福斯特大声提到的性所吸引，正在直盯盯地看他俩，她感到很不安。“我们可以坐一会儿吗？我会解释给你。”

“对我很合适。”他挽起她的胳膊，穿过铺着厚地毯的门廊，走向靠窗的双人座。“就在这儿。”

他们俩都坐下来。“我在会见中作了完整的笔记，”她急匆匆地说。“每个问题，我的每次回答。全部记得清清楚楚。”

“是吗，嗯？你害羞吗？”

“相信我，我也觉得有些害羞，不过，我说出了实情，整个的真实情况——”

“上帝助你成功。”

“哦，不错。我用自己使用的速记法把它们记下来，我已开始为你转译过来，不巧，上星期一晚，哈罗德突然病了——发烧到华氏102度——自那之后，我一直忙于照料他。今天他有好转，我可以很快继续译下去。”

“你不能雇个人由你口授他记录吗？”

“福斯特先生，除你之外——我不想让世上任何人听到或看见这些笔记。为什么？这样一来，就像在陌生人面前没有穿衣服一样。”

“我想是这样。”他的眼睛又亮起来，他的肥厚的嘴唇湿漉漉的。“我在这儿只能再呆一周，给我个日期。”

“今天是什么日子？星期六。明天我还得忙于照顾哈罗德。不过我将从星期一开始，一直干下去。我大概在下星期三或星期四搞好。我看星期四吧，肯定能行。”

“不能早一点？”

“我试试看，不过——”

“好吧，我们把它确定下来——就是星期四晚上，在这儿，在我的房间里。我将想出点事让阿尔玛去做。你7点来，计划喝点饮料、共进晚餐，再就是度过很长的一段难技的时光。”他直盯盯地看了她一会儿。“我希望一切都好。”

“肯定很好。”

“我已经给欧文·平克特打过电话，告诉他有关分为三部分的整个事情。正如我保证的那样，他印象很深，所以你看它很有刺激性。”

“我希望如此，福斯特。我不是杜·巴莉太太。”1

1杜·巴莉太太（1874—1893），法兰西路易斯十五的情妇。

他把一只圆滚滚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揉摸着。“所有的女人都是杜·巴莉太太。”他故作庄重地说。对此，厄苏拉点了点头，半信半疑，想到纽约。

但是，过后不久，当她驱车在威尔希尔·博尔瓦德向西行驶时，随着她离开福斯特的距离越来越大，她那专注于纽约的心思也渐渐淡漠起来。纽约在每次斗争中都赢得了胜利，只有在最后的一次除外。这最后的一场是哈罗德。她终于完完全全把心思专注在他身上了。当她来到贝弗利山罗克斯博车道时，她转了个弯朝他的新办公室开去，决定把他那套房间的装饰一劳永逸地处理好，也好让他吃一惊。

这幢设有柱廊的白色建筑，是这个街区既没有分析学家也没有内科医生居住的几栋楼房之一。在电梯旁边，黑色的姓名地址录上写着白色的字体，其中有公关律师、商业经理，和几个莫名其妙的公司。哈罗德搬进的一周里，厄苏拉一直没有参观过这幢楼房。厄苏拉记不起是在哪一层。她发现哈罗德的名字夹在一家进口商和一位人才代理中间，于是便乘顾客自己操作的电梯上到二楼。

过去电梯第三个门就是那处办公室。在毛玻璃上面——她得承认，很引人注目——是黑色的字体：“哈罗德·帕尔默及其会计师联合公司。”用“联合”这个词，她知道，纯属对合适身份的钓饵。哈罗德应该用“有限”这个字眼，如果他不感到太夸耀的话。除了有一个税务学生今年曾来帮助过他两个月外，全是由哈罗德单人经营。

像那些粗壮的互助会妇女，每逢圣诞节便挎着篮子向那成百的需要救济的人分发东西那样，厄苏拉怀着行善的心情打开了门，走进了“哈罗德及其会计师联合公司”的接待室。映入眼帘的景象令她大为惊诧。她最后一次来参观这间办公室时，也只有那一次，只有一张松陷的栗色沙发，一张套有褪色条布的椅子，墙上斜挂着一幅可怕的奥罗茨克的复制品画。所有的家具都是房主提供的，直到他的房客安顿下来。然而现在，像是通过魔术般的变换，房主的家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设施满可以使拉伯特森·博尔瓦德内装饰商的展窗增辉。房间闪烁着活力、新颖和光亮，宛如斯堪的那维亚热心于户外生活的小明星的居室。两个低沙发，椅子和桌子全是一色的现代丹麦家具，用的是漂白过的胡桃木料，灰调子的印花罩布。一束深红色玫瑰花插在瑞典式的长颈玻璃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