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节第一次离我这样近，却仿佛又那么的远，使我触摸不到。大致绕了一圈，我们来到了food court，jennifer的中国式快餐店就在这个区域，叫“zesty hunan”（可以翻译成“湖南美味”，hunan这个词儿在老美的眼里就是有点儿辣的意思）。

这个中国式的快餐店，分前台和厨房间两部分，都是流水操作。思进和jennifer负责前台接order,阿强的姐姐管饮料机，阿强只管收钱。从上午十二点到下午二点，我的任务是在前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发现菜卖掉一半儿并仍有人继续点，则必须马上去厨房让师傅炒出来，再端到前台以旧换新。在这空隙间，还要不断填满纸杯、纸盘、纸巾和塑料刀叉，以便思进和jennifer接order时随拿随有。这段时间是店里的黄金时段，可以说忙得连上厕所都不可能。这些事儿都必需在十二点之前解决。

在这个shopping mall里的food court，竞争是相当激烈的，各国的特色快餐任人挑选，有意大利的比萨、墨西哥的卷饼、美式的麦当劳汉堡、法国调料的色拉，还有我们中国菜。在我看来，中国菜到了克利夫兰，味儿也变得差不多了。什么青椒牛肉、芥蓝鸡、蘑菇鸡片、甜酸肉、左宗鸡等，全是大师傅把调味汁先打好，起个油锅，然后将菜在滚水里飞快地煮一下，再放进锅里。等到菜快要炒熟时将调味汁撒上翻炒几下，就成了。这类的中餐之所以受欢迎和具有竞争力是它既价廉物美，又具有热量低于其他快餐的优点。据统计，在美国有将近三十万家快餐店。快餐已经成为美国人快节奏生活的一种模式。

“zesty hunan”的顾客们大多是大楼里办公室的白领。男士们穿衬衫打领带，女士们着洋装，脚蹬高跟鞋，一眼扫过去，都神气十足。他们十二点左右便会陆陆续续地在柜台前排起队伍等候点菜，颇有点像以前食堂打饭的样子。也有的客人会打电话来叫外卖，这时思进就要去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务，还可以收点小费。

美国人讲究的就是效率和质量，稍有怠慢让他觉得不乐意，以后是决不会再光顾了。每天这个“机器”一转起来，阿强的收银机便成了“印钞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神经高度紧张，谁都不愿成为这部机器上的坏零件而影响它的正常运作。快、仔细和互相配合是不出错的关键。对于我这个刚刚从银行办公楼里走出来的白领来说，第一次领会了什么叫做分秒必争、时间就是金钱的含义。

jennifer是家中老大，底下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当时还都在读大学。大弟弟读的是医学院，小弟弟念的是商学院，妹妹学的是金融，只有她没有进过大学门槛。jennifer十四岁跟着妈妈从台湾南部来到美国打天下，是地地道道的台湾人。她中学一毕业就泡在了餐馆里。她对餐馆的一套管理、经营经验全是在十年的摸爬滚打中掌握的。我的全部餐馆打工经验都是她传授给我的。她教我如何包外买，如何准确叫菜。她说，这叫菜也是有点小学问的，叫多了卖不掉是浪费，叫少了就会很快卖完，造成供应的断档。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到服务的好坏和利润。

jennifer平时说话语态柔软，空闲时也会旁若无人似的对着她的阿强撒撒娇，老公老公叫个不停；一旦生意开张，她却犹如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语气镇定自若，跑前跑后不慌不忙。

临近圣诞节，柜台前的顾客比往日多了几乎一倍，这让jennifer很高兴。一天，正当顾客们有秩序地等候叫order时，一个肥肥胖胖的非裔中年妇女走近柜面，对jennifer和思进嚷嚷着说：“这甜酸肉里有一根头发，太恶心了，你们看怎么办？”前面几个顾客听到后都探头探脑的，队伍显然开始有点乱。这在美国是了不得的大事，食物里掺有头发或其他东西，生意损失点儿倒还在其次，官司一打起来没完没了，什么精神受损费，律师费等等可以让jennifer的店马上关门。只见jennifer从容不迫地接过那盘已经吃得差不多的甜酸肉，捡出那根头发仔细端详起来，然后不紧不慢地对那个女人说：“这根头发不可能是我们店里任何一名员工的，它颜色暗红并且卷曲，你看看我们会有这样的头发吗？”这个非裔妇女眼瞅着我们这一群黑头发、黑眼睛的炎黄子孙，没趣儿地离开了。

jennifer折回到厨房间后就气愤地骂开了：“这个不要脸的死黑鬼，骗吃骗到我头上来了，明明是她自己的头发，还想赖我们，差点毁了我的生意，不得好死。”她骂完了，气也出完了，又回到柜台前笑脸相迎地继续接order。大概这类事情不会是她第一次碰到，而我当时还真替她捏着一把汗呢。

我和思进在jennifer的店里每天做四个小时，下午三点以后就没事了。思进回学校上课，jennifer就常常驾车带我各处转悠。我们去的大多是shopping mall里的服装部。她总是秋风扫落叶般从衣架上横扫一遍，细胳膊细腿、瘦瘦小小的人，夹着一大堆也不管合不合适的衣裤，直冲试衣间。然后她像刚打了胜仗似的清理着战利品，慢悠悠地对着镜子和我，一款一款地轮番试起新衣来。但我很少看她带着她的战利品回家。

显然她是这里的常客，每次看她和熟识的sales girl叽里呱啦、东拉西扯地说英语，我就羡慕得什么似的。她当然感觉到了我的目光，颇得意地告诉我，她的英语全是餐馆里的客人教她的，包括骂人的“三字经”。这时的我就特别沮丧，发狠心一定要学会英语。

我们的腿逛酸了，人也感到累了，jennifer总是不忘请我喝饮料。鲜榨草莓汁是jennifer的最爱。她总是选大杯，再向店家要个小杯子，倒满以后递给我，价格比直接要二杯小的来得便宜。

在后来，当我们决定去纽约时，jennifer郑重宣布请我和思进外加店里的另一位女孩吃越南面，为我们饯行。这让我和思进特别感动。那天她开车带我们去了离我们住处挺远的一个shopping mall，越南面馆就开在里边。

我们选了个四人的火车头座。坐定后，jennifer向我们介绍说，这是克利夫兰最好的一家越南面馆，牛肉面是顶级的。可惜，我是从不吃牛肉的，害得思进也没有办法品尝。jennifer叫了一碗牛肉面和一碗鸡丝面，都是特大号的。我和思进分食那碗鸡丝面，jennifer和那个女孩分食那碗牛肉面。这里的越南面确实可口，充满了异国风味，而这样的请客方式更是以前在上海从未遇见过的。但入乡随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学会了美国人的aa制，也懂得了请客送礼不在乎礼物的本身，而在于那份心意。这比起中国人爱面子、大手大脚的送礼方式来，我更欣赏这种随意性的、不图回报的西方式礼仪。

两年后，当jennifer和阿强正式结婚生第一个女孩儿的时候，我又回了一次克利夫兰。克利夫兰已是物事人非，我俩的朋友们基本上都搬离了那座城市，去别处发展。jennifer怀里抱着个漂亮的baby，肚子里又怀上了一个，倚在新买的宅门前等我。她那张变得柔和的脸庞上，笑容里充满了为人妻、做人母的甜蜜。

吃／小玲／

留学生们的吃也是丰富多彩、形色各异的，并且都带有一些家乡的特色。我与我们的邻居程博士和小邓是在厨房里建立起友谊的。思进不善炊煮，我便常常与他们在炉台上不期而遇。

自从我进了餐馆打工，思进和我的午饭都在那儿吃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一顿晚饭。为了替我们节省钱，jennifer隔三差五地让我从餐馆里带回一些肉骨头、白菜心。她说白菜皮用来炒青椒牛肉，菜心放着到最后也是扔了。于是我就将它们拿来“废物利用”：白菜帮子用盐加个小红辣椒腌一会儿，临吃前撒点油，一盘儿辣白菜就做好了。肉骨头用汤锅放满水烧开，然后出水、去沫、放盐，慢火熬成乳白色的汤，最后再放粉丝白菜叶。这一锅热腾腾的汤能让思进食欲大增，他是喝清水冬瓜汤长大的，汤是每餐的必需。小邓就常常夸我“巧妇能为无米之炊”，我和小邓就常常在厨房里，互相夸奖着做出一桌一桌的美味佳肴来。

小邓是一个动手能力相当强的人。他能将汽车引擎的一个线圈拆了，然后再自己重新绕一个放进去，车居然还发动得挺好。这都是我亲眼所见，不然我都不敢轻易相信。因为印象中的读书人是不会对这些感兴趣的，并且他不惜花三百六十多块钱在home depot买了一套工具，朋友中只有他是例外。小邓的烹饪技术在留学生中也是“一流”的。他和程博士同样做一锅饭菜，但结果却不一样。小邓有一个装各种调味品的盒子，里边油盐酱醋甜的辣的特别齐全。他的拿手好菜是将土豆、茄子、番茄、粉丝、豆角，统统切成块儿放入锅里。因为超市里不出售带有肥油的肉，他就把特意从中国店里买来的肉放在最上面，让肥油可以慢慢地渗到最下面的蔬菜里面，大火烧好，小火慢炖，也就半个小时，他的所谓东北乱炖就做好了。为了证明这个菜的美味，小邓总是让思进尝鲜。思进是个有名的“肉菩萨”（上海话，意指爱吃肉的人），声称这每一筷子里都有着不同的惊喜，赞美那是各种蔬菜和猪肉汤汁融合成一体的佳肴。我因为不吃肉，也从未品尝过。而程博士则是将洗净的鸡和米同时放入锅，加满水烧开后放些盐，等鸡熟米开花，他的美味也做好了，过程大约也是半个小时。令我惊叹不已的是将近半年，他从未做过别的菜饭。假如临近小考和大考，他则躲进他的“小楼”，这时，我就代他看管炉子上那些吃的。每次问他考得怎么样，他都叹息没有考好，而结果却总是全班最好的。我思忖着，这程博士比思进和小邓都年长，还下过乡种过地，从工农兵大学生一直到留学读博士，若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又何以有今天的成就。后来，他讲了一个脚印的故事使我受益终身。

话说有个老和尚，让他的徒弟去外面走走，看看有没有留下自己的脚印。有一天，小和尚在外面走了一圈回来说，这大好的天，我穿着草鞋，哪里会有脚印？老和尚说，那你就等天下雨再去。这小和尚在一个大雨如注的日子从外面回来说，雨水这样大怎么会留住我的脚印？老和尚没办法，带着他的徒弟到外面，走上了一条泥泞的小路。这时，小和尚立刻顿悟了！

这个故事和孟子的话不谋而和。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形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和思进确实走上了一条留学和求职路上的泥泞小道，遥远路途，每当回头时，总看见自己的许多脚印。路上的脚印越多，我们的心里便越欣喜。回首往事，我庆幸我们的人生路上曾与这样一位良师益友为邻。

电话费／小玲／

转眼间，克利夫兰进入了深冬时节。天气阴沉沉的，一连几天都不见太阳。我的情绪也低落得随着这天气由晴转阴。一个多星期没有收到上海的来信，思进明白我是想爸妈了，就劝我打个电话缓解一下乡愁之苦。

十几年前打电话对我来说是奢侈的。那时的电话公司就只at&t一家，在全美国一枝独秀，独领风骚。打个国际长途电话到上海，第一分钟是五块三毛，接下来是每分钟一块多钱。一个三四分钟的电话加上税就要十来块，这就够我在jennifer的快餐店里跑前跑后手脚不停地做上两个多小时，这钱也足以让我痛痛快快地和思进一起吃上一打的螃蟹。哪像现在电话公司不止一家，价格不断地一路下滑，电话卡也多如牛毛，打个电话到上海不用动脑筋，任由我海阔天空地和爸妈在电话里泡上一个多小时，别提有多痛快了。

在思进读书期间，情形就不同了，电话费是我们仅次于学费和房租的一项不小的开支，我一个月最多打两次，每次三到四分钟，由思进掐好时间。我好像总是有许多话要对我妈说，可有时电话一接通，我一声“妈”叫完后，竟冲着电话筒一个劲儿地傻笑，把事先想好的话统统忘在了脑后，思进就急得不停在边上打手势，催我赶紧说话。常常是电话那端爸妈急着轮流和我说话，而我这边却语无伦次地不知是该问还是该答。最后轮到思进出场，他狠下心来拿过话筒，毫不犹豫地便“卡嚓”挂断电话，然后再冲我笑咧咧地说：“对不起，时间到了。”我虽直呼不过瘾，但这样闹哄哄的来一下子，郁闷的心情也随即开朗了起来。

一天，思进兴冲冲地回家对我说：“小玲，今天听系里的一个同学讲，长途电话若不到一分钟，at&t是不charge（收费）的，他试过。”我一想，那我们为何不“化整为零”，一个个打呢？为什么不试一下？吃了晚饭，我怂恿思进与我合作，仍然由他掐好时间。我拨通了号码，嘿，这不花钱的电话说起话来可顺溜多了，短短不到一分钟，我居然不慌不忙，清清楚楚地告诉妈妈，这个电话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