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事情油滑得像一根裹了机油的轴承。没几分钟，跟那个副所长就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就差没再一同去洗桑拿了。那个人陪同我们来到了户籍科，嘱咐了一下里面一个正在工作的年轻小伙子，说是报社记者需要调查一些信息，让他配合我们的工作，就出去了。小伙子打开电脑，我们三个的脑袋凑到那闪烁的小小屏幕前，检索起来。我们查阅了所有电脑上的新资料和老资料，以期能发现姓“夏”的一家的情况，然而结果却真的不能让人满意，整个区域，姓夏的有几十乃至上百户，但不是现在都还健在，就是家里孩子数目性别不对，总之没有一家符合小雨的情况。电脑资料查完，我还是有些不死心，小伙子又帮忙从一大堆抽屉里翻看档案资料，包括所有户口被注销的人的资料。一直忙忙碌碌了三四个钟头，排查的结果还是为零。来回来去过了好几遍，我终于彻底失望了，大顺看看天气不早，拽拽我示意收工不做了。同时很会来事儿地邀请那个年轻小伙子一同去吃晚饭，由那个小伙子随意点地方，他来付费。席间，大顺较强的公关能力再一次充分发挥，吃了饭后，那个毛头小子已经张嘴闭嘴顺子哥地称呼他了。

回到旅馆，我沮丧地靠在床上看着电视，其实脑子根本就不知道在想什么。兴致勃勃地来了，以为可以发现点儿什么，以为终于可以把长久鲠在胸口的那块骨头剔除掉，却不想一下子又两眼一片黑了。

“小雨的父母具体叫什么名字？你真一点儿都不知道？”大顺咬着一根牙签儿，斜眼看着我。

我麻木地摇摇头。当时为小雨申请绿卡的时候，准备了一大堆材料，而所有的材料都是小雨自己填写的，我只在一些需要我签字和关键的信息中详细检查了一下，其他的都交给律师去审查的。那里面也许有她父母的姓名信息，但那种信息相对都太不重要了，匆匆扫两眼的我真没有太注意。何况她父母都过世十年了，那些对我们而言就更不算重要了。应该是姓夏的，感觉当时匆匆数眼中没什么反常的，如果有很大反常，我是可以注意到的。

“那你地方记对了吗？”大顺提醒我，希望我能灵光一闪，又有了新的线索。

“应该没错，我的记性你清楚的。”

大顺不再说话，轻轻叹了口气：“我去找服务小姐要点儿热水，没茶喝感觉真难受。”说着走出房门去，剩我一个人在屋里。我笑笑，知道他不过借故去门口找漂亮的接待小姐聊聊天儿罢了。男人嘛，尽管快结婚了，对路边的花还是很难做到不理不睬。不过大顺出门前那声轻叹却包含了太多的内容。

到现在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对小雨的了解真的那么少，少得近乎可怜。我一直随性、随意，甚至固执地认为爱情要的就是现在，婚姻要的就是将来。我不在乎对方的过去，哪怕她以前是个荡妇或者妓女，只要她那个时候爱我，并且真心希望跟我走过以后的岁月，就够了。但实际上，我们彼此的爱情到底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我所有不在乎的，现在却都成了致命的疑点。以至于让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我那时候的不在乎，无非是受了强烈性刺激后，大脑暂时性缺血的正常反应。而现在，我才想起去找药医治，却已经晚了。

第二天睡醒觉，大顺问我是否先回京，看看有什么别的线索再说。我犹豫了一下，跟他说想再去一次街道办，死马当活马医，也许会有什么发现。大顺没反对，他十分清楚当一个疯子固执地告诉你前面那道结实的墙不过是团棉花的时候，你让不让他撞，结果都会头破血流。但撞后头破血流毕竟心就会死了。不撞，那种头破血流就得裹带着内伤。他又陪我来到了街道办，还是昨天见的那个年轻的姑娘和六十多岁的邹大妈。

我们再一次询问这里是否曾住有姓夏的一家三口，父母生病双亡，剩下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她们互相看看，都摇头，说不记得有。我请求看看过去的资料档案，我的执著韧劲真的可以去当破案组的刑警了。街道办的人远比派出所的人要好说话很多，她们很热情地打开一个档案资料柜，告诉我里面是一些十年前的老资料，每年，街道的资料都会整理、报废或者销毁，留下来的是自认有些价值的。近几年的资料都输入到电脑中以便查找和保存，但早期的资料还都是这种档案文件形式。我们想要找什么，自己翻看吧。说完就走到一边儿去了，把空间留给了我们两个。

我和大顺把柜子里的档案拿出一部分，一份一份地翻阅，这真的是一项枯燥无趣的工作。大部分的资料在我们眼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无非是一些上面下达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条文啦，土地房屋改革的政策条例啦，以及每年人口普查和流动情况的报告。看得我上下眼皮一个劲儿打架，却又苦于找不到咖啡来提神。不知不觉到了中午时分，看看资料柜里材料也没多少了，我和大顺准备善始善终彻底看完，就赶回京去，估计又是白忙活的一天。如果这次无果，回京后，也许我需要尽快联系以前在美国为我们办绿卡的律师，看看他那里是否还存有当时填写的信息。但美国人办事效率极低，我真没有把握他们会让我等多久才能将那些信息告知我。

最后那摞资料看上去算是生动很多。那是街道历年获得市里各种奖项的表彰书以及简报，什么老干部合唱团啦，青年运动队啦……麻雀虽小，东西还挺齐全。啪！大顺在我身边把一张简报拍到桌子上，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打着哈欠，嘴里口齿不清地说着：“累死我了！看来这四所还是市里文体活动的主力啊，合唱团、舞蹈队、运动队的还什么都有，不是混个一等奖，就是前三名，影响够大的哈。我说，哥哥，你饿不饿啊？要不先吃点儿吧？”

我笑笑瞥了他一眼：“没多少了，看完吧，我们路上吃。”

“嗨！小郭啊，你们两个要不跟这里吃了吧，我们一会儿有盒饭，我给你们订两份？”邹大妈笑呵呵地在旁边打着招呼。

我想了想：“好吧，那麻烦你了，大妈，多少钱一盒啊？”我笑着问她。

“嗨！哪儿能让你们掏钱啊，是盒饭又不是大餐，你别寒碜大妈我了。”邹大妈不满意地咂着嘴。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啊，下次，您上我们那里去，我们请您去吃烤鸭。”我心存感谢地说。

“成啊。不过烤鸭算了，那东西太油啊，大妈我消化不了！”邹大妈爽快地笑着。

我转过头看看大顺，看着他手边上的资料，努努嘴：“赶紧吧，快结束了。”说话间，我的眼神落到他刚才拍到我身边的那份简报上，刹那间，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那上面有一副大黑白照片，是一群人在跳舞，中间一个女人领舞。虽然是黑白照，但人物的面庞却异常清晰，尤其中间那个领舞的女子。我见过小雨母亲的照片，真的是太像了。我迅速拿起那份简报，快速扫了眼标题和内容，没有提及姓名，只说四所蓝月舞蹈团在市红五月文艺汇演中凭一段《金蛇狂舞》独领风骚，时间是1987年5月。我几乎是狂跳着冲到那个年轻姑娘那里：“小姐，这个人是谁？现在还在吗？”

年轻姑娘凝视良久，缓缓摇着头，扭身问着邹大妈，“大妈！这个人你有印象吗？”

邹大妈走过来，带上老花镜，仔细端详了半天，缓缓说：“嗯，戴淑萍啊，当然，你一提我倒想起来了，他们一家倒是符合你的描述，家里有一个小姑娘，13岁就成孤儿了。可是，她父亲不姓夏啊，也不是病死的啊……”

被隐瞒的历史(1)

听到邹大妈这句话，我和大顺同时震惊起来，大顺也从座位上凑了过来。

“这一家子，我还是很熟悉的。父亲姓徐，叫徐强，曾经是宏达的总经理兼法人代表，很有魄力和胆识，为人也热情得很，挺受四所领导的重视呢，已经准备晋升和提拔到所里当干部了，但不知道怎么卷进了一起诈骗案里。当时上面要求进口一批紧俏特种金属材料，由宏达去做的，联系了一个外商，没想到钱出去了，货却没到，再找外商，人去楼空，立刻按诈骗报了案。上面责令详查此案。就查到徐强头上，听说那个外商是他一个老同学，他没有跟部里面领导汇报，而且经办过程中很多事情自作主张，同时发现他也收受了贿赂。当时所里、部里，还有公检部门的下来一堆人来审查这个案子。却没想审查过程中，那个徐强在某一天大家下班的时间，从院12层办公主楼上跳了下来，当时就摔死了。很惨的。”邹大妈一边说着，一边摇着头，大有往事不堪回首的味道，“当时，这可是一件大事，院里，40岁以上年纪的人应该都还有印象。”

我紧皱着眉头，继续问她：“那他女儿和老婆呢？”

“唉，更惨的就是他女儿啊，她父亲摔下来，由于头先着地，血肉模糊啊，都认不清脸的。有人通知她母亲了，但都拦住她母亲，没敢让她母亲去看那张血淋淋的面孔，实在是怕她受刺激，连尸体的认证都是别的朋友指认的。那时候一团乱，大家心思都在淑萍身上，可是却忘了那小真了，哦，就是徐唯真，他们唯一的女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夹在了人群中，看到了惨死的父亲的尸体……”

看着大妈惋惜而沉重的脸，我的脑子一阵阵发麻，像是打了麻醉一样：那是我的小雨吗？那会是我的小雨吗？

“等到把徐强都火化了，我们才注意到小真，那个女孩子，怎么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滴眼泪。她的妈妈抱着她哭，让她说话，让她哭，她就是不哭也不说话，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她曾经愤怒地摔着东西把我们这些要去看望她母亲的人挡在她家大门口。那个眼神我现在还记得，那种仇恨，在那么一个小小的姑娘身上，想起来，都让我不寒而栗……”

不寒而栗的不光是她，现在听着邹大妈讲着这过往的事情，我的手脚也慢慢开始冰冷起来。仇恨？小雨的身上竟然有着这么深切的负面情感。

邹大妈继续说道：“直到有一天，淑萍找到我们街道的另一个女同志，告诉我们她女儿从那件事情后，一直没说过话，一直没有，我们也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淑萍当时都快疯了，我们陪着她走了一家一家的

医院给她女儿治病，医生诊断是受了强刺激后导致的心因性失声。大概有快半年的时间才完全恢复。”大妈沉重地叹了口气。

“淑萍也很可怜，家里顶梁柱一死，真的境况不佳。淑萍人很漂亮，会跳舞，当时是我们街道舞蹈队的主力。以前据说也是艺校出身，没有上过大学，直接在文艺团体干过的，后来嫁给了徐强，不知道什么原因不再跳舞了，早早退出来，借助徐强的关系在四所物资科做库房主管。尽管是干文艺的出身，但她很低调，性格也偏内向，没有那么张扬，人缘还是不错的。可老公一死，一个寡妇，是非也就多起来，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谣言四起，说她生活作风不检点，又没有大学文凭，工作级别一降再降，最后给踢到四所收发室做杂务工作，工资少得可怜。唉，也挺佩服她的韧劲儿，她咬咬牙，自费念夜大，白天上班，晚上还要照顾孩子、念书，没多少日子就病倒了。经医院诊断是胰腺癌……”

“胰腺癌？！”我惊呼了起来，那是癌症中最痛苦最险恶的一种，对病人的折磨也是最残忍的。

邹大妈点点头，眼里突然有了点点潮湿：“才四十天啊，从她动完手术到去世。淑萍刚四十五岁，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胖，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当时四所给的医疗补贴太少，这种病都是很花钱的，我们发动大家捐款给她治病，刚做了一次手术，还想筹集第二次手术的费用，她人已经不在了……最后那段日子，我们几个去看过她，癌细胞已经扩散，把胃肠通道全部堵死了，吃不进，排不出，三根塑料管子啊，在淑萍的肚子上插着。她脸上勉强还在笑。我们老姐几个当时全哭出来了。淑萍就只是冲我们笑。小真那时候走过来，把我们请到病房的过道处，突然直挺挺地跪在我们面前，求我们一起去跟医院领导们说，别治了，别再治了，求求他们给她母亲一针，安乐死吧……”

邹大妈老泪纵横，而此时我的心也像被好几匹马狂野地撕扯着。如果这些是真的，小真也真的是小雨，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她独自担当和承受的是怎样一种悲壮和伤痛的回忆呢？

“唉，造孽啊，我们怎么会答应，只能劝慰她几句，回到病房，淑萍借故把小真支开，只是平静地跟我们说：‘答应我女儿吧，我能猜出她跟你们说了什么，答应她吧。’……那次以后，我没敢再去看她，每次我都鼓不起勇气去看她。没有多久，她就病故了。小真后来跟她姨妈走了，最后我见过那孩子一眼，她给了我们一个拥抱，离开的时候，我竟然看到她笑了。从她父亲死后，我没有再看见她的笑，但那天，她真的笑了。就好像一切都不再与她有关一样……”

听完大妈的讲述，我跟大顺立在那里，像两只木鸡一样。我表面上没有任何反应，但内心深处，却涌上来深深的自责，我一时还说不清那种自责来源于什么，只是感觉整个故事对我的震撼就像是唐山大

地震冲击波后疮痍满目的土地上那一条条裂开的沟壑。

“你们找她做什么