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下有对策”的。后来我读的书，全是这样印的。仓廪实才知礼节。——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人孔夫子真是神算，他早就看到了两千五百年后眼下的一幕。

在快餐店，我主要是做“前台工”，就像“

麦当劳”的柜台服务员一样。刚开始时，我真是手忙脚乱，做了这忘了那。要知道，出国前我连厨房都不进，是“饭来张口”的。好在jennifer、阿强并没有刁难我，反而把我当朋友一样看待。

第一个星期“出粮”（发薪水）日到了，我终于拿到了出国后的第一笔工资：一百多美元。我一阵兴奋。那时，这笔钱折合人民币有六百多元！比我当时在国内三个月的工资还多！我高兴了好一阵子：看来，人的价值就是不一样。有些人在某些地方干一个月所得的收入，另一些人在另一些地方可能就要干上一年才能挣到。中国

留学生在国外打工，正如农民工进城干活，干的是低等活，可收入比呆在本地多。比较当时中国人一般家庭都没有电话电视，月收入只有百八十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一旦来到了美国，当然有置身天堂的感觉。这和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百万民工下南粤的情况相似，尽管民工们每月只几百元的工资，住的条件比牛栏也好不了多少，但他们感到很满足，似乎进了“三级”天堂（香港是二级，美国是一级）。

可心里仔细再一算，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达到两百美元，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这样算下来四百多美元的月工资就仅有两百多美元的剩余。再看学费，cleveland state university是“quarter”制的，即每三个月一学期，一年三个学期。对想尽快毕业的人来说是有利的，但对我而言，三个月只能存六百美元，连三分之一的学费都不到……

不行！看来只有再找一份工作，而且要能多赚一点儿的工作才行。就这样，我又开始折腾了。

刚到美国，按理应对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有极大的兴趣，比如关注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什么的。但我当时的兴趣，说老实话，却完全放在了打工上了。

从jennifer、阿强那儿得知，若在正式的大餐馆做“企台”（即跑堂的），能挣到许多小费，特别是做夜班。不过一定要学一些粤语，因为厨房里的师傅多半儿只会讲广东话。幸好我的外婆是广东人，我有些亲戚还说广东话，一般的生活用语，我还能听懂几句。于是我开始向jennifer、阿强学一般的粤语“餐馆用语”，同时寻找机会。

我又跑遍了学校附近的十八家中餐馆，一家家地去问，有没有waiter的职位，但结果都被一一回绝。不过我在每家都留下了姓名、电话，让他们一有空缺就call我。功夫不费有心人，一个月后，即十月底，我终于找到一份“waiter”的工作。

这家餐馆叫“中华餐馆”，老板是香港人，人称“邱生”，但他与阿强不同，是那种瞧不起“大陆仔”的香港人。每次见到大陆人，就像见到了下等人一样，不是克扣工资，就是辱骂歧视。那种凶神恶煞的模样，像大陆人欠了他家八辈子，他祖宗不是大陆人似的。令人想不通的是，他这样对待大陆人，他的餐馆竟然还敢用“中华”二字！

我在这个餐馆里工作时间是每星期五、六、日三个晚上，从晚上十一时至次日凌晨早上四五点；工作时间长，给的工资又少，一晚只有十美元。而且邱生分给我的还是几张最坏的桌子，让我服务最小气的客人。

白天要读书，晚上严重缺乏睡眠，还要忍受精神折磨。“邱生”总是找麻烦，动不动就开口骂人，说这不是，那不行，但是为了学费，我一次又一次地忍了。

不管对美国寄托过多少一厢情愿的相思，心仪过她的平等、民主和自由，但自从一进入美国领事馆的签证窗口前，就会明白这里的平等、民主和自由都是按价计算，按质论价的。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大知识和小知识，有利用价值和没有利用价值的都分门别类，一一标明。富国的公民可以免签证，穷国的富人即使是白痴，只要拿得出五十万以上的美元，也可以去美国当投资移民。如果什么都不是，当然还可以出卖自己的知识、体力。只要你能换来养活自己的金钱。

由于我服务周到，英语也是几个waiter中最好的（其他waiter都是老板的亲友，都是按亲属移民来的），所以尽管给我做的几张桌子最差，我的小费还是最多的，一晚下来一般有七八十美元。

就这样连续做了三个月，盼来了妻子小玲。当小玲也开始打工赚钱了，我充满底气地炒了“邱生”的鱿鱼，总算出了口憋了三个月的恶气。

妻子小玲，在我出国后仅四十三天就获得陪读签证（f-2）来到美国，速度之快，可能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了。

我到美国的第二天就交了学费，十天后拿到了给配偶的i-20b。我立刻用fedex（特快专递）寄给小玲，她四天后收到专递马上办了护照。我当年出国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此次小玲出国也是碰上“大胡子”理事周恩至一次签出。当时陪读只有百分之十的签出率，而且多半是配偶已经在国外学校读了一学期以上的才能签出，她这么快签出，真是奇迹！

不过我还是让小玲暂缓一个月再过来，要知道，当时最快乐幸福的就是像她这样得到了签证，将出发而未出发之人了，让她在国内充分享受一下那样的“快乐”吧……

和思进团聚在克利夫兰／小玲／

1990年12月7日，星期五。经过不到三个月的短暂分离，我和思进终于在美国克利夫兰机场重逢。

那时已是晚上八点多，我忘却了坐飞机的不适和疲劳，怀着一颗无比兴奋的好奇心。当飞机在空中朝地面降落时，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朝舷窗外望去，期望在飞机落地前能看见地上水晶宫般的城市夜景。

在离开上海前的一次聚会上，一个朋友侃侃而谈。他形容外国的机场在夜晚时灯火通明，星星点点地远近连成一片，可达方圆好几里。从上往下看，简直与水晶宫像极了。不像我们国内的机场，乌漆麻黑，什么也看不见。其实这个朋友并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坐过飞机，不知打哪儿听来的。我没有看见所谓的水晶宫般的夜景，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阵阵耳鸣和头晕目眩。我只能紧闭双眼，等待着和思进的重逢。

飞机平安地降落了。离思进越近，心就更怯。在飞机上，渴了不敢拿水喝，晕机不知道找药吃。一路上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担心他是否会按时接我。这时身体的疲乏根本不算什么，对不懂英语的我而言，那些例行公事的报关和进关，才是活受罪呢。在底特律转机时，需要报关，眼看着排在我后面的人一个个地过去了，而我却被一个海关人员拦住。他问我拿护照，我硬是没听懂。幸好有个中国女孩替我翻译，才没让我太难堪。

此时，我懵懵懂懂地随着人流去拿了行李，又出于本能地跟着人群朝出口走去。出口处好不热闹，只看见接机的和下飞机的人们热情地接吻拥抱，不亦乐乎。我一眼从人群中认出思进，这才暗暗地松了口气。他一看见我之后，显得很拘谨，只说了句：“你来了！”然后介绍我和站在他边上的女孩认识。她叫陈静，和她的名字一样，挺文静的。陈静的出现，是他出国前我们所无法预知的。我不得不掩饰住再见到他时的喜悦和埋藏在心底的无数问候，装作落落大方的模样回应了她一声。看到思进抢着来拿我的行李，才发现他没有带来象征我们幸福团聚的鲜花。这和我们在上海演练了很多遍的机场团聚大相径庭。

十二月的克利夫兰已经刮起了刺骨的寒风，我们推着行李车朝陈静停车的方向走去。互相寒暄中我方知她已经读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正在家待业找工作。她得知思进需用车接太太，便毫不犹豫地载着他来到机场。陈静是公费

留学生，不用打工挣学费，并且用全额奖学金念完了第二个硕士学位。她以前学的是俄语，英语是在美国自学的。了解到这些，我对陈静简直是仰视，佩服到了极点。我马上想到必须过的英语关。即然她行，我也应该能行。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和陈静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我们的车在通往市中心的

高速公路上奔驰，车窗外是一片安静的黑色。一路上，我没有听见一声汽车喇叭叫唤。这和上海此起彼伏的按喇叭比赛，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大约半小时左右，我到了在美国建起的第一个家。这是一幢小小的木结构房子，有上下二层。思进分租底楼中的一小间，大约十平方米。其他两间房分别住着小邓和小程。他们一个学的是机电专业，另一个是学的经济学专业。

跟着思进到了里边，我环顾了一下四周。厕所连着厨房尾端，里面有个大澡缸，热水二十四小时随开随用，这让我兴奋了好一段日子。从此，我与公共浴室告别了。厨房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小房间，白色的墙壁衬着粉红色的地毯，整个房间看上去还算干净，里面唯一的家具——一个旧床垫，还是陈静帮着思进从街上捡来的。我对这间可以遮风挡雨。有充足暖气的小房间很满意。毕竟是住在里面的他，让我感觉踏实，使这个空荡荡的房间像个家。

我没有料到思进马上就要去餐馆上夜班。陈静为了让我们有片刻的时间独处，叮嘱我好好休息后便告辞了。这时思进递给我一盒饼干，面带愧疚地对我说：你先吃点饼干，洗个澡、睡一觉后，可以到餐馆吃晚饭。我打开盒子，望着黑乎乎的饼干——这种在上海我们根本不会去碰的低劣食品，使我才意识到他一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赶紧对他说，你放心去吧，我饿了会吃的。他这才安心地离去。

我们在上海设计好的romantic重逢，被无情的现实冲洗得干干净净。

新的旅程／思进／

晚上十点，将小玲接到了我们在美国的家。

而此时，我到餐馆里打工的时间就要到了，我顾不得许多了，连话也没说几句，就让她先休息一下，我说：“我得马上赶到餐馆去……”

看到小玲那理解的眼神，我悬起来的心终于放下了，我知道小玲来美国以前所想象的我的处境，肯定要比眼前的景象好。现在，她的想象也许一下子从天上摔到了地上。

我出国前带走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以至小玲连这次到美国的飞机票钱都凑不齐。我并非不想与小玲尽快地团聚，因为我不愿让她看到我在美国的现状。我想顺势让小玲在国内多呆几天，多享几天福，以便等我打工凑齐了机票费再寄去。现实的美国肯定不是她想象中的那样！

小玲获准签证后又在上海等了一个月，后来实在呆不下去了，她向最好的朋友郑筱春借了五千元人民币，自己买了机票来了。

在去餐馆的路上，我还在想，落到如此这个地步，难道是选择出国的抉择错了吗？如果我呆在国内，我会这样匆匆离开刚从万里之外飞来的妻子前去打工吗？本来我是应该好好陪着爱妻的呀！我不禁想起了出国前的一切。

记得柳青在《创业史》里说过：“一个人一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时候的几步……”

1989年的时候，我迈出了人生的紧要一步。

我想出国！

我想出国的动机很简单：寻找突破口。

我一生总在寻找突破口。

我是个思定之便笃行之的人。既然准备了要出国，那就行动。

考toefl、gre、联系学校都很顺利。

托福考了六百零三分，gre考了一千八百六十分，在当时都是高分。

联系学校后，我被六所院校录取。

然而，我却不能尽快出国，主要的问题在于一直找不到担保人身上。尽管我外婆有不少亲友在美国，无力的爱莫能助，有力的又无助人之心。就像穷人需要帮助，却少有愿意帮助的，富人谁都愿意帮助，却又不需要帮助。于是我入学的日子只能一拖再拖，从1989年冬季班拖到1990年春季班。

有一天，我无意中在报上看到美国宾州大学的终身教授杨忠道先生是自己的同乡——浙江人，特别是他曾帮助过许多青年人

留学美国。我一阵激动：何不找他试试！就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

就这样，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我提笔冒昧地给杨老写了一封信。

没想到的是，杨老竟给我回信了！

信中说，他6月2日要到天津讲学，要我到时候去见他。

我和小玲兴冲冲地按时赶到天津，下了火车也顾不上歇息，径直奔向

南开大学教授楼，忐忑不安地去与杨老见面。也许是天生有缘，也许是我的精神气质让杨老感觉到很满意，见面后不到十分钟，杨老就爽快地答应担保素昧平生的我了。这种幸运让我和小玲都感到相当吃惊！临走时，杨老还特意问了从未出过远门的小玲到没到过北京，建议我带她去北京玩一玩儿。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浑身别提多轻松了。我接受了杨老的提议，带着小玲畅畅快快地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