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就读的“城市学院”、中国画家陈逸飞就读的“亨特学院”、联合电脑公司老板王嘉廉就读的“皇后学院”等，就是“纽约市立大学”四年制的学院。整个cuny系统还有提供博士生课程，授予博士学位的，如graduate center。cuny由于学费相对于私立学校来说比较低廉，教育质量又不低，而且其教授学生还曾多次获诺贝尔奖，素有“穷人的哈佛”的美称。

上大学是美国穷人和新移民步入中产阶级的必经之路。穷人上大学可以申请政府补助，补助的款项包括：免学费和书杂费，发给交通费和餐饮费。视贫困程度不同，得到相应不等的补贴。我的很多同学是靠政府资助进的学校。学生暑假打工所得，在年底报税时，可以享受税务优惠。对不算穷也还未踏入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因享受不到政府资助，他们可以在读书期间申请无息贷款。待大学毕业六个月后，再支付尚未付清的贷款。无论富人还是穷人，子女的一部分学费，在年底报税时可以抵销所得税。连坐轮椅的，听力有障碍的和眼疾患者等，一视同仁都可以上大学。未婚妈妈和单亲妈妈们也不用犯愁，大学里还有托儿所，专门照顾学生们的小孩子。美国政府想尽了办法，让大多数的美国人能进学校，以壮大中产阶级的队伍。

而我们这些外国大学生，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不但什么都不可以免，学费起码高出本地人三分之一。像思进在皇后学院攻读硕士时，学费比本地人高了一倍。在纽约，凡在当地交税的外国人家庭，学费和当地人享受同等待遇。我读大学的时候，思进已经开始上班，算纳税人了。我的学费比思进做学生时要便宜一半儿还多。然而，对大多数的外国学生来说，有一个省学费的办法，就是每个学期多修一两门课。美国大学规定，一学期最多修六门课，修四门课以上，就可免去第五、六门课的学费。第六门课则必须根据gpa的好坏，来决定是否有能力一学期拿六门课。我一般都修五门课，以确保好成绩。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才大着胆子修了六门课，还好成绩都挺理想的。

读大学除了学费之外，书费也是学生的一项不小的开支。按一个学期修四五门课来算，一本书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美元，怎么样都要三四百美元的书费。我的学习条件比思进好多了，思进是约好了同学一起印书，我用的基本上都是新书。思进是“全工全读”，而我是“全读不工”。我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环境，对自己的要求就很高，最好门门课都拿a，好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付出去的昂贵学费。

我的学校二三事，得从读大学前，如何开始学英语说起。记录这段经历，主要是鼓励想学英语的朋友们，连我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不信的话，请看下面的小插曲。学校放假，我回国探亲。亲朋好友都知道我是以陪读身份来美国的。思进上班了，我的陪读打工生涯也随之结束了。他们很自然地问我在美国忙些什么，我回答在大学读会计学位。听完我的答复，他们几乎都会千篇一律地问我：“你读大学是用英语，还是用中文？”难道在美国还有用中文读大学的吗？可见在他们心目中，我出国前的英语程度了。自学英语

打工阶段往返于纽约的地铁里，我多么羡慕手捧一本英语小说，或者一份《纽约时报》，悠悠然地坐定在那儿的中国人。他们翻报纸的沙沙声，沉浸在小说故事里的专注神情，真是羡煞站在他们身边的我。我曾幻想用我的一口上海方言，来换取他们的英文。思进能说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而不太会说上海话，那时他的英文已很流利了。我曾傻里傻气地问他愿不愿意和我换。他看我为学英语焦急烦恼，急于求成的模样，说：“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天背十个英语单词，就当赚了一百美元。一年下来也为数可观了。”

靠打工赚来的钱，少得只能维持我们最低的生活水平，心里非常不平衡，总想读书拿学位多挣点钱。那时我们多缺钱啊！哪怕就是思进说的这种赚钱方法，也挺有刺激性的。刺激我学英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想成为一辈子只能生活在纽约唐人街的中国人。看不懂美国电影，不懂得欣赏百老汇歌剧，读不了英语小说报刊和杂志，你就根本无法了解和融入主流社会。每天早上一觉醒来，不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果来美国只是为了一日三餐，抛却了一切文化生活，那还有意义吗？哪怕今后我不在美国定居，学会一门语言，与人与己都将是不可估量的收获。为此，我为自己制定了一套学习方案。每天背十个单词，晚上看两小时电视。电视节目里电影、新闻，以及广告词里的生活用品和用语，都成了我学习的活教材。三年多下来，我累积了相当可观的词汇量。渐渐地，电视里的节目、马路边吹进耳边的说话声，变得悦耳动听起来。信箱里的信件、账单，以及各种广告单，不用等思进回来，我都能一一处理了。我在老板馨华的公司里，看见老美来订货，不再心里发毛，害怕和他们交流，反而总是没话找话地和他们东拉西扯。办公室的电话铃一响，我赶紧抢着接。顿时，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会听、会说、会读英语了。我那几年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为了甩掉陪读的帽子，不再成为思进的影子，为了能进学校接受新知识，实现自我价值，我开始踏着“前人”的足迹，整天抱着思进留下的托福六百分单词、英语语法书籍，做习题，练听力，准备考托福了。

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刹那，心情是复杂的。我从听不懂、说不全一句简单英语，到可以像思进那样上大学，做留学生，我付出了许多牺牲和辛勤的汗水。我牺牲了阅读中文书籍、逛商场和朋友聊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换回这么薄薄的一张纸。这张纸，为我打开了通往理想的路：做一个利己利人的专业人员。我意识到，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这仅仅是跨出了第一步。我会为另一张纸——学位证书，做出更多的努力和牺牲。读大学学位，得修满120个学分。每门课平均三个学分，一年两个学期，每次拿四门课，加上暑假允许修两门课，满打满算也需要四年才修完。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只要肯播种，就会有收获。

英语写作课

进了大学才知道，考托福，对英语阅读和听力有相当大的帮助，对写作，就看不出有多大的优势了。这是我的切身体会。根据评估的成绩，我被分配在初级英语写作班里。我当时还特别地庆幸，没有被分在比我要低一班的esl的课堂里。如果顺利，我第二个学期就可以修英语101的写作课了。这样，我也就可以选修相应的专业课，大大地加快了我累积学分的速度。中国同学在大学里最怕的不是专业课，而是英语写作课。写作课要求学生有即兴写作能力。特别是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为了提高公立大学的教学质量，规定学生修满一定的学分后，要参加统一考试。即：在三小时的时间里，阅读一篇文章，然后即兴写作。每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共有三次考试机会。如果第三次还不能过关，就毕不了业，只能算肄业了。很多中国新移民和陪读太太，放弃念大学的打算，怕的就是英语写作过不了关，拿不到学位。

我们写作课的老师叫苏珊杨（susan yong），是个金发碧眼的大美女。她高挑儿的身材，长发披肩，颀长的腿，总是穿着紧身牛仔裤。她走起路来像一阵风，金发也会跟着她的脚步有节奏地摆动飘扬。在人群里，她显得很出众。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师。第一堂课，苏珊简单地介绍了写作课的要求，然后，在黑板上刷刷刷地写了几行字。我一看，心里直发虚，这好像是作文摸底考试。心里正打着鼓，苏珊说话了：“请大家自选黑板上的一道题，写篇短文。文章要求结构严谨，语句通顺，分五个段落，少犯语法错误，写完后，从头到尾再读一遍，即：proof reading。”［我对（proof reading改错）印象深刻。在以后各种各样的写作课上，老师们走了一茬，又来了一茬，这一条proof reading却从来都是不换的。］我盯着黑板看了半天，无法确定自己究竟写哪一个题目。眼看时间不等人，就抓阄儿般地选了一个。在个把小时里完成一篇短文，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初学英语写作，还没学会用英语来思维，总是习惯先用中文想好句子，再把它翻译成英文。这样一来，往往就不知道用哪一个字合适。我对很多单词的一字多义性，尚处在一知半解的程度。考托福时死记硬背下来的词组和语法，在这紧急关头，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语法里的转折句、祈使句、条件句、从句、主动语态、被动语态等等，慌乱之下都忘了。而时间嘀嗒嘀嗒地走得飞快，我左右两边的同学们，全在和时间赛跑，手不停地写啊写的。我眼睛就这么一扫，他们的本子上，已经是累牍连篇黑压压的一大片了。我晕晕乎乎地都不知道乱涂了些什么，苏珊便开始为我们掐时间了：“还有十分钟，proof reading。”唉，考砸了。

第二天，苏珊把作文簿发还给了我们。我本子上的红杠杠和短语，显然比我的蓝笔墨还多。在我文章的结尾处，还有红笔留下的一行字，那是苏珊让我下课后去她的办公室，她有事儿和我谈。我想，这下完了，起码要降一级到esl班，那就意味着可能晚一个学期毕业，选专业课是随着英语写作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增加可选性。这不是费钱费时又费力吗！面对自己的写作本，我也确实没有信心继续下去了，这和她的要求相差太远。那节课讲的什么，我一点都听不进去。

我情绪糟糕。面对苏珊，我真有无地自容的感觉。水平这么差，简直没脸见人了。只听苏珊说：“你的文章内容不错，我能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但思维方式需要改。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能否到我教的另一个班，课时多了半小时，学生也少，加上你共九个人，我可以多花时间辅导你。你愿意吗？”我一听，想都没想，立刻应承了下来。这个建议，比我胡思乱想的结果，不知要好上多少倍。我悬着的心，放下了。

接下来的每堂课，苏珊给了我们大量的阅读文章，教我们主题思想的表达方式，帮我们分析语法结构、句子结构、段落之间的关系等。每星期必有一次即兴写作。她批改后发还的文章，都做了详细的批注。假如同学们对她给的评分不满意，可以重新写，再交上去，苏珊会给个新分数。我通常都会这样做，看自己有多少进步。三个多月循序渐进的练习过后，我们迎来了大考。

我自信满满，做了充分的准备。再说了，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进大学填表格的时候，有一栏专门是这样问的。评分时总该有些照顾吧？要不然，连问都是多余的。我平时的作业经过修改后，大多数拿b，有一回还得了个a-，相信可以拿个好成绩。想不到，成绩公布下来，我竟得了个c。我的期望和我的成绩，简直是南辕北辙。怎么说我都可以拿个b-，或者c+吧？我心存不甘，闯入了苏珊的办公室，对她说明了来由。苏珊笑眯眯地说：“如果让我把你当成外国人，我可以把你的成绩改为b。可我对你的标准和本地人一样。能力是重要的，成绩好坏是次要的。你很努力，写作水平比刚来时已有大大的提高。继续你的写作练习，愿意的话，请拿来与我分享。”

我这才意识到，不但我的写作思维是中国式的，连看问题也还保留着中国人的方式。在美国，没人把我们当成外国人。听、说、读、写英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不会，那才叫咄咄怪事。在中国就不一样，假如碰上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那准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稀罕地成了宝贝，享受的也肯定是特殊待遇。我没要求苏珊改成绩，在我那张漂亮的大学成绩单里，只有这孤零零的一个c，将永远地留在那儿。因为我不想做个特殊的人。

乔希

乔希是个犹太裔男孩，是我修“戏剧创作”（creative drama）课时的同学。他高大挺拔，有着一头略微卷曲的黑棕色头发。他话很多，说起来慢吞吞的。而且逢人就说他是读兽医的，也不管别人爱不爱听，一个劲儿地介绍这个专业怎么怎么的好。人们稍显得不耐烦，他便会眨巴着一双黑棕色的大眼睛，显得特无辜，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这表情未免和传说中精明能干的犹太人，相去甚远。为此，我很疑惑。

在课堂里，我发现老师对乔希有点儿特殊。比如，他经常提一些奇奇怪怪的可笑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很幼稚，老师却不厌其烦地回答得很详细。戏剧创作课除了戏剧理论考试，还要求学生自编自演，包括独幕剧、双人剧，以及角色众多的舞台剧。这门课，主要是培养学生们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集体主义精神，我非常喜欢。我们通常在教室里自己编个短短的小段子，当众表演，老师当场解说和评分。每当大家都各自编写短剧的时候，乔希却像个天之骄子，在老师手把手地帮助下，才倒数第一个完成了他的作业。

期中考试前的一堂课，老师在讲台上布置考题，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